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開始正視自己在奴隸貿易中的角色。接下來，它需要修復自己在加勒比地區留下的遺產“法蘭西萬歲。”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舍宮發表講話，紀念《托比拉法》通過25周年。這部法律承認奴隸制是反人類罪。講話結束時，他以這一慣常的愛國口號收尾。現場掌聲響起，來自瓜德羅普的黑人女高音歌唱家萊拉·布雷當隨后深情演唱了《馬賽曲》。而愛麗舍宮本身的建造資金，正是由一名18世紀的奴隸主巨富提供的。

我在英國布里斯托爾的辦公室里，通過參加儀式的朋友分享的視頻觀看了這一幕，心里卻生出強烈的不安。那些講話令人動容，象征意味也十分強烈。但有一個問題始終揮之不去：當法國海外領地上被奴役非洲人的后代，至今仍在承受這一制度留下的后果時，他們該如何理解這些愛國表述？法國一方面紀念并譴責那段歷史，另一方面，我們仍生活在它的延續之中。

根據法國衛生部門的數據，馬提尼克和瓜德羅普超過90%的人口體內被認為都帶有氯代酮這種有毒農藥的痕跡。這種化學物質曾被廣泛用于香蕉種植園，污染了兩座島嶼的河流、沿海水域和農業用地，預計將在環境中殘留數百年。法國加勒比地區的前列腺癌發病率也位居全球前列，研究人員仍在持續調查氯代酮暴露與多種嚴重健康問題之間的關聯。

早在1972年，法國現已撤銷的有毒產品委員會就因擔憂氯代酮的危害，建議禁止使用這種物質。馬提尼克和瓜德羅普的香蕉種植園主多次爭取到禁令豁免，使其得以一直使用到1993年。那時，法國本土早在3年前就已禁止使用這種農藥。經濟利益壓倒了公共衛生。海外領地再次被要求承受后果。

對瓜德羅普和馬提尼克的許多人來說，氯代酮丑聞不僅是一場環境災難，更是一個證據：奴隸制時期建立起來的權力結構從未真正消失。曾經維護種植園制度的那種經濟影響力高度集中，在廢奴數個世紀后，依然左右著政治決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龍宣布將就廢除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舉行議會表決。《黑人法典》是1685年頒布的法令，將法國殖民地對非洲人的奴役制度予以法典化。作為一名參與賠償正義工作的瓜德羅普人，我尤其關注這次表決。

《黑人法典》在法律上把人降格為財產，并賦予奴隸主極大的權力。盡管法國法律傳統長期宣稱自由是一項自然權利，但每當經濟利益受到牽動，殖民利益總能爭取到例外。這種矛盾在廢奴之后又延續了180年；直到5月28日，法國國民議會投票廢除該法，這部法律才終于從法典中刪除。

廢除當然重要。但我們不能把刪除一部法律遺存，誤認為它的歷史遺產也已被拆除。奴隸制制造的不平等，至今仍在塑造法國加勒比地區的經濟生活。財富和商業權力依然集中在少數幾個家族手中，而這些家族的財富往往可以追溯到殖民時代。海外領地消費者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時，通常要支付遠高于法國本土的價格，盡管他們的平均收入更低。

奴隸制曾經制造的依附結構并未消失，只是換了形式。法國的確是最早承認奴隸制屬于反人類罪的國家之一，如今也終于廢除了《黑人法典》。但象征性舉措無論多么重要，都不能替代正義。

馬克龍的講話沒有道歉。但在任何修復進程中，承認與道歉都是最重要的起點之一。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機構已經認識到這一點。在英國，多所大學、教會和金融機構已經作出道歉，并啟動賠償正義項目。在荷蘭，首相和國王都已就奴隸制正式道歉，政府也建立了專門機制，推動賠償與社會正義。

最近，法國本身也因一件事受到關注。皮埃爾·吉永·德·普蘭斯公開為自己的家族財富來源道歉。他的家族財富建立在對海地非洲人的奴役之上。他與馬提尼克活動人士迪厄多內·布特蘭共同推動成立了“奴隸制歷史后裔國際聯合會”，重點關注對話與修復。

因此，法國政府并不需要從零開始摸索模式。可供借鑒的例子已經存在。加勒比國家提出的賠償正義十點計劃，就提供了一個具有操作性的框架，把歷史承認與公共衛生、教育、經濟發展和心理康復等措施結合起來。

但第一步，首先是傾聽。瓜德羅普、馬提尼克以及其他前殖民地民眾的現實經驗，必須成為討論和行動優先事項的基礎。修復應當是什么樣，不應由巴黎代替這些前殖民地作決定。

修復要求那些從歷史不公中受益的人放下防御姿態，認真傾聽，并承認奴隸制的后果并不只屬于過去。它們今天仍清晰可見：在被污染的土地上，在不平等的經濟結構中，也在持續存在的健康差距里。

《黑人法典》或許已經從法典中消失，但它的影響仍深深嵌入土地、經濟，以及那些至今仍在承受其后果的人們身體之中。只有紀念而沒有修復，紀念就有淪為表演的風險。只有道歉而沒有行動，道歉也會顯得空洞。如果法國真要認真面對自己的殖民過去，就必須從“記住歷史”繼續走向“實施修復政策”，切實應對環境污染、公共衛生不平等、經濟權力集中，以及前殖民地居民長期承受的各種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