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丨漫天雪

在米塞斯的巨著《人的行為》中，有許多短章專題，在論述完經濟學原理后，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流行的謬見予以解讀。這些專題都精彩紛呈，表現了米塞斯對歷史經緯信手拈來、并嫻熟運用經濟學理論進行歷史重構的超凡能力。

例如在《干預價格結構》一章之后，有一個專題是《淺論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對羅馬帝國衰亡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全新的經濟學解讀。

他講道，羅馬帝國本來是一個高度繁榮的經濟體，帝國內部形成了一個廣泛的勞動分工和交換網絡，城市與鄉村之間互通有無，造福了國內所有民眾。但是到了羅馬帝國后期，面對國際國內的形勢變化，當局違背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實行了嚴苛的價格管制政策。

我們知道，價格管制將打擊生產、刺激需求，人為制造短缺。它讓生產糧食無利可圖，糧食在城市變得高度稀缺。這時候，帝國會將這種短缺歸罪于貪婪的商人和人們的奢靡，以轉移矛盾和視線。

而為了緩解這種局面，帝國當局的干預遞增效應出現，開始對糧食消費實行配給制，實際上就是將糧食國有化，“憑票供應”。

緊接著，帝國要供養更多的官僚集團和軍事集團，而增稅在政治上風險極大，于是采取通貨膨脹的政策。

通貨膨脹不但實現了財富的轉移，扭曲了生產結構，而且造成價格飆升。然而另一邊，又是嚴酷的價格管制，不準漲價。那么，這種價格管制越是被嚴格執行，物資就越是稀缺，人們就越是絕望，徹底消滅了糧食的集約化生產和交換。

人們由此紛紛逃離城市，轉移到鄉村，高度勞動分工的社會體系瓦解，變成了自給自足的落后經濟模式，只為自己生產，并開始手搓各種手工制品。生產是消費的前提，當糧食生產下降，也就沒有什么可以與城市的工業品交換，于是城市工業也急速衰落。

就這樣，整個帝國的經濟崩潰了，由此它的財政和軍事力量也崩潰了。

米塞斯總結道：這個了不起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淪于消亡，原因在于它沒有調整道德律和法律體系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一個社會秩序，如果它正常運作所要求的那些行為遭到道德標準排斥，被該國法律宣布為非法，并且遭到法庭和警察機關當作罪犯起訴和拘捕，那么注定消亡。

導致羅馬帝國衰落和羅馬文明腐朽的原因，是這個經濟相互關聯網的崩潰，而不是野蠻民族的入侵；這些外來侵略者只不過利用帝國內部衰弱所提供的機會罷了。

歷史不會說話，歷史需要一種理論代言。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歷史。理論在邏輯和時序上都先于歷史而存在。一個歷史學家，如果他的武器庫中沒有經濟學這個終極武器，他所記述的歷史要么是帝王家書，要么就是政治宣傳。

這就是經濟學的解釋力。

最近讀查爾斯·亞當斯的專著《善與惡：稅收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進一步補全了米塞斯白描式寥寥數語勾勒出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作者通過大量歷史考證，進一步印證了經濟學理論的正確性，豐富了歷史圖景，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觀點。

亞當斯是米塞斯學院的兼職研究員。他從稅收切入，解讀歷史，把歷史重構為一場統治階層想方設法掠奪民眾財富，民眾不斷反抗稅收的進程。他嚴厲譴責橫征暴斂和“包稅人”制度，開宗明義地把稅收比作搶劫。他的整個觀點都是非常自由化的。

關于羅馬帝國的衰亡，我總結他的書中主要論述了以下原因，都是對米塞斯的簡略論述的有益補充：

1、稅收壓迫。

在奧古斯都和“七個好皇帝”期間，羅馬帝國實行的是低稅制度。他們開征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遺產稅，稅率為5%，但是只要把遺產留給自己的配偶和子女，那就免稅或者更低的稅率。這有利于家庭財產關系的傳承和維護家庭親情紐帶，促進了資本積累。

到公元2世紀，羅馬最后一個好皇帝是馬爾庫斯·奧列里烏斯。在國庫空虛時，他沒有增加稅收，而是拍賣自己的私人財富支付政府運轉費用。他選派顧問去各省說服當地要少花錢、少征稅。他與多瑙河沿岸部落締結和平條約，授予他們免于繳納羅馬稅收的特權。馬爾庫斯接受了“野蠻人”的請求：稅收是對他們自由的公然侵犯。

