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近代以來，上海憑借開埠通商之利，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前沿陣地。這座依江臨海的城市，以獨特的地緣文脈與城市氣質，催生出了影響深遠的海派書法。海派書法不僅是中國近現代書法轉型史上的關鍵樞紐，更是傳統書法藝術在現代都市語境下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成功典范。從晚清民初碑帖交融的藝術破局，到新中國建立后文脈綿延、新舊共生的多元格局，海派書法跨越百年時空，既接續了傳統書學的正脈，又在率先完成古典筆墨向現代藝術范式轉捩的過程中，為后世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海派書法的形成是地域環境、城市文化與書學思潮三者深度耦合的產物。晚清時期的上海，商賈云集，貨殖繁盛，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人、書畫家、收藏家紛紛匯聚于此。一方面，滬上藏書樓、碑帖鋪、金石坊林立，碑帖善本、金石拓片自南北各地源源不斷地匯聚，使得上海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文物藝術品集散地之一。乾嘉以來盛行的金石考據學風，順勢南下，為海派書法注入了濃厚的學術底色。另一方面，開埠之后，西洋美術、攝影、印刷技術等西方文化藝術樣式陸續傳入，中西美術思潮在此激烈碰撞、相互融合，打破了清代中后期帖學日漸萎靡、碑學偏于一執的困局。

傳統帖學在清中期以后逐漸走向僵化，館閣體束縛了書家的個性表達；而碑學雖然借金石考據之力異軍突起，卻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尊碑貶帖的極端。正是在這樣看似矛盾重重、實則充滿生機的文化生態中，海派書法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

吳昌碩、沈曾植、李瑞清、王蘧常、白蕉等一代代海派代表書家，率先跳出南北書派的門戶之囿，不再固守“唯帖至上”或“尊碑貶帖”的單一立場，而是以開放的胸襟，開創了碑帖互融的海派核心藝術特質。吳昌碩以石鼓文篆籀筆法入行草，雄強渾厚、拙樸蒼茫，其行書如“錐畫沙”“屋漏痕”，金石氣彌漫于字里行間；沈曾植博涉漢魏碑刻，兼取章草，筆法生拙奇崛，意態古逸；李瑞清以“金石書派”著稱，將北碑方峻之筆與南帖婉轉之韻相結合；王蘧常化漢碑、簡牘筆意入章草，自成奇古深邃的獨特面目；白蕉則植根二王帖學傳統，筆墨簡凈清雅，氣息純正。諸家取法路徑各異，面目風格迥然不同，卻共同確立了海派書法“兼容并蓄、守古法而求新意”的藝術底色。這種不以一家一派自囿、不以一碑一帖自限的開放精神，正是海派書法能夠引領近現代書壇的根本原因所在。

吳昌碩《篆書臨石鼓文》軸，1915年

區別于傳統文人書風依附于鄉邦文脈、書院私塾的生成與傳播模式，海派書法依托近代上海高度發達的報刊業、書畫社團、美術院校以及成熟的書畫市場，率先完成了書法的社會化轉型。這一轉型改變了書法的傳播方式，更重構了書家的生存形態與藝術的生產邏輯。

在社團組織方面，豫園書畫善會、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文明書局等機構常態化地組織雅集、展覽、論書活動，書家們定期相聚，切磋藝事，打破了以往文人孤懸一隅、閉門造車的封閉狀態。在報刊傳播方面，《申報》《新聞報》《東方雜志》等影響力巨大的報刊，紛紛開設書畫專欄，刊發書學理論文章，刊登書家作品與潤例，使書法藝術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入公共視野，走向普通市民。在教育領域，上海美專、新華藝專等新式美術學校率先開設書法篆刻課程，劉海粟、黃賓虹、潘天壽等人都曾在此執教，書法從傳統的師徒授受模式，轉變為現代學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藝術市場方面，豫園書畫善會等機構定期舉辦“書畫助賑”等慈善義賣活動，書家通過潤格制度獲得經濟回報，書畫市場反過來倒逼書家在堅守筆墨內核的同時，不斷調適自己的審美表達以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

