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2026年6月10日清晨，香港太古城廬山閣發生了一起家庭悲劇，一名48歲的母親與12歲的女兒在家中發生激烈爭執，原因是母親對女兒的教育方式和學業表現不滿。
爭吵過后，母親獨自走進臥室，不久后從高處墜落，當場死亡，女兒目睹了母親墜樓的過程，立即報警，警方和救護人員趕到時，母親已無生命體征。
事發后，女兒被送往東區醫院接受身體檢查和心理評估，醫院安排社工對其進行初步心理疏導，父親和祖母也趕到醫院陪伴。
當天傍晚，女兒在家人陪同下返回家中，然而僅僅過了不到十個小時，當晚7時21分，警方再次接到報案，這名12歲的女童從同一住宅樓的高處墜落，倒臥在平臺，救援人員到場后確認其已死亡。
十小時的生死距離，心理干預的缺口
這起悲劇最刺痛人心的地方，是母親墜樓與女兒離世之間那不到十個小時的時間差，女兒親眼目睹母親從高處墜落，這種突如其來的巨大沖擊，即便是成年人也難以承受，更何況是一個年僅12歲的孩子。
事發時她正處于青春期，心理承受能力本就有限，對創傷的敏感度也更高，在母親離世后的短短數小時內，她經歷了報警、醫院檢查、心理評估、回家安置的多重心理沖擊，心理負荷極高。
在這短暫的過渡期內，醫院和社署對女童進行了心理評估，認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下返家，然而，直系親屬以這種極端方式離去，對未成年的孩子造成的是根本無法即時量化的心理創傷。
常規的心理評估和階段性輔導，在如此劇烈的創傷面前是否足夠，成為這起事件留給社會的一個重要疑問，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如果女童因教育問題與母親爭執后母親自殺，女童可能會有深重的內疚感，其自殺風險極高，需要身邊人陪伴及開解，盡量不要讓她獨處。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也指出，極度創傷的兒童在事發后需要持續的情緒支援和非評判性的空間，現行程序在事發后數小時的高風險窗口期間，對個案的動態風險評估存在不足。
身兼社工的母親，為何沒能救自己
母親生前是一名注冊社工，在香港社會福利署工作多年，她長期負責處理家庭糾紛和青少年心理輔導，在工作中幫助過許多陷入困境的家庭。
但在處理自己與女兒的沖突時，她沒能控制住情緒，女兒正處于青春期，學業壓力大，與母親的溝通方式一直不夠順暢，親友事后回憶，母親平時工作繁忙，回家后還要兼顧家務和女兒的學習輔導，長期處于疲憊狀態，她在外人面前表現堅強，但內心積累了大量負面情緒。
事發時，爭議的具體內容是學業和管教問題，高學業壓力和社會期待可能在家庭中長期積累沖突，而外界難以察覺明顯的精神或心理失控信號。
在專業身份的外殼之下，她隱藏的可能是普通人同樣會經歷的脆弱和無助，母親的身份和社工的身份，在那一刻都沒能拉住她。
6月11日起，陸續有市民在太古城廬山閣樓下擺放鮮花悼念母女，一束花上的便利貼寫著“Rest in Peace愿安息，愿來生再沒痛苦，過著開心安穩的生活，活著的要堅強！保重”。
而女童就讀的優才書院小學部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為全校師生及家長提供心理支援，涉事家庭的女童父親承受著喪妻喪女的雙重打擊，親友和社會也將為其提供必要的援助。
這起事件是一個家庭的巨大悲劇，也是一個值得社會深思的警示，生命的消逝有時就在一念之間，母親因一時的情緒崩潰和壓力釋放而走上了不歸路；女兒在創傷和內疚的雙重裹挾下，也未能在最關鍵的時刻得到足以將她從崩潰邊緣拉回的有效陪伴和連續干預。
無論從家庭角度還是從社會責任角度看，關注家庭成員的精神狀態、在危機發生前進行有效疏導、在重大變故發生后對未成年人進行高強度連續干預，都是防止此類悲劇再次發生的關鍵。
每一個崩潰的母親背后，也許都有一份未被分擔的壓力；每一個沉默的孩子心里，也許都藏著一道看不到的傷口，珍惜眼前人，多一份理解和傾聽，也許就能挽留一個在崩潰邊緣徘徊的靈魂，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這聲嘆息，愿生者更懂得珍惜、堅強，而生命的可貴，莫過于在絕望時能抓住那一束微弱的光，在深淵邊能感受到一次有力的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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