當士兵想要額外的報酬時，他做出了著名的回答：你所得到的超過通常標準的任何報酬，都不過是從你的父母和親戚那里壓榨的血汗錢。

到了3世紀，戴里克先上臺，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帝國，徹底扭轉了羅馬帝國的低稅模式。

他采取野蠻而武斷的土地稅模式，按照土地的"軛”來定稅，分一二三級。一軛是12.5英畝一級土地，25英畝二級土地，37.5英畝三級土地。可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土地的分類標準是什么，完全是帝國官員根據要花多少錢而定。

這產生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政府預算”：羅馬行政官員每年提交未來一年的稅收總需求，總需求將平均分配到帝國的稅收單位上。

沒有人會知道他應當繳納的稅款是多少。對于國家而言，執行變成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稅款必須征收，否則士兵就叛亂，隨之搶劫農民。于是戴里克先下令，逃稅者死刑，收不上來這么多預算內的稅收的征稅官員，也是死刑！

巨大的稅收核定工作量產生了可怕的官僚機構，稅務官員的數量甚至超過了納稅人。為了支撐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稅收成倍增加。

人們紛紛拋荒土地，逃離到北方蠻族和君士坦丁堡。戴里克先于是又下令，實行連坐制度，一旦土地荒蕪，這些土地應當繳納的稅款會轉移到臨近的農民頭上。這就是逼得人們革命。

這種征稅模式也形成了羅馬的等級制度和身份固化。農民只有呆在現在居住的地方，才能征收土地稅，否則戴里克先的稅收制度無法運轉，千年自由遷徙的羅馬傳統消滅，子女都被固定在土地上，身份被固定了，農奴永遠是農奴，補鞋匠的后代只能永遠補鞋，兒子只能娶補鞋匠的女兒。羅馬經濟徹底奴隸化。社會等級固化，勞動分工瓦解。

作者特別擅長冷幽默和借古諷今。他說，與我們今天的稅法相比，戴里克先的制度是簡單的。戴里克先的目標是挽救羅馬帝國，他們從來沒有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了挽救羅馬帝國，而將數以百萬計的人投入監獄是否值得？

康斯坦丁上任后，廢除了不交稅的死刑命令，只是使用皮鞭、拷問臺和監禁。監禁，最初就是用于強制執行商業領域的所得稅的。這在當時是很人性化的手段，因為戴里克先使用的是死刑。基督教的殉道者這一時期很多被執行死刑，可能主要不是由于宗教，而是由于稅收犯罪。

最近，因稅收而滅亡的理論在很多學者那里已經不流行了，或許是因為我們對于自己重稅的忍受力越來越強了。當我們設計稅收立法的時候，沒有人意識到那是我們正在寫自己的訃告。

2、超級通脹。

羅馬帝國的崩潰于三世紀到來，羅馬政府實行加速貨幣貶值政策，羅馬金銀幣已經變得毫無價值。截止到塞普提米烏斯時期，公元210年，羅馬銀幣含量是之前純銀幣的50%，60年后，含銀量是之前的5%。價格飆升。公元200年，一蒲式耳小麥價格是10迪納里（denarii），70年后，是200迪納里，公元344年，達到了200萬迪納里。

這可以與1923年的德國大通脹，以及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指券，還有津巴布韋和委內瑞拉“相媲美”。

超級通脹把人民的財富掠奪一空，整個帝國的經濟秩序崩潰，人們開始逃離到真實商品，也就是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

帝國有多么流氓呢？他們自己的收稅官，也已經不要本國的通貨了，而是要要用政府需要的任何實物來繳納，以及直接實行強制勞役。

這時候帝國已經收不上來稅了，因此又開始了向各省的攤派和軍事征用。最初，羅馬將軍獲勝，各地要贈送金做的皇冠為賀禮。凱撒有一次曾收到2992個皇冠，重達22414磅，融化成帶愷撒頭像的金幣。現在，當皇帝需要的時候，金皇冠變成了強制義務，每年1600磅，帝國各個城市上貢，誰收不上來，還是死刑。同時，打仗需要什么，就到當地百姓那里搶什么。

