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封薄薄的辭職信從南京寄往北京。沒人能想到，寫信的不是失意落魄的下臺官員，是正兒八經連任兩屆的中央委員，實打實的省級高官。旁人擠破頭都想往高處走，他偏不，鐵了心要把手里的位子讓出去。這位不一樣的老干部，名叫丁可則。

丁可則原名叫楊扣澤，1932年生在江蘇邗江一個佃農家庭。窮到什么地步呢？地是租地主的，吃飽飯都是奢望，讀書更是想都不敢想，只上完高小就輟學了。這點文化底子，成了他一輩子都拎得清的心結。

16歲他就進工廠討生活，一開始做翻砂工，天天守著上千度的熔爐澆鐵水。一雙手全是燙傷留下的疤痕，渾身上下永遠洗不掉砂塵，衣服臟得發硬。換別人可能早就琢磨著換門路了，他半點怨言都沒有，踏踏實實干了好多年。

后來他進了無錫機床廠，一待就近二十年，1954年順利入了黨。他那會兒想法特別簡單，就是覺得黨能讓窮人翻身，自己信這個，入黨不是為了當官發財。1959年他評上全國先進生產者，去北京開群英會領獎，這是他頭一回坐火車進北京，頭一回踏進人民大會堂。

站在一堆廠長、工程師和省級干部里頭，他也沒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回去之后該開機器開機器，該澆鐵水澆鐵水，半點飄不起來。誰也沒想到，這張先進生產者的名片，徹底改了他的人生軌跡。

文革開始之后，廠子徹底亂了，機器停轉，天天全是批斗會。丁可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沒讀過多少書，搞不懂那些運動的彎彎繞繞，就認一個死理：機器不轉，工人就沒飯吃。

1968年有人找上門，讓他出來當廠革委會副主任專門抓生產，說他是勞模，工人出身根正苗紅，群眾信得過。他二話不說就上任，才三天，無錫機床廠的機器就重新轉了起來。他當官跟別人不一樣，干的還是工人的實在事，還干了件當時敢干的人極少的事。

那會兒好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要挨揪斗，丁可則就借著辦學習班的名義，把這些人集中保護起來，不讓外面的人進來揪斗。這操作說白了就是拿運動擋運動，搞不好一頂包庇階級敵人的帽子扣下來，飯碗甚至命都保不住，他愣是頂住了風險。后來這些老干部大多平平安安熬到了文革結束，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之后他一路穩扎穩打往上走，1970年當上無錫機床廠黨委書記，1972年就成了無錫市的領導。從一個天天摸鐵水的翻砂工，走到市級領導的位置，這個跨越說出來誰不羨慕。

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丁可則當選中央委員，接到通知的時候，他自己腦子都懵了。一個只有高小文化的工人，能坐到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室里，他自己都說，這是時代把他推上來的。那會兒老干部大批被打倒，需要工農代表填補位置，不是他本事多大，是他最符合當時的要求。

他進京開會碰到開國上將許世友，還直白地問人家，中央委員到底要怎么干。許世友聽完大笑，告訴他好好工作，一年來北京開一次會就行。這件事也能看出來，丁可則真的沒什么野心，他從來沒覺得這個位子本來就該是自己的。

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丁可則連任中央委員，還出任江蘇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也就是實打實的副省級，這算是他仕途的頂點了。可從這一刻起，他坐在位子上越來越不安，渾身都不自在。

當時跟他同坐一個會議室的，要么是抗戰時期就入黨的老革命，資歷深到沒的說，要么是留過學、名校畢業的專業人才，說起五年計劃、工業指標頭頭是道。丁可則呢，只有高小文化，就算后來靠夜校補了幾年課，寫個材料都要秘書改好幾遍，開會討論細節常常跟不上。

他自己都說，那段時間坐在位子上，簡直是如坐針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國家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要搞現代化建設，中央開始醞釀干部四化方針，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知識化這三個字，剛好戳中了丁可則的軟肋。

他心里門兒清，國家要往前走，就得要懂技術、懂經濟、懂管理的能人來挑擔子。他那點本事，在工廠抓生產夠用，在省委副省級的位子上，真的不夠。他整整想了一年，想明白一件事：這個位子不是我的，是時代借給我的，現在該還回去了。

1980年，他提筆寫了那封辭職信，直接寄到了中央。信里寫得很直白，自己文化水平低，能力有限，不能勝任現任職務，請求辭去中央委員和省級領導職務，讓更有能力的同志上來干。

這封信后來放到了胡耀邦的案頭，那會兒黨內正在推進干部能上能下的改革，提倡讓出位子給年輕人能人。可真的主動辭職的沒幾個，占著位子死撐的多，沒犯錯沒被迫，純靠自知之明要下來的，幾乎找不出第二個。

中央很快批準了他的請求，免去了他的中央委員職務，建議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委給他安排了省總工會的職務。從副省級到正廳級，從中央委員到工會干部，連降好幾級，換旁人說不定早就郁郁不平，天天借酒消愁了。

丁可則半點都不在意，收拾好自己的東西，開開心心就去上任了，這一干就是十幾年。他在總工會還是老樣子，天天跑下基層，聽工人說心里話，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會議少了，權力小了，他反倒覺得心里特別踏實。

1994年丁可則正式退休，退休之后他幾乎不公開露臉，不寫回憶錄，不接受采訪，也不參加各類座談會，就安安靜靜過自己的小日子。2017年1月，丁可則在南京去世，享年85歲。

他的訃告上，第一身份寫的是江蘇省總工會原副主席，后面才加了一行小字：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這兩行字擺在一起，就是他一生最真實的縮影。前面是他最后的落腳點，后面是他主動放棄的榮光。

丁可則自己后來聊起這段經歷，說自己出身窮苦，沒讀多少書，能走到那個位置，完全是形勢需要，是組織和群眾信任。他這輩子就守著一個原則，干好自己份內的事，不亂說話，不跟風起哄，不惹事。

這句話聽起來樸素得掉渣，可放在那個年代，能做到的真沒幾個人。那封辭職信不是失敗者的認輸，是清醒者的主動選擇。從翻砂工到中央委員，從省級領導到工會干部，他這輩子沒有一步是自己刻意設計的，但每一步他都清楚自己是誰，該站在哪里。

被時代推上去，又主動把自己放下來，這件事本身，比任何閃光的頭銜都重。官位會隨著時代更迭變了又變，可這份清醒，這份自知之明，直到今天也依然讓人佩服。

參考資料：人民網 《他從翻砂工當上中央委員，卻主動辭職讓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