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位初期，推行選官制度與官僚體系的改革：由文官集團逐漸替代軍功集團，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完善監察制度，改革的整體方向指向權力的進一步集中。在這樣的改革背景下，漢武帝可以調動足夠的資源對外作戰。在漢武帝在位的五十余年中，影響重大的事件最主要就是對匈奴的戰爭。本章我們要探討的就是漢武帝決戰漠北。而漢武帝的國家統合策略，也開始逐漸轉變為以戰爭為中心，也就是國家政策、資源配置，都以支撐戰爭消耗、保證戰爭勝利為核心。這甚至影響到了用人，乃至繼承人的選擇，并最終成為巫蠱之禍的導火索。

馬邑之謀

漢匈全面開戰之前，有一場既定的“偶發事件”——“馬邑之謀”。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人再次向漢武帝請求和親。所謂和親，實際內容相當屈辱：匈奴不僅想迎娶漢家公主，還索要不菲的陪嫁財貨。此時漢武帝二十多歲，血氣方剛。邊吏出身、有長期邊疆工作經歷的大行令（司掌外交事務的官員）王恢對和親提出反對意見。王恢認為：匈奴反復無常，和親只能維系暫時和平，不出幾年必再犯境。盡管如此，漢武帝仍然堅持此次和親。

漢武帝經歷東甌之役的時候，內心深處已經有了一個“大有為”的理想。此時漢武帝雖然派人和親，但實際已在謀劃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問題。漢武帝對此早有計劃，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漢武帝就已經派張騫出使大月氏，希望聯合匈奴的敵人一同抗擊匈奴。

建元六年，漢武帝任命素有邊疆戍守經驗的兩位老將程不識、李廣為東西宮衛尉，程不識任長樂衛尉，李廣任未央衛尉。衛尉為九卿之一，負責統率衛士，司職皇帝身邊的宮禁守衛。二人在皇帝身邊侍衛，便于漢武帝進一步了解匈奴。次年，武帝任命李廣為驍騎將軍，駐扎云中；任命程不識為車騎將軍，駐扎雁門。云中、雁門均處北邊，二人職責為防備匈奴入侵。

此次和親之后，王恢建議漢武帝對匈奴主動出擊，并且在元光二年（前133年）提出一個很周密的計劃。在漢匈邊境上，一直活動著跟匈奴人做生意的商人，其中有一年長者叫聶壹（人稱“聶翁壹”）。這個計劃就是，由聶壹出面以貿易為名義，誘使匈奴單于來進攻漢朝邊塞中心城市——馬邑，待匈奴軍隊入塞后一舉殲敵。

匈奴單于貪戀馬邑城中的財寶和貨物，聽信了聶壹的話，率兵十萬騎突入漢朝邊境的武州塞（今山西大同附近，云岡石窟所在地）。此時，漢朝護軍將軍韓安國在馬邑城外的山谷埋伏三十余萬的軍隊，準備待匈奴單于深入此地后合圍匈奴大軍。

但是等匈奴大軍進入漢朝的邊塞，離馬邑僅有一百里地的時候，匈奴單于發現大批牛羊散落在草原上，卻沒有一個放牧的人。于是，單于心生疑竇，就攻占了附近一個亭（小聚落單位），逮捕了雁門都尉下屬的一個守亭小吏。單于從屬吏口中得知漢朝在馬邑附近準備伏擊，不禁大驚，迅速率兵退走。這便是“馬邑之謀”的全過程。

大行令王恢原計劃在匈奴中計后負責出代郡進攻匈奴輜重，但伏擊未成，又畏匈奴兵多，于是沒有主動追擊，導致這場大規模的伏擊戰徹底落空。漢武帝以王恢獻計卻未執行為由，將其誅殺。“自是之后，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漢邊，不可勝數。”（《漢書·匈奴傳》）

“馬邑之謀”雖然未能成功，卻具有標志性意義：漢朝自“白登之圍”之后，對匈奴始終是防守、妥協的姿態，而從“馬邑之謀”開始，漢朝面對匈奴的姿態徹底轉變，主動采取了攻勢，全面的漢匈之戰即將拉開帷幕。

