當曹新越（大坑）站上搜狐極限探索者大會的舞臺時，他先說自己有些緊張。他沒有急著把剛剛完成的珠峰速攀講成一次勝利，而是稱之為“一場關于珠峰的實驗”。

很多人最容易記住的，是一個數字：47小時。在剛剛過去的珠峰季，他和搭檔張寶龍完成了一次從大本營出發、登頂并返回大本營的速攀實踐。對于公眾而言，珠峰常常被簡化成海拔、登頂照、天氣窗口和排行榜上的時間。但在大坑的講述里，這座世界最高峰重新變得復雜起來。

47小時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數字。它背后有低氧訓練、高海拔反應、睡不著的夜晚、第一次失敗后的自我懷疑，也有在C4大風中等待的漫長白天。速攀看似追求時間，真正考驗的卻是身體適應、路線效率、后勤系統、天氣判斷和風險取舍之間的關系。

搜狐極限探索者大會所呈現的，正是山地探索中那些不容易被數字概括的部分：真正的探索不只發生在登頂照片定格的瞬間，也發生在出發之前的訓練里、下撤時的判斷里，以及一個人長期面對山時，對身體、風險和未知的重新理解。

撰文｜趙景宜

編輯｜玄天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品牌方提供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在登頂之前，山地探索已經開始。

在大坑的分享里，“47小時”不再只是一個速度結果，而是包含了低氧訓練、身體適 應、第一次撤退和第二次出發的完整過程。真正重要的，往往不是結果本身，而是結果之前那些更隱蔽的部分：如何準備，如何判斷，如何承認不足，又如何在風險面前停下來。

這種把極限拆解為訓練、技術與判斷的方式，并不只存在于珠峰。自由攀登者、攀登教練周鵬，則把它帶入了冰壁和干攀的世界。

過去二十多年里，周鵬攀巖、攀冰、干攀，也做向導和職業向導培訓。他介紹自己時說，自己是自由攀登者，想去哪爬就去哪爬；也是攀登教練，靠教練工作賺到的錢，再拿去爬山。看似很雜，但這些實踐都指向同一件事：如何讓人在垂直環境中，更穩定、更高效、更安全地移動。

早年，他在雙橋溝第一次面對直壁冰柱。后來，他開始在中國各地尋找可以攀爬的冰。太行山、雙橋溝、藏東南，那些短暫形成的冰柱、冰洞與藍冰，構成了另一種中國山地探索的路線圖。

更重要的是，周鵬一直在把個人經驗轉化為可以傳遞的方法。他直接和間接教過的攀冰者已有數千人。為了教會別人如何打鎬、踢冰、判斷冰面狀態，他不斷拆解動作和聲音，甚至可以通過鎬尖進入冰面的聲音判斷其深淺。當一個攀登者開始反復思考如何把這些細節教給別人時，攀登就不再只是個人經驗，而開始變成一種技術系統。

曾山 JONOTTO 則把這條線索拉向了更長的時間。

作為長期扎根中國山野的國際職業攀登向導，他見證了中國民間登山從極小眾走向普及的過程。上世紀90年代，他來到中國，在北大山鷹社接觸高海拔登山。那時沒有成熟的互聯網，沒有GPS，也沒有如今便利的戶外裝備供應。研究一座山在哪里、如何接近它，有時比真正開始攀登更困難。

年輕時，曾山追求更高、更難的山峰。后來，他逐漸把目光轉向路線本身，轉向那些海拔未必最高、卻擁有清晰自然線和技術挑戰的山。對他來說，一座山的吸引力不只來自海拔，也來自路線是否自然，攀登過程是否完整，以及人是否能在未知中做出恰當判斷。

今天，中國登山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裝備、交通和信息條件大幅改善，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挑戰幺妹峰、小貢嘎、貢嘎、亞美峰等更具技術性的山峰。曾山對此充滿期待，但也保留著清醒的擔憂。在他看來，中國年輕攀登者的能力正在快速提高，登山文化的建立卻需要更長時間。會攀巖，并不等于已經準備好進入復雜山地；能夠完成高難動作，也不等于懂得天氣、地貌、露營、導航、裂縫救援和高海拔適應。

他提醒，登山者首先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很多人習慣用兩天去完成一座5000米山峰，但如果給自己四五天，過程可能完全不同：可以適應海拔，可以學習技術，也可以更從容地抵達頂峰。登山不應該只是壓縮時間、追求效率的行動，它更應該是一種逐步建立起來的能力和文化。

從大坑的珠峰速攀，到周鵬的攀冰與干攀，再到曾山三十多年間對中國山峰、路線和登山文化的觀察，2026搜狐極限探索者大會把這些原本分散的山地經驗并置在同一個公共現場，也讓山地探索的復雜面被一點點打開。

登頂、完攀、速攀、開線，都只是最終呈現出來的部分。真正支撐它們的，是此前漫長的訓練、試錯、失敗、撤退、教學和判斷。

如果說個人分享讓山地探索的細節被拆解出來，那么主題論壇環節中的“垂直極限”，則把這些經驗放進了更大的公共語境里。

張清偉、周松、小牦牛、何浪、聶振綱坐在臺上。主持人何川介紹，五位嘉賓都曾入圍金冰鎬獎相關名單，合計獲得過多次最佳攀登成就獎項。對中國攀登來說，這不是一場泛泛而談的戶外分享，而更像一次由一線攀登者展開的內部討論：當山地探索開始被更多人看見，它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場論壇的主題是“從少數人的山野到被看見的時代”。“被看見”首先改變的是人的路徑。周松談到，自己剛畢業時，并不確定會不會長期留在戶外行業。他可能去做徒步、拓展，也可能進入完全不同的職業。后來，是有人看見了他的能力，把他帶進更專業的攀登現場，他才一步步成為今天的自由攀登者和向導。

