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星期六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國戰區其他地點，開展戰犯調查與證據收集工作。”

“星期二 4月2日——上午11時20分抵達南京。”

“星期五 5月3日——東京審判首次開庭。被告席上的人顯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失敗者。”

1946年抵達東京時，首批調查南京大屠殺的國際檢察局成員、美國副檢察官大衛·納爾遜·薩頓，成為整個起訴鏈條中的關鍵一環。

這位來自美國弗吉尼亞州的51歲律師，在被緊急征召調查日軍暴行后，發現日方已系統性地銷毀了作戰日志，還對相關證人進行威脅恐嚇。事態緊迫，他隨即爭分奪秒展開取證工作。

1946年3月至4月，在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及秘書裘劭恒的安排陪同下，薩頓的足跡遍布上海、北平、重慶和南京，走訪了官員、傳教士、醫護人員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搜集了大批一手證詞、統計資料和照片檔案。

同年6月，薩頓再次到南京尋找出庭證人，最終帶領十余位中外證人赴東京出庭作證，同時帶回美國駐南京大使館有關日軍暴行的檔案，為這場世紀審判提交了關鍵證據。

審判任務期間，薩頓寫下6本私人筆記，詳細記述了他親赴中國搜集南京大屠殺、毒品貿易和對華經濟侵略、日軍細菌戰證據的全過程。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今年5月，這6本泛黃的原始日志，以及一份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報告，從大洋彼岸輾轉來到中國，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首次向公眾亮相。

6月10日，香港《南華早報》指出，這批檔案對外公布之際，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啟對華重要訪問的前夕；與此同時，中方呼吁銘記東京審判的歷史經驗，以此警示日本當下企圖歪曲、弱化相關歷史的行為。

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楊夏鳴教授二十年來持續搜尋薩頓的相關資料。他盛贊這批檔案的歷史意義，以及薩頓為異國人民伸張正義的執著追求。

他在南京舉辦的活動上說，“當你閱讀這些日記時，你能真切感受到檢方團隊的高效行動和他們做出的巨大個人犧牲。”

薩頓

尋得薩頓日記，看似是個意外，但又或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根據央視新聞、人民日報等報道，這批珍貴史料，由捐贈者鄒德懷于2025年11月，從美國一家專營軍事文物的網站拍賣得來。

作為親歷東京審判的檢察官，薩頓親筆日記首次對外披露，此前從未在中文世界見諸記載，是南京大屠殺檔案史檔案的重大發現。

這些法庭卷宗之外的一手親歷記錄，以第一視角完整記錄了證據獲取、證人甄選、控罪整理等關鍵過程，也飽含薩頓對日軍侵華暴行的強烈震撼與對戰爭的深刻思考。

與人們熟知的《拉貝日記》《馬吉影像》等不同，薩頓日志有其特殊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說：“如果說前者是從保護者、目擊者、受害者視角記錄的歷史，那么薩頓日志則提供了從國際司法調查者視角的完整記錄，它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這是‘執法者’與‘求證者’的第一視角。”

他進一步補充，這份日志填補了兩塊關鍵的歷史拼圖：一是取證的過程，二是未被采納或未被充分使用的罪行線索，“薩頓的原始記錄，為研究東京審判的局限性，以及日本軍國主義更廣泛的罪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線索。”

根據在中國的實地調查，薩頓構建起了審判日軍侵略罪行的“證據長城”。

他在日記里披露了侵華日軍的大規模屠殺罪行，1946年4月7日的一篇日記中寫道，“今日探訪當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戰火中被炸毀的中國基督教教堂，隨后前往長江邊一處執行大規模屠殺的地點。據稱，日軍曾在此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廠建筑亦已被徹底焚毀。”

日記中還寫道，日軍不僅允許鴉片與毒品在占領區流通交易，更通過扶植偽政權加以縱容和鼓勵，將鴉片貿易作為偽政權的財政收入來源，削弱并摧毀中國人民的健康與抵抗意志。

“這種未經修飾、直擊現場的記錄，具有任何二手文獻都無法比擬的沖擊力和說服力”，周峰表示。

薩頓日記中記載侵華日軍曾在長江邊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新華社

6本泛黃的日記，也詳盡記述了1946年至1948年間檢方團隊高強度的工作狀態。

據研究人員介紹，薩頓一行人在審訊關押于中國的日本戰犯后，常常凌晨三點才得以休息。他們馬不停蹄地輾轉上海、北京、重慶、南京四座城市，走訪了125名證人。日記還收錄了薩頓奔走各地搜集罪證時拍攝的中國多地影像，以及為南京大屠殺案出庭證人拍攝的照片。

