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廖世泰，中共黨員，離休干部，1926年11月15日出生于廣東省合浦縣公館鎮白沙鄉龍江村委龍頸村（今屬廣西合浦），1946年1月參加革命工作，2006年2月1日于龍頸村壽終正寢，享年80歲。今年，恰逢外公誕辰一百周年。每當想起他那清瘦而堅毅的面容、胸前口袋里別著的那支鋼筆，以及他晚年獨自坐在外婆墳前喃喃低語的身影，我的眼眶便不由濕潤。這一百年，既是外公個人命運的風雨歷程，也是我們家國變遷的縮影。

外公的筆記本。廖惠萍攝

投身革命，信仰如磐

外公的少年時代，正值國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際。1939年春，中共合浦縣委成立，領導欽廉四屬地區的革命斗爭。1939年8月，龍頸村成立了首個地下黨支部。與此同時，第一個地下交通站也在這里建立，負責與廣東省南路黨組織進行秘密聯絡。就在那一年，龍頸村有廖上智（首任黨支部書記，北海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廖德全叔公）、廖世津（第二任黨支部書記、首任交通站長，廖德全父親）等10位熱血青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1943年至1949年，又有我的外公廖世泰、廖志輝、李武榮等龍頸村及周邊村的26名村民相繼入黨。同時，外公家也成為合浦地區游擊隊員和交通情報員的堡壘戶。

1946年2月，白沙武工隊在龍頸村正式成立，隸屬廣東南路人民抗日游擊隊，隊長周洪英、指導員陳銘璧。外公加入武工隊。幾年間，武工隊建立健全了交通情報站，在傳遞情報、為部隊提供給養和向導、掩護革命同志、治療傷病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外公曾無數次對我們講起那段歲月：“那時候，我們常常在夜里摸黑行軍，身上背著槍和干糧，腳上全是泥巴。陳銘璧指導員走在最前面，敵人一個連的兵力都沒攔住我們。有一次，我們偷襲日軍，卻陷入數千敵人的重重包圍，被迫退守山林。敵軍封山后展開地毯式搜查，我躲進荒墳坑才逃過一劫，待十幾個小時后爬出來，才發現全身已被荊棘劃得滿是傷痕，頭部、臉部和身上還扎了很多荊刺。”每次說起這些，外公眼里都會閃著光，仿佛又回到了那個熱血沸騰的年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陳銘璧擔任首屆合浦縣長。1949年至1952年期間，外公出任縣政府工作組主要負責人，后任公館鎮糧所主任。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穿著整潔的襯衫，騎著一輛半舊的自行車，穿梭在公館鎮的街巷之間，為剛剛獲得解放的百姓管理糧食、穩定物價，鄉親們都親切地喊他“廖主任”。

一見鐘情，為愛私奔

外公和外婆的相識，始于一場美麗的邂逅。

外婆名為彭定翠，我記得非常清楚，母親常說，外婆的祖父“阿彭聾”是公館鎮最大的地主，家業殷實，門第觀念極重。外婆家中設有私塾，還特意聘請了懂外語的先生授課，因此外婆學會了不少俄語，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外公雖是政府官員，卻在外婆的家族眼中，是“不同道的人”。

曾被譽為“公館鎮第一豪宅”——由“阿彭聾”所建的土圍屋現狀。陳仕優攝

但是，愛情從來不論門第。公館鎮的糧倉就建在外婆家附近，外公時常要去那里檢查工作。他第一次見到外婆時，她正在河邊洗衣，陽光灑在水面上，映著她清秀的側臉。他看得出了神，手里的公文包掉在地上都沒察覺。她抬起頭，兩人四目相對——那一刻，仿佛整個世界都安靜了。

外公和外婆一見鐘情，很快便互許終身。但外婆的祖父堅決反對這樁婚事，甚至揚言要將她許配給他人。面對家族的壓力和世俗的束縛，他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私奔。