小牦牛的經歷則更具地域意味。作為土生土長的雙橋溝本地人，他原本可能沿著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放牧、挖蟲草、做裝修或找一份穩定工作。接觸登山之后，他走出大山，又重新回到高山，只是這一次，他不再只是生活在山里，而是以向導和攀登者的身份重新理解它。何浪說得更日常：被看見之后，家人對他登山的理解和支持更多了。對于一個長期進山的人來說，這種來自家庭內部的理解，本身也是重要改變。

但被看見并不意味著攀登從此變成外界觀看中的個人傳奇。論壇進行到后來，幾位嘉賓反復談到的，恰恰是搭檔、信任和風險認知。

在公眾敘事里，攀登者常常被塑造成孤獨的英雄。但真實的山地行動，很少只依靠一個人的意志完成。小牦牛講到自己尋找幺妹峰搭檔時，電話打給周松，對方第二天就來了。周松則補充說，真正進入一條復雜路線前，搭檔之間必須有相近的風險認知和操作系統，有時甚至不需要太多語言，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知道對方接下來要做什么。

風險和遺憾也是論壇中繞不開的話題。何浪說，自己沒登頂的次數遠遠超過登頂的次數，失敗和遺憾本來就是登山的一部分。聶振綱回憶早年單人攀登時遇到雨水、落石和失溫，后來在野人峰腳趾斷裂后還能保持鎮定，正是因為此前的經歷讓他知道如何處理危機。

小牦牛也講到，自己早年帶隊時曾因操作不規范，在巖壁上被落石砸中，差點失控墜落。那次之后，他開始反思，也開始系統學習更正規的操作。張清偉則談到，在真正復雜的環境里，繼續向上和選擇放棄，有時都不是簡單的勇敢或退縮，而是建立在經驗、判斷和一點運氣之上的決定。

這些講述讓“被看見”變得更復雜。公眾看見的往往是登頂、完攀、獲獎和影像中的高光瞬間，但攀登者自己更清楚，真正構成一次山地行動的，是那些沒有被鏡頭完整記錄的部分：搭檔如何建立信任，風險如何被提前識別，失敗如何被消化，下一次進山又如何調整。

“垂直極限”是2026搜狐極限探索者大會三場主題論壇之一。它與隨后展開的“水域深境”“荒野遠征”，共同構成了大會對極限探索不同方向的呈現，也讓山地經驗被放進更廣闊的戶外語境中。

山地探索過去很長時間都發生在遠離人群的地方。一次攀登結束后，故事可能留在隊伍內部，經驗可能只在同行之間流轉，失敗和撤退更少被公開講述。外界最終看到的，往往是登頂照片、路線名稱和一個被壓縮后的結果。

2026搜狐極限探索者大會所做的，是把這些原本分散的經驗帶到公共現場。無論是大坑講述珠峰速攀中的實驗與撤退，周鵬拆解攀冰技術如何被訓練和傳遞，曾山回望中國登山三十多年間的變化，還是“垂直極限”論壇中關于搭檔、風險、遺憾和評價標準的討論，它們都在讓山地探索從單一的高光敘事中脫離出來。

張朝陽在會后群訪中談到，這場大會是在向那些熱愛一件事、追求一件事的人致敬，也是在形成一個社區，讓探索者之間互相看見，并通過媒體平臺被更多人看見。這個“看見”并不只是曝光。對山地運動來說，真正重要的傳播，并不是把每一次攀登都變成傳奇，而是讓更多人理解傳奇背后的準備、判斷、失敗和邊界。

因此，極限探索也不應被簡單理解為冒險。張朝陽提到一個詞：“calculated risk”。它意味著，探索者并不是無視風險，而是在專業、經驗和準備的基礎上，把風險盡可能降低，再去觸碰新的邊界。這一點，正與當天山地分享形成呼應：大坑在珠峰速攀中選擇過下撤，曾山提醒年輕攀登者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論壇嘉賓也反復談到搭檔、撤退和風險認知。真正成熟的探索，并不以危險本身為榮，而以理解風險、控制風險、尊重風險為前提。

而在大會之外，搜狐視頻關注流提供的是另一種更長期的可能。對戶外創作者和山地運動者而言，真正需要被記錄的并不只有結果，還有訓練如何發生，路線如何被理解，風險如何被判斷，失敗如何被消化，撤退為什么重要。相比一次性的曝光，持續的內容表達更有可能讓公眾理解山地探索的專業性。

從47小時的珠峰速攀，到冰壁上的技術訓練，再到未登峰和阿式攀登中的風險判斷，這些故事共同說明：山地探索從來不只是少數人走向頂峰的瞬間。它也是經驗如何被積累、被傳遞、被討論，并最終被更多人理解的過程。

當這些故事從山野走向人群，極限探索也就不再只是遠方的壯舉，而成為一種可以被看見、被記錄，也被重新理解的戶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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