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戰爭的受傷記憶”。戰爭幸存者及受害者后代身上的創傷依然存在。這些傷痛還伴隨著身份與尊嚴受損的感受。在一些人看來，法國看待阿爾及利亞的目光至今仍帶有負面、家長式和居高臨下的色彩。

自200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戰爭記憶突然被重新喚起以來，地中海周邊的裂痕非但沒有彌合，反而進一步加深。自2024年以來，阿爾及爾與巴黎之間接連不斷的危機，在阿爾及利亞激起更多怨憤與誤解，也看不出持久和解的前景。曾于2000年至2010年間為《世界報》報道阿爾及利亞事務的記者弗洛朗絲·博熱重返當地，在這一組三篇系列報道中，呈現這種誤解與痛苦的深度。

在阿爾及利亞社會，對法國的不滿遠比20年前更強烈。這并非仇恨，遠非如此，而是一種深重且顯然仍在加劇的苦澀。阿爾及爾總主教讓-保羅·韋斯科樞機花了多年時間，才辨認出他在阿爾及利亞談話對象身上感受到的“那種不適、那種痛苦、那種難以存在的狀態”。

韋斯科1962年出生于里昂，原是一名商務律師，后來成為多明我會會士。他2002年第一次踏上阿爾及利亞的土地，先后在特萊姆森生活8年，在奧蘭生活9年，2021年定居阿爾及爾。剛到這里時，他就感覺“有些地方不對勁，而且大家都不說”。他說，阿爾及利亞人聚在一起時，“總是在不斷貶低自己。那里有一道傷口。只有在長期友誼關系中，才能真正體會到它的分量”。

后來，他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這與天主教會暴力問題有某種相似性。如今，韋斯科堅信，法國這個前殖民宗主國與阿爾及利亞之間，存在一種“施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尚未解決的關系”。他強調，132年的殖民統治在阿爾及利亞人的精神深處留下了“極其深重”的傷口，數百萬人都受到影響。

法國是否曾認真嘗試衡量這種“殖民創傷”的影響？精神分析學家、隨筆作家卡里瑪·拉扎利這樣稱呼它。阿爾及爾總主教指出，一個人在5歲時遭受侵害，后來有了配偶、孩子和孫輩，到80歲時仍可能“帶著一生的變形活著，就像一個變形的車輪”。

這種由殖民遺留下來的陰影，遮蔽了記憶，也壓抑著當下。路易塞特·伊吉拉里茲的經歷，打破了所謂“個別失控行為”的神話，也揭示出阿爾及利亞長期存在的一整套制度化做法。2000年6月，這位前獨立運動成員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披露，自己19歲時曾于1957年秋天在阿爾及爾高地、雅克·馬絮將軍司令部內遭到暴力侵害。她并不情愿地成為一個象征。

如果沒有這位女性的勇氣，法國軍隊實施暴力的問題，恐怕仍會像過去那樣，被視為一種“附帶損害”——令人遺憾，卻又仿佛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男性同樣未能幸免。“瓶刑”早在19世紀的阿爾及利亞，就已是警察局和憲兵站常見的審訊手段。即便有一天軍事檔案能向研究者完全開放，也無法完整呈現這場悲劇的規模：從來沒有下達過暴力命令，更不可能有書面命令。只有少數應征入伍者和被重新征召者的日記提到過此事。7年戰爭中，這類法國年輕人超過100萬人。

當然，阿爾及利亞仍保留著口述證詞。但隨著時間流逝，最后的受害者和見證者正在離去，而施害者則繼續受到保護。自1962年以來，法國接連頒布大赦法。刑罰被赦免的同時，遺忘也被制度化，罪行仿佛被一并抹去。

揭開這層沉重的沉默，讓事實被說出來，是韋斯科所說的一場“關乎存在的斗爭”。在阿爾及利亞生活近20年后，他認為自己已無法回避這一問題。他擁有“100%的法國身份和100%的阿爾及利亞身份”的雙重歸屬，因此得以從一個獨特角度觀察兩國民眾。

