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出生率已跌至谷底。政府承諾要進行“婚姻與生育重置”。

但有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卻總被排除在討論之外：那就是女性必須嫁給比自己更富有、更聰明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的社會期望。

想象兩位快四十歲的新加坡人，都希望安定下來。阿華高中畢業后就離開了學校，月薪3000新元，工作勤奮。阿美擁有大學學位，月薪超過10000新元，是個公認的成功人士。兩人都是單身，而且很可能一直單身下去。這并不是因為他們不想結婚，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考慮對方。

這個發生在成千上萬新加坡人身上的故事，正是該國總和生育率在2023年跌至0.97的歷史低點，并在2025年進一步降至令人擔憂的0.87的核心原因。

“女性慕強心理”

正在透支新加坡婚戀市場未來

幾十年來，新加坡花費了數十億資金試圖鼓勵公民結婚生子。然而，嬰兒花紅、延長假期、托兒補貼和住房優先權等措施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越來越傾向于文化層面，而非經濟層面。

這種現象被稱為“女性慕強心理”（female hypergamy）——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期望，即女性應該嫁給在教育、收入和社會地位上至少與自己相當，甚至優于自己的男性。在如今女性受教育程度超過男性的社會中，這種期望已經悄然成為一顆人口定時炸彈。

2022 年的一項調查揭示了這種不對稱性：92%的單身男性愿意與收入高于自己的女性約會，但只有42%的女性愿意與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性約會。這50個百分點的差距是新加坡婚姻市場的結構性特征，正在透支這個國家的未來。

歷史遺留形成新加坡“婚姻擠壓”

擇偶標準=學歷證書+工資單

要理解這種期望為何持續存在，我們需要審視孕育它的文化土壤。新加坡的華人主體和更廣泛的東亞認同深受儒家價值觀的影響。

這種傳統歷來將男性置于一家之主的地位，而女性則處于從屬地位。期望丈夫成為養家糊口的人和更有成就的伴侶，這是一種文化遺產，通過家庭期望和持續的同輩壓力傳承下來。

新加坡女性有自己的標準并沒有錯。但當這種標準主要由男性的學歷證書或工資單來定義，并且當這種標準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時，結果就是“婚姻擠壓”。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合適的伴侶，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男性則根本找不到伴侶。

數據表明：

新加坡擇偶差距

正在擴大

這種錯位在數據中清晰可見。在四十多歲的單身男性中，受教育程度低于中學的人口比例不成比例地高——該年齡段的單身男性中有24.5%屬于這一群體，而同齡人的總體單身率為14.7%。與此同時，四十多歲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在單身人群中的比例也過高：18.8%，而同齡人的平均水平為 15.7%。

這兩個群體都想結婚，但都受困于未能與現實同步的社會劇本。

現實情況是，從新加坡大學畢業的女性比男性多。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賺錢能力的增強，她們可以合理地“向上婚配”的合格男性群體正在縮小。如果這種慕強期望保持不變，越來越多的受過教育的女性將找不到符合標準的人，新加坡的出生率也將繼續下降。

這種共鳴是毋庸置疑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等待，擇偶差距在擴大，而向上婚配的文化期望正與人口現實發生沖突。但是，新加坡的生育率只有 0.87，而且沒有有意義的移民緩沖，因此無法承受讓問題惡化的后果。

在新加坡

結婚真正看重的是什么

新加坡部長英蘭妮( Indranee Rajah) 最近呼吁在全社會范圍內“重置”新加坡人對婚姻和生育的看法。這些舉措值得歡迎，但如果不直面慕強心理問題，這種重置將是不完整的。

政府無法通過立法來規定愛情，但它可以引導一場關于我們在伴侶身上真正看重什么的全國性對話。一個男人因為沒有上過大學就不值得被愛嗎？一段婚姻因為妻子比丈夫賺得多就不再有效嗎？一個家庭因為父親是主要照顧者而母親追求事業就不再健全嗎？

在瑞典和丹麥等生育率高得多的國家，夫妻更有可能圍繞個人優勢和共同價值觀來組織家庭，而不是僵化的性別等級制度。全職父親并不是恥辱的根源，妻子比丈夫賺得多也不是反常現象。

改變慕強心理

對新加坡出生率有好處

對女性也是雙贏

挑戰慕強心理不僅對新加坡的出生率有好處；它還有可能解放那些感到被其困住的女性。

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事業心強的新加坡女性真心想要孩子，但覺得無法兼顧要求高的事業和家庭。丈夫必須是高收入者的假設將夫妻鎖定在傳統的勞動分工中，期望女性在孩子出生后縮減職業發展。

如果社會更能接受女性收入高于男性，并且男性承擔主要育兒角色的夫妻，這些女性將有更多選擇。她們可以毫無負罪感地追求事業，因為她們知道自己的伴侶是一個有能力的共同撫養人。家庭和經濟都將受益，新加坡的出生率也可能開始回升。

解決辦法不是讓女性放棄她們的標準，而是重新定義這些標準。一個善良、忠誠、有能力但可能沒有學位的男人并不是一個較差的伴侶。他可能正是高成就女性所需要的伴侶。

新加坡

正在努力解決

婚育與生育重置問題

當國家利益需要時，新加坡從未回避過艱難的對話。從種族和諧到公共住房，這個國家已經表明它可以挑戰繼承下來的假設。

關于慕強心理的證據太明顯了，不容忽視。改變根深蒂固的文化態度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這需要學校教育年輕人看重品格勝過學歷。這需要媒體使女性賺得更多的關系正常化。這需要家庭停止將男朋友“是否有學位”作為首要問題來問。

最重要的是，這需要誠實地承認，一個男人作為丈夫和父親的價值不能從他的工資單或成績單上讀出來。在生育診所冷凍卵子的女性并不是關于女性野心的警示故事；她們是社會一直不敢解決的擇偶差距的人力成本。

新加坡的婚姻與生育重置有著正確的雄心壯志。現在，它需要勇氣去解決正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