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壇為何總理頻繁更替？答案或許就在他們的口袋里。在威斯敏斯特站定片刻，看看來來往往的議員，你很容易覺得，這些立法者似乎都離不開手中那部手機。

但如果你去問他們對手機的感受，得到的回答可能出人意料。英國議會議員、執政黨工黨重新活躍起來的“溫和左翼”陣營中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克萊夫·劉易斯說：“我恨我的手機。我恨它，我非常恨它。”

一名反對黨議員也說：“我恨我的手機。”另一名工黨議員、現任政府部長則表示，他“真是受夠了”智能手機帶來的那種狂躁節奏，并抱怨它造成了“注意力、專注力和真正傾聽能力的缺失”。

但無論如何，和其他人一樣，英國議員們已經離不開這些設備。隨便打開英國下議院辯論的直播畫面，數一數有多少人正在低頭刷手機，就能看出這一點。

自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以來的10年里，經濟停滯、能源危機，以及圍繞“脫歐”的激烈爭論，都是英國陷入異常政治動蕩的重要原因。6位首相——很可能很快就是第7位——都曾試圖控制局面，但大多未能如愿。

還有一股力量也在沖擊英國政治：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它催生出的高度躁動的政治節奏。而且，它已經深深嵌入威斯敏斯特的日常運作之中，以至于人們很少認真思考它的影響。

歷史學家安東尼·塞爾登為英國21世紀以來8位首相中的7位寫過傳記。他說：“它改變了政治思維，改變了政治意識，也改變了運作方式。它讓唐寧街10號首相的日子更難過了，而且是明顯更難。”

智能手機究竟造成了多大影響，并不容易精確衡量。但毫無疑問，它的觸角已經深入威斯敏斯特。議員、部長、記者和政黨官員如何獲取消息、彼此溝通、策劃、算計和周旋，幾乎每個環節都離不開手機。

那名要求匿名、以便坦率談論自己手機使用習慣的反對黨議員說：“這是我早上醒來第一件會拿起的東西，也是我一天結束前最后放下的東西。”他說，自己的使用習慣包括“凌晨4點發WhatsApp消息、查郵件”。

這名議員說：“X、Instagram、Facebook，永遠沒有盡頭。即便離開崗位，或者議會休會，因為有了智能手機，你現在無論走到哪里，都把威斯敏斯特帶在身上。”

政治不滿會被放大，要求變革的呼聲會更快積聚，最終演變成要求采取激烈行動——比如趕首相下臺——的壓力。

這名表面上看起來很享受政治攻防的議員說：“它肯定加劇了這種頻繁更替。沒有人真正關機，也沒有人停下來反思和思考。每個人都得對所有事情隨時發表評論。如果英國廣播公司發出突發新聞提醒后10分鐘內你還沒表態，那你就已經過時了。”

即便那些覺得自己與手機關系“有毒”的人，也承認它已經深深嵌入政治生活，根本無法舍棄。工黨議員劉易斯在5月議會休會期間一個難得安靜的下午，用手機接受采訪時說：“我很想把手機扔掉，但我害怕。害怕自己會錯過正在發生的事情。”

劉易斯認為，等歷史學家回頭審視過去10年的政治動蕩時，“會有整本整本的書來討論這件事，討論這種技術的影響，討論它如何改變了人的大腦”。

智能手機帶來的變化，不只是讓政治更快、更躁動，它還改變了權力的組織方式。2016年“脫歐”公投后，英國圍繞究竟該如何離開歐盟展開激烈爭論，而WhatsApp也在那幾年成為英國乃至全球最受歡迎的即時通信應用之一，這一現象迅速蔓延。

英國前首相特雷莎·梅在新近出版的回憶錄《權力的濫用》中回顧自己2019年下臺前的經歷時抱怨說：“我曾無數次哀嘆WhatsApp群組的存在。”

當時，針對梅的大量反對力量，正是通過一個由前英國皇家空軍工程師、時任保守黨議員史蒂夫·貝克組織的“脫歐派”WhatsApp群組動員起來的。貝克說，這項新技術讓“一切都加速了”。