在他看來，殖民就是一種強暴。被強暴的是整個民族，它的身份、歷史、土地和尊嚴都被剝奪，而這一切建立在粗暴且羞辱性的統治之上。

“它會一直留下來。人還活著，但活得并不好。這種痛苦還會代代相傳，尤其是在施害者強加沉默成為常態的情況下。等施害者再見到曾經的受害者時，甚至還敢反過來質問：‘告訴我，自從我們上次見面后，你的人生過得怎么樣？’”這位樞機主教認為，直到今天，任何踏上阿爾及利亞土地的法國人，仍帶著一種評判的目光。這種目光是負面的，“帶有家長式色彩，歸根結底，是居高臨下的”。

社會學家納賽爾·賈比則認為，法國因為始終無法真正理解阿爾及利亞，已經“錯失機會”，也“失去了主動”。“法國人以為了解我們，其實他們錯了。很多人是通過布阿萊姆·桑薩爾和卡邁勒·達烏德來看我們。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接的還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阿爾及利亞。”他說。

在經濟層面，越來越多國際伙伴正在占據位置：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海灣國家投資者，甚至德國人。他建議，必須走出阿爾及爾，去西部、東部，尤其是廣闊的南部地區，才能看到變化。“就連美國人和英國人在這方面都比法國人做得更好。”不過，這個新的阿爾及利亞究竟是什么樣子，并不容易判斷，因為缺乏民意調查。

賈比說：“貧困減少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中產階層已經出現。有非常富有的人，也有很多新富階層。如今61%的就業掌握在私營部門手中，這本身就是一種多元化。”

但仍有兩個重大疑問：現政權還能在多長時間內駕馭這批投資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新資產階級？如果這一中產階層開始想要參與政治，政權又會如何應對？

一名要求匿名的教師無奈地說：“知識分子少數群體承受著一種窒息感。大多數民眾則適應了這種狀態，對政治失去興趣，轉而更明顯地回到宗教和傳統之中，以此尋求安慰。”

就像女性在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一樣，她們也越來越多地進入公共空間。她們頭上系著頭巾，一手拿手機，一手夾著香煙，在阿爾及爾和各大城市自由行走，坐滿露天咖啡館。

“但虔信主義依然存在。人們動不動就做禮拜，可找我來給準新娘做處女膜修補手術的人，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一名外科醫生憤怒地說，“最讓我難受的是，陪著年輕女性來到診所、懇求我提供這項服務的，往往是她們的父母。”

仍有很多人繼續夢想去別處生活，尤其是去法國，不論有沒有證件。“哈拉加”問題依然存在——這些移民冒著生命危險出海，只為穿越地中海。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大學里，法語的地位明顯下降，英語則在年輕人中更受歡迎。盡管如此，阿爾及爾國際中學的等候名單依舊很長。申請去法國或其他國家留學的人數也依然很多，人們對簽證和入籍的向往并未消退。

相對于一個擁有4800萬人口的國家，這究竟只是邊緣現象，還是更普遍的趨勢，答案并不明確。新聞記者伊赫桑·卡迪、新聞網站“新興馬格里布”負責人說：“像雅克·希拉克2003年訪問阿爾及利亞那樣的凱旋式場面，如今還可能出現嗎？他年輕時支持‘法屬阿爾及利亞’，1956年還曾在那里服兵役。我對此存疑。這個社會的異質性太強，很難輕易把握。”

不過，這個昔日殖民國家仍然像一個“避風港”，因為它距離近、語言相通，而且擁有龐大的阿爾及利亞裔社群。這正是其中一個最不容忽視的悖論。

如何走出僵局，實現法國社會與阿爾及利亞社會之間持久的和解？阿爾及爾總主教認為，第一步是認識到阿爾及利亞人所經歷創傷的嚴重性。法國如果真想最終“翻篇”——這是法國社會常常提出的說法——就需要做的不只是象征性姿態。

他堅持說：“我們必須承擔對殖民及其惡果的集體責任，盡管我們每個人在個人層面上都不對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侵害直接負責。”在他看來，這也符合法國自身的利益。

每當巴黎與阿爾及爾之間發生危機，法國社會內部都會在沉默中進一步撕裂。“數以百萬計的法國穆斯林在自己的國家感到不安全。法裔阿爾及利亞人也會越來越覺得自己更像阿爾及利亞人，而不是法國人。我是從內部觀察到這一點的。”韋斯科說。

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不久的將來，法國能感到一種“必要性”，說出“比道歉更多的話，發自內心、而不是空洞的話”，去面對這道不會隨著代際更替而消失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