“馬邑之謀”之后五年間，雖然匈奴與漢朝上層統治者之間關系緊張，但匈奴民眾生活上仍需漢朝的手工業品，漢人也同樣需要匈奴的馬、牲畜、皮革等，所以對于沿長城一帶的普通百姓來說，匈奴與漢朝之間依然存在貿易往來。

元光六年（前129年），漢武帝即位第十二年，下定決心對匈奴展開出擊，派出衛青、公孫賀、公孫敖、李廣四將軍出塞，主動進攻匈奴，史稱“龍城之戰”。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這是漢朝與匈奴作戰的第一次標志性勝利。在此之前，匈奴人時常犯漢邊郡，掠走無數百姓，甚至殺害太守，而衛青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將領，一次就斬獲匈奴七百首級，且直搗龍城，標志著漢朝在與匈奴的戰爭中具備了戰而勝之的能力，與以往的對戰結局有霄壤之別。

此戰，公孫賀出云中，一路上沒有遇到匈奴的軍隊，無功而返。公孫敖出代郡，為匈奴所敗，損兵折將七千人。李廣出雁門，同樣戰敗，被俘后半路逃回長安，此事跡可見《史記·李將軍列傳》。看到四位將軍與匈奴的交戰結果，漢武帝敏銳地發現衛青出類拔萃，能堪大用。

到了冬天，匈奴又報復性地以數千人侵擾北邊各郡，尤以漁陽郡受侵擾最甚。次年，匈奴擴大入侵規模，以兩萬多人攻遼西郡，殺遼西太守，擄掠遼西百姓兩千多人。匈奴人又擊潰漁陽太守部，轉侵雁門郡，掠殺千余人。也就是說，四將軍擊匈奴的軍事行動，招致匈奴對漢朝整個北部邊境線上各個防御據點的報復性侵擾。雙方都箭在弦上，全面開戰已不可避免。

有個問題，我一直存疑：在漢匈之戰開始時，漢武帝以及整個漢朝的精英集團有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消耗巨大、曠日持久，漢朝將為之付出巨大政治代價的戰爭？

決戰開始

漢匈之間全面開戰已經不可避免，既然要打，那就要集中力量打到底。元朔元年（前128年），漢武帝派衛青率三萬騎出雁門攻匈奴，此次出擊斬獲敵人數千。

元朔二年（前127年），衛青再次從云中出發，沿著陰山以南的黃河向西出擊，從云中郡向西一直打到高闕塞，再從高闕迂回向南打到隴西，擊潰匈奴的樓煩王、白羊王，收復河南地（秦末淪陷的黃河河套地區）。此役斬獲匈奴首級數千，繳獲羊上百萬只。此戰史稱“河南之戰”。

這一仗勝利之后，漢朝已經恢復了當年蒙恬北筑長城的邊界線，“因河而為固”——以黃河和陰山作為漢朝和匈奴的邊界。漢朝的首都長安原本缺乏戰略縱深，直面盤踞河南地的匈奴威脅，很難抵御北面敵軍的進攻。河南之戰的重要意義在于，自秦末以來丟失了七八十年的河南地被漢朝收復，這種危險就解除了。

河南之戰的勝利也是漢朝第一次從匈奴手中收復原有的疆土。漢武帝在河南地設置了朔方郡、五原郡。朔方郡治朔方，五原郡治九原，均在今內蒙古河套平原一帶。漢武帝還移民十余萬人到朔方、五原駐守邊疆。

元朔三年（前126年），即河南之戰次年，在位三十余年的匈奴老單于軍臣單于去世，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即伊稚斜單于。伊稚斜攻破軍臣單于子於單，於單南逃降漢，被封為涉安侯，數月后病死。