那一天，外婆照例去河邊洗衣服。外公騎著自行車趕來，對她說：“跟我走，我會對你好一輩子。”外婆沒有絲毫猶豫，放下手中的衣物，跨上了外公的車后座。他們就那樣離開了公館鎮，離開了那個不允許他們相愛的家庭，一路騎向龍頸村，開始了嶄新的生活。

外婆的祖父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帶人追至白沙地界，卻因忌憚龍頸村的“革命團”勢力而折返。自此，外婆被彭家視為“叛徒”。隨后彭家分家產時，不僅外婆未分得任何財產，其父母和兩位弟弟也因她受到牽連而未分得任何財產。

命運總愛捉弄有情人。外公因“與地主的孫女結合”，有人指責他“損害黨員形象”，有人批評他“思想不堅定”，還有人甚至給他扣上“叛徒”的帽子……面對種種質疑，外公選擇守護婚姻，主動離開了糧所主任的崗位。從此，他脫下干部裝，重新做回了普通農民。有人替他惋惜：“廖主任，你為了一個地主妹丟了官職，值得嗎？”外公只是笑笑說：“無所謂，對得住心上人，就夠了！”

初中時，我讀到一句話——“愛美人不愛江山”，總覺得那就是為外公寫的。他用半生的仕途，換來了與外婆相守五十余年的歲月。在我眼里，這比任何英雄傳說都更動人。

平淡歲月，情深似海

外公與外婆育有四子兩女，我母親是長女，我自幼便常常跟隨她回娘家。據母親和舅舅們回憶，數十年來，從未見過外公與外婆吵架。外婆有時候遇到不順心的事會沖著外公罵幾句，他要么不出聲，要么就默默走開，從不與她爭執。鄰居們都說，三十叔（外公排行三十）是公認的“疼老婆”，也有人開玩笑說他是“怕老婆”。他聽到這話，總是嘿嘿一笑，說：“不是怕，是舍不得罵她。”

這種“舍不得”，貫穿了他們整整一生的相伴。

1984年7月7日，合浦縣委組織部作出《關于廖世泰同志原退職改為退休的通知》，定工資行政二十三級，月工資肆拾玖元伍角照發，糧差、副差補貼及公費醫療等均享受在職干部同等待遇。

外公的堡壘戶《光榮證書》及合浦縣委組織部文件。廖惠萍攝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年農忙時節的場景。我家離外公家有十余公里，那時候部分道路坑坑洼洼，騎自行車要兩個多小時。外公心疼我家勞動力有限，每年插秧和收割的季節，不論刮風下雨，他都會騎著那輛老式自行車，后座載著外婆一路顛簸，帶領舅舅、舅媽們來我家幫忙，甚至滿外婆（外公的弟媳）、堂舅、堂姨都來了。一大家子人卷起褲腿，踩進田里，有說有笑地插秧、割稻。那時候，我家是全村最受羨慕的人家——別的宗親還在為請不到幫工發愁，我家卻像過節一樣熱鬧，一天就完成了農活。村里人見了都豎起大拇指：“小鳳（母親名字）的外家，真是天下第一好！”

從五、六歲到十歲，每年的農忙時節都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為外公外婆來了，他們總會買一袋香蕉來，家里還會做豐盛的午餐，還有故事聽。外公總是給我講他“想當年”搞革命的故事：陳銘璧指導員如何英勇指揮，以幾十人擊敗數倍于己的敵軍；說自己如何在槍林彈雨中傳遞情報，如何一夜之間翻越幾座大山……那些故事我聽了無數遍，可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聽一樣入迷。

外公雖然早已不在官場，但每次來我家時，手里總拎著一個舊公文包，身上那件洗得發白的襯衫的口袋里，總是別著一支鋼筆。那支鋼筆，是他革命生涯的象征，也是他一生自尊的徽章。他寫得一手好字，經常在本子上寫些詩詞。那時候我總覺得，外公就是世上最有本事的人。

一份厚禮，一生感念

1991年，我家新建了房子。雖然只是一棟普通的二層小樓，但對我們來說，是天大的喜事。外公外婆來看到后，高興得合不攏嘴。那時候，他們的生活條件也很一般，僅靠著退休金度日。可他們竟然東借西湊，買下了一臺當時較為高檔的黑白電視機，作為新居賀禮送給我們。