作者評論道：羅馬公民失去了自由，不是因為外族，而是因為那個聲稱要保護自己的政府。

3、價格管制。

戴里克先實行了最嚴酷的價格管制措施，以軍事手段下令控制物價上漲，實現物價穩定的目標。凡是漲價超過自己規定的標準的，一律死刑。

這里與米塞斯的論述一模一樣，不再贅述。

可是戴里克先控制住物價了嗎？

當然沒有。物價一直在飛漲，價格管制的結果是，物資從市場完全消失，所有人都買不到任何東西了，連吃飯都成問題了。

對物價下命令，就如同克努特國王向潮汐下命令般荒誕而顢頇；管制物價就如同人發燒了，所以去管住體溫計。

所以，經濟學鐵律是對那些致命自負、狂妄自大的統治者的無情挑戰。他們不喜歡經濟學家，他們越是心里覺得經濟學家說的是對的，就越是仇恨他，必欲除之而后快。

4、土地兼并。

以軛征稅的野蠻方法，讓大量民眾逃離，土地拋荒。但是離開自己的土地，總是充滿風險和巨大的機會成本，而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還要被連坐。

于是，更多留下來的人采取了一種辦法，他們將土地轉移給最近的軍事首領或者大地主，由土地所有者淪落為佃農。其目的是為了免除納稅義務。因為這些大人物擁有足夠的手段和資金，來對付羅馬征稅官；他們可以通過賄賂來規避稅收，可以通過元老院的游說爭取免稅權利；他們還可以繳納農民的欠稅，來合法地獲得這塊土地。

由此，地主變成了中世紀的莊園領主。

人們對歷史上的土地兼并總是充滿憤慨，認為這是地主剝削壓迫民眾，讓他們成為了失地農民。可是只要我們深入歷史的細節，就會知道，那些放棄自己的土地的農民，是在帝國的壓迫下做出的邊際上最不壞的選擇，他們通過這種方式，繳納給領土的租金要遠遠低于帝國的稅收，并且由此獲得了領主的保護，生活得到了改善。

農民有理性，會計算，他們清楚，成為稅收奴隸要比成為家財奴隸悲慘得多。

在指責那些地主的時候，人們忘記了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對他們壓迫最深的當局。

5、破壞地方分權。

奧古斯都時代，羅馬帝國即開始了世界歷史上的人口普查工作，擁有臣民的信息，據以計算稅基。

但是，奧古斯都的人口普查，以及由此核定的稅收，并不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而是地方分權。擁有基礎信息，是為了為每個城市核定更加合適的稅收，并將征稅權留給地方管理。它帶來的結果，是低稅、地方自治和人民的用腳投票。

到了戴里克先時代，一切實行國家集權、提高稅率、軍事化、國家化、民族化，并且被這種高度計劃經濟模式施行到全國，并“永久”固定。

大量的財政供養人員，讓稅收不斷增加，戴里克先就按照人口普查結果直接攤派。不斷的通脹導致人民生活困苦，政變不斷發生，在公元3世紀，一個羅馬皇帝的平均在位時間為3年，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皇帝們紛紛供養更多士兵，開出更高的工資，士兵們則把自己的忠誠出賣給最高的出價者。帝國的財政由此走向崩潰。

查爾斯·亞當斯精彩地分析道：地方分權是羅馬和平成功和長久不衰的關鍵因素。同樣，羅馬帝國之所以在困境中還能幸存這么長時間，也是由于城市的力量。地方分權把帝國的力量轉移到城市，當中央政府進入混亂狀態，帝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福利并未受到影響。

作者還是金本位的堅定支持者。他寫道：康斯坦丁成為基督徒后，增加黃金供應，掠奪了帝國內所有非基督教寺廟中的黃金。鑄造成金幣，規定了羅馬黃金標準。從那時起，黃金就成為所有合理財政制度的基礎。盡管現代政府持有相反的觀點。所有瑞士法郎都由固定比例的黃金來支持，這種做法受到了位于倫敦、渥太華、華盛頓的精力充沛的財政神童的嘲笑，但是在世界上的投資者和銀行家眼中，黃金永遠是合理通貨的基礎。

羅馬帝國就是這樣隕落的。自由，對于羅馬公民來說，就是免于納稅的自由。自由女神出現在美國的硬幣上，以及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并不僅僅是來自法國哥特人的禮物，而是一個來自羅馬的概念。476年，汪達爾人攻陷羅馬，沒有人懷念羅馬，要求恢復羅馬帝國。人民不再關心它能否生存下去，永恒之城首先已經不存在于它的人民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