伊稚斜在位十余年，恰值漢匈戰略決戰期。與漢軍雙璧衛青、霍去病鏖戰十余年的伊稚斜，對于匈奴人來講是一位英雄，繼承了其祖輩的血性和勇武。伊稚斜在即位當年就率領數萬騎兵侵入代郡，殺代郡太守，劫掠千余人；同年秋又犯雁門郡，再掠千余人。伊稚斜單于有著不遜色于先輩的兇狠，這也是其能與武帝君臣周旋十余年的原因。

元朔四年（前125年），伊稚斜又以三路各三萬騎犯代郡、定襄、上郡，每郡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匈奴王庭坐北朝南，以東為左賢王，以西為右賢王）怨恨漢朝奪取河南地、筑朔方城，對朔方多次侵擾，殺掠官民頗多。然而匈奴不曾預料到，殺掠的星火一點，漢朝反攻匈奴的決心將成燎原之勢。伊稚斜單于繼位后，漢匈一決雌雄的態勢愈發明晰，雙方都已是不死不休。

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令車騎將軍衛青領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四將軍，率軍十余萬出朔方郡高厥塞，奔襲右賢王部；同時派李息、張次公二將出右北平，牽制左賢王部。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來，飲酒大醉，結果漢軍出塞六七百里，連夜圍困住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半夜被圍，大驚，倉皇脫身逃走，部分精騎隨其遠遁；漢軍俘虜右賢王所部軍隊、民眾一萬五千多人，裨將、小王十幾人。此番出擊之迅捷，將右賢王打得措手不及。當年秋天，匈奴再次攻入代郡，殺代郡都尉，劫掠千余人，以示報復。

元朔六年（前123年），漢武帝繼續派衛青領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六將軍，率十余萬騎兩次北出定襄郡數百里，追擊匈奴，前后誅殺匈奴軍士一萬九千余人。漢軍損失兩位將軍、三千多騎兵。但衛青等將以損失三千多騎之代價，使得匈奴損失精銳軍隊一萬九千多人，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勝仗。

元朔五年至元朔六年，漢武帝派衛青三次主動出擊，統稱“漠南之戰”。戰后，伊稚斜單于采納漢軍降將翕侯趙信之策，“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向北遠撤，誘漢軍疲敝后再擊，不靠近邊塞。匈奴對漢朝北境的侵擾不再如以往頻繁，漢朝開始在漢匈戰爭中轉向戰略主動。

漠南之戰中，一名十七八歲的青年將領脫穎而出。此人就是日后在草原叱咤風云的一代名將——剽姚校尉霍去病。

冠軍侯

霍去病此人，身世很有意思。他的母親是衛子夫、衛青的姐姐衛少兒。一次，一個叫霍仲孺的小官吏到平陽侯家服徭役，與衛少兒發生關系，于是就有了霍去病。霍去病從小就被衛家人養育。霍仲孺回到自己家中又娶妻生子，兒子就是昭、宣兩朝的權臣霍光。因此，霍光是霍去病同父異母的弟弟，跟衛氏家族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

衛子夫為皇后，霍去病以衛皇后姊子的身份任侍中。漠南之戰中，年輕的霍去病跟隨舅舅衛青出征，衛青想試試外甥有無才能，給了他八百精銳騎兵，霍去病就以此八百人縱橫草原，出大軍數百里外，立下大功。此戰后，漢武帝發現了霍去病的軍事才能。根據《史記》記載，霍去病作為剽姚校尉，領八百騎兵斬首捕虜兩千零二十八人，其中包括匈奴相國、當戶，還斬殺了單于祖父輩的人物籍若侯產，俘獲單于的叔父羅姑比。單論軍功，此戰霍去病獨占鰲頭。漢武帝為表彰霍去病之功，以二千五百戶封霍去病為冠軍侯。顯然這里的冠軍不是地名，乃特別褒獎之意。

