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出生在1990年的泰國，一個窮得連體面都談不上的家庭。父母從外府逃到曼谷討生活，我爸是修車工，渾身機油味兒；我媽在襪子廠，手指永遠纏著膠布。我們家就住在修車廠里，四周是鐵皮和廢輪胎，除了幾個滿手黑垢的工人，我是唯一的小孩。那時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將來”，只記得一到四歲的光影像被水泡過的紙，模糊成一團。可就在那些沒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日子里，有四件事，刀刻一樣留了下來。
第一件，來自幼兒園的滑梯。那天我和幾個小孩爬到滑梯頂上瘋，腳一滑，整個人摔下去，臉頰磕開一道口子，縫了三四針。血還沒擦干凈，老師就揪出一個玩伴，說他推了我，叫了家長，罰了站。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推沒推，只記得他一臉發(fā)白，像是被嚇掉了半條命。后來好一陣子，我仗著臉上那塊紗布，命令他每天帶零食來學校。不是商量，是指使。他真帶了，每天都帶。那種小小的權力感和被人在乎的踏實，是我對“友情”最早的記憶——粗糲、不講理，但管用。
第二件事，在廁所。幼兒園的男女廁只隔著一道墻，矮得離譜，小孩站上馬桶就能瞄到對面。那一天我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說不清了。只記得我從某個角度望過去，看見隔壁的女孩正蹲著。她猛地抬頭，說：“我告老師。”我腦袋嗡一聲，撒腿就跑，跑得太急，一頭搶在地上，前額鼓起個青包。那女孩最后沒告狀，可我每次想起那一幕，還是會替那個慌到摔跟頭的自己尷尬。那種對“被發(fā)現”的恐懼，比真正的懲罰更讓人腿軟。
第三件事，發(fā)生在教室里。有個同學總往課桌底下鉆，鉆完又若無其事地爬回來，像個有秘密基地的特工。我問他在底下搞什么，他說在偷吃零食，問我要不要。要啊。他勾勾手，讓我也鉆進去。桌椅底下的世界黑乎乎的，灰塵味兒混著辣條的氣味，我滿心以為會分到一口，結果鉆進去的瞬間，我看見……
記憶就斷在這里。后面是什么，不是忘了，是被往后的日子覆蓋掉了。就像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我爸后來會沾上酒和賭，我媽的眼睛會慢慢失去那種軟乎乎的光。也不知道，不久之后“一切”就會變，變得需要我花很多年去消化、去恨、去原諒。可那四個片段，像老照片的邊角，提醒我：在命運翻臉之前，我也曾被笨拙地愛過，也曾在滑梯上放聲大笑，也會為了一口零食把整顆頭塞進黑暗里。這些事不值錢，卻是我這輩子最早知道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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