這批公開史料中還包含一份題為《來自中國的報告：針對平民的南京暴行》的文件，長達89頁，收錄了27份中國證人的證詞，詳細陳述目擊者親歷的大規模屠殺、強奸與酷刑等日軍恐怖暴行，內容極為翔實。

這份報告是檢方舉證的關鍵材料，也確保了美方牧師約翰·馬吉等重要證人遠赴東京出庭作證。馬吉曾用影像記錄下南京大屠殺的慘狀。

據鄒德懷介紹，這是薩頓第一次來華后起草的五份報告之一，“其余四份報告的主題，則分別關注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細菌戰、鴉片與毒品貿易，以及德國與日本在中國的勾結。”

楊夏鳴進一步向《南華早報》補充說，薩頓是少數從一開始就認真對待日軍生物戰指控的西方檢察官之一。他曾在重慶會晤奧地利衛生專家羅伯特·博爾奇奇和中國科研人員，取證記錄日軍飛機在多座城市投撒沾染鼠疫病菌谷物的罪行。

日記中記載了，1946年3月至4月他與同僚在華調查取證期間，就已經觸及了日軍細菌戰罪行線索。4月16日，薩頓在東京起草關于中國的報告時，列出的第一項就是細菌戰。后來，他持續與菲律賓檢察官、中國檢察官討論日軍對華細菌戰問題，顯示檢方并未放棄對這一罪行的追究。

“從日記內容能看出，薩頓始終沒有放棄追查，”楊夏鳴說，“就在他請假返回美國照料病重母親的前幾日，他仍在研討這些罪行。”

在提交給法庭的日軍侵華罪行調查報告結尾，薩頓言辭犀利地寫下對戰爭罪責的審判態度：“這場戰爭的發起，公然違背了莊嚴的條約義務與反復作出的官方承諾；這場戰爭的實施，踐踏了一切有組織戰爭準則，其手段震驚人類良知。”

而塵封八十載的日記原件重現天日，也讓歷史的坐標被拉回到東京審判的起點。

回望那場規模空前的歷史性審判，11國司法力量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共開庭800多次、出庭證人達400多名，書面證人700多名、受理證據4300多件，判決書長達1200多頁。

最終，法庭以海量鐵證和嚴謹法理，判定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嚴重違反國際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亞洲多國犯下的累累罪行，判處東條英機等25名甲級戰犯絞刑、徒刑，駁斥所謂“勝利者審判”“自衛戰爭”“事后立法”等謬論。

而今，令人憤慨的是，面對東京審判歷史定論和鐵證如山，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定、極盡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向日本社會灌輸錯誤歷史觀，企圖為軍國主義翻案。

國際治理創新中心資深研究員埃納爾·唐恩認為，東京審判最終未能實現“完全的正義”：一方面是因為日本的戰爭罪行數量極為龐大；另一方面，日軍有組織地銷毀書證，令檢方不堪重負。

唐恩表示，盡管在1945年至1946年間調查了近9.6萬起戰爭罪行個案，但由于人手不足、資源匱乏，法律團隊最終僅整理完成650份證人證詞。受繁雜的官僚流程掣肘，近十萬樁有案可查的暴行最終未能得到追責。

他補充道，政治因素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制度性失敗：美國為換取相關研究數據，不僅決定免予起訴日本天皇，還豁免了731部隊等生物戰策劃者與研究人員的罪責。正是因為審判草草收尾、人為刻意掩蓋罪行，致使日本沒能像德國那樣完成歷史反思。

“日本至今仍未能正視并反省戰時歷史。”他強調，靖國神社“拜鬼”、歷史教科書篡改問題，再加上日本與中韓兩國持續存在的領土爭端，這些當下的矛盾根源，都在于當年對戰犯追責的不徹底。

去年年底，日本新一屆政府上臺后在對華關系的一系列問題上表現消極，招致中方強有力反制。

6月9日，對于日媒稱美方請求中國恢復對日本的稀土出口，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回應表示，具體情況建議向中方的主管部門了解。需要強調的是，中方依法依規針對所有兩用物項禁止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軍事化”和擁核的企圖。

“一個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的國家，有沒有資格在國際場合大談防務合作？能不能贏得國際社會，尤其是曾經被它侵略過的亞洲國家的信任？我深表懷疑。”不久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專家學者代表團團長、國防大學孟祥青教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的這番發言依舊振聾發聵。

正如其所言，東京審判把日本軍國主義的滔天罪行永遠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也奠定了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宣揚錯誤二戰史觀，妄圖挑戰東京審判定論，為侵略歷史翻案，甚至已經做出實際行動突破戰后和平體制約束。

“殷鑒不遠，今天的世界又處在新的十字路口，我們必須警惕任何軍國主義思潮借機復活，切實維護二戰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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