這種集創作、研究、傳播、教育、市場于一體的發展形態，徹底改變了古代書家的個體化生存模式，奠定了近現代書法社會化發展的基本范式。上海也因此成為近代中國書法思想的重要策源地，許多影響深遠的書學論爭、藝術思潮，都是在這里發端、激蕩并輻射全國的。

白蕉草書《致君匋五月十三日札》，1955年

時光流轉，百年倏忽。進入新時代的上海，在接續海派文脈方面做出了扎實而富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滬上書壇深耕老輩先賢留下的豐厚遺產，系統整理海派書家的墨跡、文稿與書學理論，出版了《海派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海派書法：百年百家作品集》《傳承：當代海派書法名家肖像》《海派篆刻研究》等一系列重要學術成果。上海博物館依托其館藏金石碑帖、歷代法書名跡的雄厚資源，常態化舉辦館藏書法專題展、海派名家精品展以及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使公眾與研究者都能近距離接觸原跡、感受經典。上海中國畫院、上海書法家協會、上海書畫出版社等機構也持續開展海派書法老書家作品征集等工作，筑牢了傳統傳承的根基。另一方面，上海充分發揮國際化大都市的獨特優勢，積極對接海內外藝術交流資源，在當代展廳書法創作、現代書學理論研究、中小學書法教育普及以及高校書法學科建設等領域持續發力。

海派百年的書史實踐，為新時代書法發展留下了兼容、傳播與守正創新等多重深刻而持久的啟示。

其一，地域書風建設貴在兼容，拒絕狹隘門戶之見。海派之所以能超越一地一派的局限，成為引領近現代書壇的旗幟，關鍵在于它率先打破了南北地域、碑帖流派之間的門戶壁壘，以博采眾長的姿態吸納一切有益營養。反觀當下，各地書風建設如火如荼，中原書風、嶺南書風、江浙書風、齊魯書風等各具特色，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有的地區一味強調地域特色，反而陷入了自我重復的習氣；有的書家固守某家某帖，動輒以“正宗”“嫡傳”自居，排斥異己。借鑒海派的融通思維，各地在建設地域書風時，應當立足本土文脈，放眼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經典資源，避免囿于一地習氣、固步自封。真正的特色不是自我標榜出來的，而是在廣泛吸收、多元融合中自然生長出來的。

其二，書法傳承要打通學術、創作與社會傳播的壁壘。近代海派依靠書畫社團、報刊媒體、新式學堂實現了藝術的普及與社會化。放在今天，這就是高校書法學科建設、公共文博展覽、新媒體傳播推廣、社會美育實踐四者協同并進的系統工程。上海依托高校與文博資源，構建立體化、多層次、全覆蓋的書法生態，正是傳統書學現代化落地的優秀范本。各地可以借鑒這一經驗，推動書法走出書齋、走出展廳，進入社區、進入校園、進入網絡空間，讓書法不僅是少數人欣賞的高雅藝術，更成為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其三，守正為本、順勢開新，是藝術永續的必經之路。海派先賢無一人不是深耕古法、精研傳統的大家，他們正是在對經典法度的深入理解與扎實掌握的基礎上，結合所處時代的文化環境，才實現了變法出新。吳昌碩七十歲后方自成家，王蘧常晚年章草愈發奇古，白蕉一生不離二王門庭卻寫出自家面目，都說明“根深”才能“葉茂”，“守正”才能“創新”。反觀當下書壇，有兩種不良傾向值得警惕：一種是一味摹古、毫無己意，滿足于做古人的“復印機”；另一種是割裂法度、盲目獵奇，以怪誕為創新、以粗率為個性。這兩種弊病，都可以從海派百年的實踐中尋得破解之道：根植經典法度，緊扣時代人文，筆墨創新才有立足之基，藝術生命才能常新常青。唯有在傳統中深扎根系，在時代中激發創造，方能讓千年翰墨在當代都市語境中持續煥發生機，真正做到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

（作者為鄭州大學書法理論與教育系副教授）

原標題：《海派書法的百年賡續與當代啟示》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李純一

來源：作者：孫曉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