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縱深發展的當下，合同詐騙行為持續侵蝕交易安全，動搖社會信用根基。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雖明確將合同詐騙罪列為獨立罪名，但圍繞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明、數額標準的把握以及此罪與民事欺詐的區分，司法實踐長期存在認定分歧。針對這一實務困局，北京市中恒信律師事務所劉震律師結合規范條文與裁判要旨，對合同詐騙罪的法律構造及防范路徑作出系統梳理，以助各界準確把握罪與非罪的邊界。

合同詐騙罪的核心構成要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該條文以列舉方式明確了五種行為模式：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劉震律師指出，該罪的保護法益具有雙重性，既包括公私財產權，也涵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發生在合同訂立、履行環節是必備的客觀要件。合同范圍通常限于受市場秩序規制的書面協議，利用單純口頭約定行騙的，一般依《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詐騙罪論處，這對管轄確定與辯護策略影響深遠。主觀層面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定罪關鍵，須結合行為人簽約時的真實履約能力、擔保真偽、取得財物后的處置流向，以及是否有逃匿、揮霍、轉移資金等事實綜合推定。依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合同詐騙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劉震律師提示，不能僅憑存在虛假陳述即刑事歸責，必須實質判斷行為是否具有永久排除他人占有的意圖。

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的司法邊界

民事欺詐與合同詐騙均具有不實陳述外觀，但二者的規范本質截然有別。民事欺詐的行為人通常具有部分履約意愿，只是借助欺騙手段取得于己有利的交易條件；而合同詐騙系以非法占有為根本目的，自始拒絕真實給付。劉震律師闡釋，司法判斷的核心在于審查簽約時是否具備真實履約能力、是否將取得財物用于約定用途、出現履約障礙后是否積極補救或逃匿失聯。若相對方使用虛假身份、虛假產權證明，收款后立即切斷聯系并轉移或隱匿財產，非法占有目的便足以印證?！缎谭ā返诙偃粭l規定，單位可以成為本罪主體，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個人犯罪標準處罰，企業合規體系中的刑事風險由此凸顯。在量刑維度，《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依據數額及情節設置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三檔刑罰，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展現了立法對此類經濟犯罪的高壓態度。劉震律師同時強調，合同詐騙案件屬于典型的民刑交叉領域，被害人可通過刑事訴訟中的追繳退賠實現權利救濟，亦有權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但在證明標準、訴訟時效與證據保全上須提前完成電子數據、資金流水等核心證據的固定。

劉震律師認為，防范合同詐騙不能止于事后追懲，更應從事前盡調、事中監控、事后響應三個維度構建刑事合規閉環。簽約前應借助公開資信系統穿透核查相對方的涉訴、被執行與失信記錄，合同條款中嵌入所有權保留、履約保證金等風控安排，資金撥付后保持對貨物動向與票據真實性的動態監控。一旦發現虛假擔保、逃匿失聯等異常信號，應立即申請財產保全并啟動刑事報案，避免因徘徊于民事催收而喪失最佳追贓時機。只有將刑事風險意識嵌入商業決策全流程，市場主體才能在合同詐騙的法律紅線前精準識別、主動防御，切實守護自身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