衛青在河南、漠南兩戰之后，軍功已冠絕朝野。漢武帝為防其功高震主，需要一個新銳的統帥來繼續推進對匈作戰。霍去病用兵之道飄忽靈動，或能改變傳統的戰法，給漢匈之戰提供一個新的契機。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皇帝任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率一萬多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斬獲匈奴首級八千余，繳獲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霍去病的進攻方向是從隴西出，自東南往西北方向推進。同年夏，霍去病又出隴西、北地郡，長途奔襲兩千里，自正北方向繞過居延澤，迂回進攻祁連山。此時匈奴人正在漢朝的代郡、雁門郡殺掠，霍去病則南北夾擊，對匈奴人在河西走廊上的據點進行猛烈的攻擊。此戰，霍去病斬獲匈奴首級三萬余。這一系列戰事結束之時，匈奴人的勢力已經被驅逐出河西走廊了。此即“河西之戰”。

放眼整個中國古代軍事史，河西之戰都稱得上是經典戰例。霍去病部士兵不攜帶大批輜重，充分利用輕騎兵的高機動性，在很短的時間內，以閃電戰的方式尋找并擊潰敵軍，之后在敵軍營地獲得補給，休整完畢后繼續快速奔襲。《漢書·衛青霍去病傳》中說霍去病“取食于敵”，指的就是從敵人營地獲取輜重。武俠小說中常言“天下功夫唯快不破”，戰爭中實際上也是如此。兵貴神速，霍去病的閃電戰法和舅舅衛青那種穩扎穩打、步步推進的打法是有區別的，有鮮明的個人特色。

河西之戰結束后，漢匈之間的整體局勢就發生了變化。河南之戰，漢朝收復河南地，長安北面的危機解除。漠南之戰，衛青逐右賢王以斷匈奴右臂，匈奴被截成兩段。河西走廊原本也不是匈奴的土地，本來生活在這里的是月氏人、烏孫人。由于匈奴搶占河西走廊的土地，月氏、烏孫被迫向西遷徙，烏孫人遷到如今新疆伊犁一帶。而河西之戰，霍去病清除了河西走廊的匈奴勢力，自黃河以西一直到河西走廊南邊的祁連山下，再也沒有匈奴人的據點了，漢朝關中地區西部的危機解除了。過去的漢朝，長安以西、以北，兩面都有匈奴勢力，可以說腹背受敵。河西之戰結束后，徹底解除了漢朝都城長安所受的威脅。

此戰結束后，匈奴人也頗顯落寞。民歌云：“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漢書·匈奴傳上》載：“于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漢武帝把關東的百姓遷到這些地方，北部邊疆的戍卒也可以減少了。過去要在長城沿線各塞駐扎戍卒，從內地征百姓去守衛，現在這些地方已成漢土，將百姓遷移到這些地方定居，就可以為漢朝守衛邊疆。攻占河西走廊之后不久，漢朝在此設置河西四郡，自黃河上游往西北，依次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中心城市就在武威郡的姑臧縣，該地又被稱為涼州（漢代涼州刺史的駐地）。

涼州之地，在兩千多年前，尤其是東漢以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是保存中原文化的重要據點。涼州城的規制仿照漢洛陽城，后世北魏建設都城之時，亦參考涼州、建康和洛陽舊城的規制布局。西晉末永嘉之亂時，長安有歌謠：“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晉書·張軌傳》）關中百姓飽受戰亂，涼州百姓卻可以暫時遠離戰爭，坐看天下變化，史稱“崎嶇僻陋，無忘本朝”。誰也不曾想到，漢武帝一場開疆拓土的對外征戰，為后世中華文明在西北邊陲留下了一支孤單的血脈。

河西之戰后，漢匈雙方都明白，最后的決戰就要到來了。到了要徹底清算的時候。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派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領五萬騎兵，帶著官、私馬十四萬匹，分兩路出塞擊匈奴：衛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咸約絕幕擊匈奴”（《漢書·匈奴傳》）。此戰目的，就是尋找到匈奴軍隊的主力，并一舉殲滅之。漢武帝重點提拔霍去病，在得知匈奴主力部隊和王庭位置時，還特意讓衛青和霍去病調換了行軍路線。出塞千余里后，匈奴單于聽信趙信的謀劃：“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意思是：把輜重運到后方，將精銳軍隊安置在大漠以北的高原上，以逸待勞，準備迎戰漢軍。