那臺14英寸屏幕、旋鈕調臺的電視機，在當年的農村算得上是高檔家電——至少比趙本山小品里提及的“家中唯一家電--手電筒”要氣派得多。父母很是激動，他們心里清楚，外公外婆不知道省吃儉用了多久才攢下這筆錢。外公卻擺擺手，說：“給外甥孫看的，值。”

那臺電視機在我家用了整整十年，直到后來換了彩電，它才“退休”。但它一直放在家的角落里，誰也沒舍得扔掉。因為它不只是一臺電視機，更是外公外婆對我們沉甸甸的愛。

退休歲月，初心不改

每年清明節，白沙鎮都有很多學校組織師生去人民英雄紀念碑祭拜先烈。連續多年，外公作為革命前輩，受邀到現場講述當年的革命故事。他站在紀念碑前，胸前別著那支鋼筆，聲音洪亮，腰板挺得筆直。臺下的孩子們聽得入神，老師們也頻頻點頭。外公回來后，總會興奮地跟外婆復述：“今天現場幾百個學生，沒有一個講話的，都在認真聽！”外婆就笑他：“你呀，一講起那些搞革命的往事，就跟打了雞血似的。”

外公因符合“新中國成立前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享受供給制待遇或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干部”政策，被認定為離休干部。他常說：“比起那些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兄弟，我已經多活了幾十年，還有什么不滿足的？”

此外，每年北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合浦縣委縣政府都會組織慰問革命老同志的活動，外公總會受邀參加。那是他一年里最開心的日子——能見到當年的老戰友，一同追憶往昔崢嶸歲月，一起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每次聚會歸來，他都會興奮好些天，還將這“重大事件”講給家人和村里人聽。

1993年底，在白沙鎮眾多村落中，擁有上千人的龍頸村率先實現了家家戶戶通自來水。這一民生工程的實現，得益于時任北海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廖德全幫助村里申請了扶持資金，村里推選外公負責此項目。

施工期間，外公曾騎自行車去鎮上采購材料，為避讓車輛不慎跌落橋底，所幸并無大礙，次日仍能騎車出行。當外公家的自來水通水后，我專門去他家興奮地擰開水龍頭，感受著水流的力量。外公見狀笑道：“我無償負責這個項目，賬目全公開，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你外婆大力支持我每天跑上跑下，沒想到老了還能為鄉親們辦實事！”

生死相依，至死不渝

1999年，一場災難降臨。外婆被查出患有白血病（血癌）。醫生說，這種病即使在醫療條件更好的大城市，也很難治愈，更何況當時我們那邊的醫療水平有限。外公急得團團轉，四處求醫問藥，可得到的答復幾乎一樣：希望渺茫，花再多錢也可能是打水漂。

醫生甚至委婉地勸外公：“老同志，您要有心理準備，別把錢都浪費在無謂的治療上。”可外公根本聽不進去。他紅著眼眶說：“只要她還有一口氣，我就要治。借錢也要治。如果她沒了，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從那以后，外公四處借錢，親戚朋友借了個遍。他把自己的離休金全部拿出來，一分不留。經常天未亮便起身，騎車前往鎮上購藥，為外婆煎藥、喂藥，悉心照料，鼓勵外婆千萬不要放棄。

整整三年，外公常常寸步不離地守著外婆。外婆不能自理時，他白天喂飯喂藥，夜里就睡在外婆床邊。外婆有時候難受呻吟，外公就握著她的手，輕聲說：“不怕，我在。”外婆經常說：“別花那些冤枉錢了，讓我走吧。”外公就倔強地搖頭：“不行，你走了我怎么辦？”

2002年農歷十月，恰逢外婆生日那天，母親一大早就去看望她。還沒到中午，外婆就一遍遍催母親早點回家，甚至把她往外趕。可過了中午，她卻平靜地離世了。臨終前，她拉著外公的手，嘴唇動了動，沒能說出話。外公卻替她說了：“我知道，你是讓我好好活著。”外婆微微點了點頭，閉上了眼睛。

