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來,銀行業高管層迎來了一波科技“掌門人”的集中亮相——首席信息官(CIO)。
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及其派出機構披露信息,截至2026年6月10日,年內已有至少6家銀行的科技“一把手”獲得監管任職資格核準,正式走馬上任。它們覆蓋了國家開發性金融機構、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城商行以及民營銀行等多個類型,折射出銀行業數字化戰略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重構。
核準時間
銀行名稱
首席信息官
5月28日
國家開發銀行
宋磊
4月13日
渤海銀行
謝凱
2月12日
日照銀行
王逸東
2月10日
上饒銀行
鄭宏磊
2月9日
四川新網銀行
毛航
1月15日
廊坊銀行
王超
“選人”路徑大不同
梳理上述任職資格批復,可以看到兩條清晰的路徑:大行及股份行的內部晉升,以及中小銀行的市場化選聘。
其中,內部晉升是主流,反映出多數銀行傾向于從體系內培養和選拔科技掌舵人,以保證技術戰略的連續性與文化認同;而市場化選聘雖為少數,卻精準折射出部分中小銀行在數字化轉型中“借外力、補短板”的現實選擇。
內部晉升路徑中,5月28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批復核準宋磊擔任國家開發銀行首席信息官。公開資料顯示,宋磊,理學碩士,工程師,曾先后任國家開發銀行國際合作局副局長、亞太業務部副主任、里約熱內盧代表處首席代表。此后,宋磊擔任?國家開發銀行信息科技部總經理?,同時兼任科技部黨總支書記 。作為中國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國開行近年持續推進“數字開行”戰略,宋磊的上任意味著其科技條線進入新的執行周期。
4月13日,股份制銀行——渤海銀行首席信息官謝凱的任職資格獲批。謝凱此前已擔任該行副行長,是一位從農業銀行基層一步步成長起來的技術型高管,擁有高級工程師職稱和金融學博士學位。由副行長“一肩挑”CIO,在業內并不鮮見——交通銀行此前也長期由副行長錢斌兼任。該行于4月宣布聘任的新首席信息官劉雷(待其任職獲準后,副行長錢斌將不再兼任),同樣屬于典型的內部培養的技術型管理人,其此前的履歷覆蓋交行軟件開發中心、數字化轉型辦公室、金融科技部等多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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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層面,2月12日,山東金融監管局核準王逸東日照銀行首席信息官的任職資格。王逸東是該行從內部科技條線逐步提拔的代表,曾在科技部和數字銀行部深耕多年,專注于供應鏈金融、生物資產監控等場景的AI賦能。
2月9日,四川新網銀行(全國三家互聯網銀行之一,由新希望集團、小米、紅旗連鎖等股東發起設立,是四川省首家民營銀行)首席信息官毛航的任職資格獲批。這位畢業于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專業的“技術老兵”,曾長期任職于中國工商銀行軟件開發中心等技術部門,后加入新網銀行擔任信息科技總監兼科技部總經理,最終走向CIO崗位。他在公開場合多次強調“業技融合”的重要性,認為大模型時代銀行的差異化競爭點在于數據與知識管理體系的構建?。
市場化選聘路徑則體現為另一種思路。今年2月份,江西金融監管局核準鄭宏磊上饒銀行首席信息官。鄭宏磊的上任路徑最引人注目——他是在2025年上饒銀行面向全國公開選聘CIO的流程中脫穎而出的行外引進人才。公開選聘曾明確提出“45周歲以下、信息科技高級管理崗位4年以上”等硬性條件,折射出傳統中小銀行在數字化轉型中本土人才儲備不足的現實困境,以及以市場化手段破局的決心。
兩條路徑并行不悖,共同勾勒出銀行科技“一把手”變陣的基本輪廓:內部晉升者負責承前啟后、深化既定戰略;市場化選聘者則被寄予“鯰魚效應”的期待,為體制內注入外部活力。
巨量投入催生CIO角色重估
這波密集的人事調整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銀行業數字化轉型從“選答題”變為“必答題”、科技投入從“成本項”升級為“增長引擎”的深刻轉變。當科技投入成為戰略核心,CIO的角色也正在從后臺支持者走向前臺決策者——這正是人事調整密集出現的深層邏輯。
從2025財年數據看,六大國有銀行的科技投入規模足以印證這一趨勢。據賽迪顧問統計:工商銀行285.88億元、建設銀行267.22億元、農業銀行256.47億元、中國銀行250.01億元、交通銀行123.42億元、郵儲銀行117.91億元,六家合計超過1300億元,同比增長約3.69%。除郵儲銀行同比負增長外,其余五家均保持增長。