貝克說：“當你掌握著廣播列表的發射扳機時，那是一種巨大的權力。要把事情辦成、又讓記者看見，絕對有必要雙線運作：一條是WhatsApp上的私人溝通渠道——至少在內容泄露之前如此；另一條是X，也就是當時的Twitter。”

如今，貝克與一名行為科學家合作，幫助企業克服群體思維。而當年，他正是借助自己的WhatsApp群組利用了這種心理機制。

他說：“我毫不留情地利用了這種現象，而且他們信任我。我會說，我當時是對的，他們信任我也是對的。因為我做過功課。”

當然，智能手機對政治的擾動并非英國獨有。唐納德·特朗普曾把Twitter變成一個發布足以改變世界局勢聲明的平臺，后來又轉向自己的Truth Social。歐洲領導人如今也有高層WhatsApp群組，用來協調應對特朗普的舉措。每個國家首都、每個權力中心，都有各自版本的“威斯敏斯特手機依賴癥”。

但貝克認為，對英國來說，“脫歐”爭論本身的強度，恰好又發生在社交媒體和WhatsApp幾乎全面普及的時期，這讓英國逐漸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政治慣性。

他說：“我記得自己當時在想，天哪，記者們以后怎么可能從這種亢奮狀態里退出來？幾乎每天都有重大新聞，像坐腎上腺素過山車一樣。等我們不斷給他們提供這么大的新聞后，他們怎么可能再回去關注英國國民保健制度改革那種枯燥細碎的議題？我當時真心覺得，這件事影響深遠，而且很糟糕。”

如今，WhatsApp群組針對的對象不再是梅，而是基爾·斯塔默。劉易斯所在的派系——這位厭惡手機的工黨議員所屬陣營——目前正希望由大曼徹斯特市長安迪·伯納姆取代現任首相。

劉易斯說，WhatsApp是“終極內部人士應用”。與當年在議會僅擁有微弱多數優勢的梅不同，斯塔默掌握著較大的議會多數席位。但曾在鮑里斯·約翰遜政府擔任新聞秘書的露西婭·霍奇森說，如今議員們已經有了“更快、更容易鼓動異議的能力”。約翰遜在2019年接替梅出任首相，但3年后也被迫下臺。

塞爾登說，過去議會由權力很大的黨鞭主導，他們負責維持立法機構紀律，約束議員跟隨政府投票。但他補充說，隨著真正的政治動作越來越多地發生在WhatsApp上，黨鞭們也越來越難以“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

工黨議員劉易斯對此表示認同。他說：“我越來越懷疑，黨鞭的情報網絡、那種面對面的人際情報網絡，已經萎縮了。”他還說，沉迷手機的議員們可能正在失去“說服的藝術，以及與人見面、交流互動的能力”。

在貝克看來，智能手機革命還只是開篇。下一階段由人工智能推動，可能會帶來更強的破壞性。

英國已經出現過借助人工智能擾亂政治的嘗試。2023年，一段偽造的斯塔默音頻在X上瘋傳。音頻中的斯塔默——當時還是反對黨領袖——似乎在辱罵自己的工作人員。次年，倫敦市長薩迪克·汗也譴責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音頻是假的。那段音頻中，他似乎在貶低陣亡將士紀念日活動，并呼吁舉行“一百萬人規模的巴勒斯坦人游行”。

斯塔默前傳播主管萊昂斯說：“我們肯定還處在深度偽造問題的初期階段。問題在于，你已經不能再相信自己親眼看到的證據了，對吧？他們在偽造聲音方面已經做得很好，而在視覺內容上也進步得非常快。平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監管這類內容，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貝克警告說，情況很可能還會變得更糟。他說：“如果說手寫信件和廣播的時代，相當于弓箭時代；電視出現后，我們進入了刀劍時代；那么現在就是加特林機槍和雙翼轟炸機剛開始投彈的時代。”

“我認為，等到人工智能開始主導針對政治人物的攻擊時，我們就進入核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