那一刻，外公沒有哭。他只是呆呆地坐在床邊，握著外婆的手，很久很久不肯松開。

天人永隔，念念不忘

外婆去世后，外公像變了一個人。

他的離休金在那時已經漲到了每月4000多元，對于一個農村老人來說，算是相當寬裕了。可是，錢多了，他的幸福感卻一點也沒有了。他不再愛說話，不再講革命故事。

他三天兩頭騎自行車去外婆的墓前，一待就是大半天——要么把墓地的雜草拔得干干凈凈，要么就靜靜坐著，像從前陪在外婆床邊那樣。有一回我去外公家，舅母說他一早就騎車出去了，估摸著是去看“外婆”了。我趕到外婆的墓地，遠遠瞧見一輛自行車停在附近，一個熟悉的身影獨自坐在墳前，走近才發現他正對著墳頭說話。

回到外公家一進門，他便興奮地沖回房間，拿出一個鑲著外婆照片的金色相框，得意地說：“你看看，我把你外婆的照片裝裱好了。”

更讓家人心酸的是，外公每天都要捧著外婆的相框說話。他把它放在床邊，有時候說著說著，眼淚就無聲地流下來。母親和舅舅、舅母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們經常勸外公，但勸不動；勸他把照框收起來，免得觸景生情，外公就急了：“誰都不準動，你們不懂我有多想念她！”從那以后，再也沒人敢提。

這種日子，整整持續了三年。三年里，外公的身體還很硬朗，但精神日漸萎靡。他不再去參加老同志的慰問活動，不再去給孩子們講革命故事。他唯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外婆的墓地；唯一愿意做的事，就是對著外婆的相框說話。

夢中相會，人間永別

離休干部的醫藥費按政策全額報銷，但外公被認定為離休干部的近二十年里，身體康健，鮮少生病，從未有過住院經歷。

2006年農歷正月初三，春節的喜慶氛圍尚未散去，村中仍不時傳來零星的鞭炮聲。外公一如往昔，晚上早早便安歇了。初四凌晨兩三點鐘，他仍起身開了大門讓表弟回家。清晨六、七點鐘，家人才察覺他已安然離世。他未曾患病，走得十分平靜，毫無痛苦。

全家人哭得很傷心。但我后來想，也許這對外公來說，是最好的結局。他多活了三年，念了三年，終于可以在夢里與外婆相見，然后牽著她的手，再也不回來。

外公離世時，我跪在他的靈柩前，心中默念：外公，您定是去尋外婆了，她在那頭定已翹首期盼多時。您這一生，無愧于革命，無愧于組織，無愧于我們，更無愧于外婆！

舅舅們清理外公的舊物時，在床底下發現一個皮質槍套，內藏的駁殼槍已銹跡斑斑，無法擊發。它曾是外公革命歲月的見證，后來棄槍轉筆，此槍便被塵封于此。

百年誕辰，永遠懷念

如今，外公離開我們已整整二十年。今年是他誕辰一百周年。我常常想起他胸前別著鋼筆的樣子，想起他踩著自行車載著外婆來我家幫忙的樣子，想起他捧著外婆相框自言自語的樣子……他這一生，從烽火硝煙中走來，為新中國的建立流過血、出過力；他這一生，又為了一份樸素的愛情，甘愿放棄仕途，忍受清貧，不離不棄。

外公并非完人——身上帶著時代的局限，有著性格的倔強，甚至曾因“要維護黨員形象”而“無奈辭職”。但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他用一生告訴我們：信仰要堅定，愛一個人也要堅定。

外婆走后的那三年，外公其實早已把自己的心埋進了她的墓里。他每一天都在倒計時，只等著她那一聲召喚。2006年正月初四，他終于等到了。

我想，在那個世界里，外公一定已經和外婆重逢了。他們應該還像年輕時一樣，一個騎著自行車，一個坐在后座上，沿著一條開滿野花的小路，慢慢地騎向遠方……

世泰有情，定翠獨鐘！外公，一百歲生日快樂，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陳仕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