衛青的戰法同樣有特色。衛青以武剛車（一種帶甲的戰車）圍成一個環，將主力軍隊護在其中，然后派出精銳騎兵向匈奴軍隊發起正面沖擊。這樣鏖戰了一天時間，時至傍晚，草原上起風沙，能見度降低。衛青便令兩翼騎兵從左右合圍單于。單于自忖已經打不贏漢軍了，悄悄帶著數百精壯騎兵從漢軍西北角突圍遁走。衛青部追擊匈奴軍隊，一直追到窴顏山趙信城，把單于的糧草輜重或搬走或焚毀，斬殺俘虜敵軍共計一萬九千余人。此前漠南之戰，右賢王被衛青擊潰，這次則是單于被衛青擊敗遠遁。當然，也就是這一戰，前將軍李廣因失道貽誤戰機，自殺身亡。

原本預定要進攻單于部的霍去病，出代郡兩千余里卻沒有遭遇單于，反而遭遇匈奴左賢王部。匈奴軍隊在霍去病軍面前不堪一擊，左賢王部將領皆遁走，霍去病一戰斬首、俘虜匈奴共計七萬余人。這七萬人不僅包括老百姓，還包括匈奴左賢王部的主力軍隊。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振旅而還。

自開國至衛青和霍去病出塞，漢朝對匈奴從未有此大勝。此即“漠北之戰”。《史記·匈奴列傳》載：“是后匈奴遠遁，而幕（漠）南無王庭。”漠北之戰結束后，黃河以北、大漠之南，再也沒有匈奴的勢力了。此后，漢朝從朔方一直到令居，可以開溝渠、置屯田，漢朝逐漸和西域聯通往來，這都是漠北之戰帶來的影響。

每每讀史書至此，都會感慨萬千，不禁垂淚。衛青和霍去病出征之時，長城邊上的守關官吏清查出塞官、私馬，一共十四萬匹，可此戰結束，班師回朝，進長城的馬匹不足三萬。可以說，漢朝為了打贏漢匈戰爭，馬匹作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基本上已經消耗殆盡。從此以后，漢朝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再主動進攻匈奴，雙方再次回歸相對和平的狀態。

漠北之戰結束后兩年，也就是元狩六年（前117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去世，年僅二十四歲。《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有這樣一段關于霍去病的記述：

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赍數十乘，既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

我們不苛責古人。一位少年，因緣際會立下不世功業，既為時勢所成就，亦因天資稟賦，堪稱一代神將。霍去病的謚號是冠軍景桓侯，根據《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景桓是兼具“武”與“廣地”之意的美譽。

霍去病墓

胡漢異勢

“漠北之戰”時，霍去病正值“弱冠之年”。用今天的話語來說，此戰是其最為完美的“畢業設計”。

就在霍去病去世之后三年，即元鼎三年（前114年），伊稚斜單于也死了。伊稚斜單于在位的十三年，恰是漢匈決戰的十三年。也正是這十三年間，漢朝跟匈奴的關系最終實現了易置。

自開國以來，匈奴一直是漢朝的心腹之患。衛青和霍去病統率漢朝軍隊持續作戰十余年，經歷河南、漠南、河西和漠北四次大規模戰役，漢匈形勢已經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所謂“攻守之勢異也”。

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漢武帝昭告天下：“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他親率大軍巡北邊：自云陽北上，歷上郡、西河、五原諸郡，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威震匈奴。漢武帝在長城邊舉行盛大的閱兵禮，這場塞上大閱兵，是對漢匈之戰勝利的初步宣示，也是匈奴作為草原族群由盛轉衰的重要標志。

霍去病去世之后十一年，即元封五年（前106年），衛青病故。帝國雙璧相繼離世，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漢朝跟匈奴再無大規模戰事，關系總體趨于平穩。一方面，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得漢朝沒有力量組織更大規模的進攻；另一方面，匈奴國力衰弱，雖不時擾邊，卻難改大局。且匈奴因單于更替頻繁，失去了真正有號召力的權威。

