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在唐代書法的璀璨星河中，張旭無疑是一顆最耀眼的“癲星”。他字伯高，蘇州吳縣人，官至金吾長史，人稱“張長史”。這位仁兄，不僅字寫得好，人更“瘋”得可愛。
張旭的“瘋”，主要體現在他對草書的癡迷上。他嗜酒如命，每飲必醉，醉后便呼號狂走，提筆揮灑，甚至以頭發蘸墨書寫，因此得了個“張顛”的雅號。
他的草書，與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并稱為“三絕”，可見其藝術造詣之高。杜甫還將他與賀知章、李白等人并列為“飲中八仙”，可見其在酒桌上的地位也不容小覷。
張旭的草書，初學于張芝、二王一路，深得“二王”精髓。但他并不滿足于此，而是將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如公主與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等，都融入書法之中，創造出瀟灑磊落、變幻莫測的狂草。
他的草書，看似狂放不羈，實則字字有法，筆筆合規。正如《宣和書譜》所言：“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
說到張旭的“癲”，就不得不提他那“以發濡墨”的傳奇。據《新唐書》記載，他每每大醉，便“以頭濡墨而書”，寫出的字竟如神助，醒后自己都驚嘆不已，認為不可復得。
這“以發濡墨”的壯舉，雖有些夸張，卻生動地展現了他創作時的忘我狀態。他將滿腔的情感，都傾注于筆端，旁若無人，如醉如癡，如癲如狂。
韓愈曾這樣評價他：“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可見，張旭的草書，是他內心情感的真實寫照。
不過，這里要澄清一個誤會。張旭的“癲”，并非真的瘋癲，而是一種藝術創作時的極致狀態。他的草書，看似隨意揮灑，實則蘊含著深厚的功力和嚴謹的法度。
說到“以葉代紙”，很多人會想到懷素。懷素因家貧無紙，便種了上萬棵芭蕉樹，以蕉葉練字，其住所也被稱為“綠天庵”。他勤學苦練，寫禿的筆頭堆積如山，埋之山下，名為“筆冢”。
雖然“芭蕉練字”的主角是懷素，但張旭作為“顛張醉素”中的“顛張”，其藝術精神與懷素一脈相承。他們都追求書法的極致表達，都敢于打破常規，創造出驚世駭俗的作品。
張旭的狂草，為懷素等后世書家開辟了道路。懷素曾從顏真卿處學到張旭的筆法，因此可以說，張旭是懷素的師爺，兩人共同開創了盛唐的“狂草”時代。
張旭的草書“肥勁”，而懷素的草書“瘦硬”。黃庭堅曾評價：“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可見張旭書法的難度與獨特魅力。
張旭的代表作有《古詩四帖》《肚痛帖》等。《肚痛帖》寥寥數十字，卻將草書的情境表現發揮到了極致，筆勢奔放，變化無窮，仿佛能讓人感受到他當時的“痛”與“快”。
《古詩四帖》則是一幅長卷，書寫的是庾信和謝靈運的詩作。整幅作品一氣貫通，跌宕起伏，被譽為“神來之筆”，是書法史上數一數二的狂草杰作。
張旭不僅草書了得，楷書也頗有造詣。他的楷書名作《郎官石柱記》，筆法精詳，特為真正，可見其深厚的傳統功底。
張旭的“癲”，其實是一種對藝術的極致追求。他將生活中的點滴感悟，都化為筆下的龍飛鳳舞，創造出一個個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奇跡。
他的人格魅力，也體現在他的慷慨大方上。據說，他曾幫助一位家境貧困的鄰居，在信中寫道，只要說是他寫的，便可賣得百金。鄰居照做，果然很快售罄。
張旭的草書，不僅是書法藝術的瑰寶，更是他個人情感與生命體驗的濃縮。
這位“癲張”，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傳奇的人生經歷，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至今仍為后人所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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