再看10家股份制銀行。2025年,其金融科技投入總規模約630.57億元,較2024年整體有所回落,呈現“兩升八降”的格局,其中,僅華夏銀行、浦發銀行實現同比增長。在凈息差普遍收窄的背景下,多家股份制銀行雖然縮減了投入絕對金額,但其科技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普遍高于國有大行平均水平,展現出差異化的轉型路徑與較高的投入強度。
從投入占比來看,2025年國有銀行與股份制銀行的科技投入占營收比重介于3.31%至5.78%之間。國有行中,交通銀行以5.78%居首;股份行中,光大銀行、渤海銀行、廣發銀行處于第一梯隊,占比區間為4.83%–5.00%。![]()
(圖片及數據來源:賽迪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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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2025年度財報)
科技人才方面,國有大行依托資源優勢持續擴大隊伍規模,科技人員總數達13.58萬人;股份制銀行則走科技賦能路線,總規模雖小,但人才密度更高——平安銀行以15.63%的科技人員占員工總數比例位居全行業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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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賽迪顧問)
當千億級投入持續加碼、科技人員密度不斷提升,CIO不再僅是技術負責人,而成為戰略制定、資源配置與業務創新的關鍵推手。這正是“CIO角色重估”的時代注腳。
各銀行大模型與智能體加速滲透
這種再定義有著鮮明的時代坐標:在政策層面,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做好“五篇大文章”,“數字金融”位列其中;在行業層面,銀行業凈息差持續收窄,以技術手段提升運營效率、挖掘存量價值、構建差異化壁壘,已成為普遍的應對策略;在技術層面,大模型、生成式AI等技術的演進周期遠短于互聯網化時代,銀行需要敏捷的決策和執行鏈條,而CIO正是這一鏈條的關鍵樞紐。
根據賽迪顧問的統計,當前,六大行均在智能體部署層面進行深耕,各行的智能體的規模與深耕的垂直場景有所不同。
其中,交通銀行在規模上表現突出,累計部署了超2500個智能體助手;工商銀行構建了支持多層次協同的智能體創作平臺,培育了如營銷智能體“工小財”、信貸智能助手“工小審”等特色數字員工;建設銀行打造了垂直領域智能體,如零售AI工具“幫得助理”以賦能客戶經理;農業銀行推出了數字人員工“一明”多智能體;中國銀行構建了涵蓋研發等領域的400余個智能化助手;郵儲銀行則針對金融市場業務定制了債券交易機器人“郵小寶”和票據交易機器人“郵小盈”等高級智能體。
而股份制銀行大模型應用呈現爆發式增長,以智能風控、營銷與客服為核心向全業務鏈條滲透。智能風控與授信審批是目前各行大模型滲透最深的共性場景,有效節約了大量人工成本。各行的特色落地場景體現了其業務優勢,招商銀行的場景滲透最廣,落地多達856個應用場景,日均Tokens吞吐量暴增十倍;中信銀行在金融市場發力,將AI應用于外匯即期量化交易報價,自動化率超80%;上海浦發銀行打造的AI交易員“小浦”已累計撮合了超2.8萬億交易;平安銀行在跨境智能審單(OCR+NLP)及AI代碼生成(占比超30%)上成效顯著;民生銀行將大模型深度嵌入數智化貸后雙支柱管理和催清收體系;華夏銀行則探索了前沿的量子模型在智能客服、貸款催收合規識別場景的試點應用。
短期承壓與長期“增長引擎”的價值
不過,挑戰依然不容忽視。如何在堅持轉型投入的同時兼顧短期經營表現,考驗著每一位CIO對資源分配的精準把握。與此同時,大模型的安全合規問題、科技投入的ROI衡量問題、技術自主可控問題,也擺在CIO們的案頭,成為無法回避的課題。比如,股份行的科技投入2025年整體出現“兩升八降”的收縮態勢,反映出部分機構在投入端正面臨利潤承壓的現實掣肘。
王逸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長期看AI將驅動銀行科技部門從成本中心轉向價值創造中心,成為業務增長核心引擎;但短期仍需面對算力成本高、全業務滲透尚需時間等現實挑戰,堅持穩步推進、場景深耕、合規先行,以智能體與大模型釋放新質金融生產力。
但對于新任CIO們而言,當下無疑是施展抱負的關鍵窗口。在巨量投入與技術變革的交匯處,能否平衡短期業績與長期戰略、在安全合規的前提下跑出應用實效,將決定他們能否真正完成從“技術管家”到“戰略合伙人”的角色躍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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