太初四年（前101年），匈奴新單于即位，即且鞮侯單于。此時，漢朝征伐大宛，威震外國，漢武帝意欲再次震懾匈奴，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剛剛即位，害怕漢朝發動大規模進攻，“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于漢”。且鞮侯單于竟然對漢朝的使者說：“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書·匈奴傳》）大意是，漢朝天子已經是我的父親一輩的人了，我沒有怨恨（望）他的意思了。

漢匈之戰的主要起因是匈奴對漢朝不斷侵擾，然而這又與其游牧民族的特性密不可分。為了打贏這場戰爭，漢朝傾舉國之力，進行了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如若不勝，漢朝的國運極有可能發生轉折，中華民族的命運也會與今天大不相同。

但戰爭是殘酷的，尤其是對于雙方百姓都是災難性的。漢武帝晚年與匈奴重開戰火，使得本已經被摧殘到瀕臨破產的普通百姓的處境雪上加霜。按照西漢中后期的說法，漢武帝時代因為興作太盛、征發太繁，編戶齊民的數量減半，代價可以說相當慘重。這也對后世有著相當大的啟示。

漢宣帝時代，長信少府夏侯勝曾明確反對為漢武帝設立“廟樂”，他在奏議中說：“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漢書·夏侯勝傳》）這是當時的文教精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戰爭創傷，記憶深刻。

霍去病墓前石刻馬踏匈奴

在農耕時代，戰爭的傷害到底有多大？

西漢末年，王莽欲對匈奴開戰，有對匈作戰經驗的大臣嚴尤給他算了一筆賬：假設一名士卒出征三百天，要帶十八斛的糧食，人力不能勝任，必須用牛運糧。一頭牛運糧三百天，自身就要耗費二十斛糧食，需要運輸的糧食重量因此增加。匈奴地界，多戈壁鹽堿，很少有水草豐美之地。出征不到一百天，牛大概率要死在塞外，剩的糧食或許還很多，單憑人力背不動，只能丟棄。

一頭牛，數十斛糧食，可能就是一名士兵的大部分財產。漢朝人如此形容漢匈之戰：成年男性在前線浴血奮戰，婦女兒童在后方源源不斷地運輸糧餉到邊疆，天下為之騷動。因此，漢匈之戰的勝利，實則是慘勝，漢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為代價，換回了這場勝利。

漢匈之戰的意義雖重大，但后世歷代統治者也從中吸取了教訓：發動戰爭時，要考慮到生產力并不發達的農業社會是否足以支撐，是否會傷害百姓，社會承載的臨界點在哪。歷史評價不在“為”與“不為”，而在這兩者之間的度該如何把握，“過猶不及”的古訓當時刻提醒人們，“從容中道”何其難也。

最后，漢匈之戰后，中國的疆域版圖發生巨大變化，以長城為北境的農耕區通過河西走廊，連通西域地區。而這個版圖也成為后世中原王朝的常規版圖。漢宣帝時代，老將趙充國（漢武帝時代曾隨從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說：“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漢書·趙充國傳》）東起遼東，西至敦煌的北部邊境線，成了后世中原王朝固守的國界線。

我常說，秦漢帝國為古代中國封建王朝奠定了一個基本框架。“居中馭外”的基本格局，便是在漢武帝時代定型的。

清代人王曇（字仲瞿，浙江秀水人，乾隆末舉人）有一組《漢武帝茂陵》詩，他對漢武帝的功業是歌頌和支持的，其中第三首寫道：

西域河沙古未開，牦牛徼堠接輪臺。

掃空瀚海長城外，斷得匈奴右臂來。

和議終非中國計，窮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書生見，難與英雄靖九垓。

前四句固然是歌頌功業，而后四句是確評還是反諷呢？畢竟《禮記·學記》中言：“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漢武帝的功業是否“難以為繼”，值得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漢匈戰爭期間，漢朝為了打贏這場戰爭，在經濟政策上多有調整應變，以填補對外戰爭帶來的巨大財政赤字。

（本文摘自武黎嵩著《轉軌：漢武帝和他的大變革時代》，天地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武黎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