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開幕吸引著世界球迷的目光。自1930年誕生以來，世界杯早已成為席卷全球的狂熱盛事。它是地球上收視人數最多的體育賽事，來自各大洲的球隊為奪取金杯奮力角逐，每一場對決都吸引無數目光。

然而，世界杯從不是單純的綠茵競技，更是各國自我塑造、謀求影響力的舞臺，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續定義著各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坐標。人們在觀看比賽時歡呼、失落、狂喜或遺憾，而國家則借助這項全球性的盛會不斷講述關于自身的故事。世界杯之所以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承載的從來不只是體育，而是一個時代對于榮耀、身份和世界位置的想象。

1954年7月4日，在瑞士伯爾尼舉行的世界杯決賽中，剛剛建國不久的聯邦德國隊以3比2逆轉擊敗當時不可一世的匈牙利隊。這場勝利后來被稱為“伯爾尼奇跡”。對于許多德國人而言，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一座冠軍獎杯。二戰結束不到十年，經歷戰敗、分裂和廢墟的德國仍背負著沉重陰影，而這場意外的勝利，則讓這個國家重新找回了自信，也讓國際社會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這個曾經的戰敗國。歷史學家甚至將其視為西德“經濟奇跡”之前的一次精神重建。

“伯爾尼奇跡”如何深遠影響兩個參賽國的命運和未來？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權力與榮耀：一部世界杯的歷史》。

《權力與榮耀：一部世界杯的歷史》

作者: [英] 喬納森·威爾遜

譯者: 董風云

版本: 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6年5月

世界杯勝利的隱喻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烏斯（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1994年的中篇小說《我成為世界冠軍的那個星期天》（Der Sonntag，an dem ich Weltmeister wurde）中，那個焦慮的11歲敘述者害怕他的父親、害怕上帝，也害怕幾乎所有其他事物。他患有牛皮癬，時常流鼻血，口吃則讓他愈加羞怯。1954年7月4日星期天的早晨，他坐在由牧師，也就是他的父親主持的教堂禮拜中，忍受著焦灼期待的折磨，等待能打開收音機收聽世界杯決賽解說的時刻到來，心中不斷追問：“匈牙利人能被阻止嗎？”

當西德隊從0∶2落后的局面逆轉時，敘述者陷入了一種近乎宗教般的狂喜。他的口吃消失了，當父親問他比分時，他能夠流利地回答，盡管“二比二”（zwei zu zwei）中重復的“z”音是他平時難以發出來的。

這個隱喻略顯直白，且帶有刻意為之的味道：西德如同一個體弱多病、充滿自我懷疑、飽受負罪感折磨、不敢表達自我的人，在一場完全意想不到的世界杯勝利中找到了自尊，得以重新與世界接軌。“我們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價值，我們回來了，不再是失敗者……”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寫道。或者正如人們普遍表達的那樣：“我們再次成為人物了！（Wir sind wieder wer！）”但隨后敘述者走出家門，意識到“這場世界杯過后，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伯爾尼的奇跡》劇照。

將世界杯勝利作為隱喻本已成為陳詞濫調，還有什么比這場賽事更能體現西德20世紀50年代的“經濟奇跡”（Wirtschaftswunder）呢？還有什么比逆轉戰勝匈牙利隊更能概括國家的重生呢？例如，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79年執導的電影《瑪麗婭·布勞恩的婚姻》（Die Ehe der Maria Braun）中，女主角瑪麗婭在繼續愛著并堅持忠于入獄丈夫的同時，與一名美國士兵和一名富有的工廠主有染，變得越來越有錢，卻也越來越冷漠。背景中經常出現收音機的聲音：先是尋找失蹤德國士兵的呼吁，然后是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總理的重整軍備談判的新聞，最后在高潮場景中——瑪麗婭將來的經濟條件得到保障——傳來了赫伯特·齊默爾曼在決賽時的著名解說。這體現了西德從戰爭期間徹底迷失，到緩慢、笨拙地提出自我主張，再到作為一個國家光榮崛起的過程。但當終場哨聲響起，確認西德隊獲勝時，瑪麗婭的中產階級住宅發生爆炸，她和剛獲釋的丈夫雙雙身亡。這暗示，這種復蘇的代價，或至少這種形式的復蘇的代價太高，導致了疏離感，最終導致毀滅。

“伯爾尼奇跡”（Das Wunder von Bern）已成為戰后德國歷史中家喻戶曉的一部分，問題不在于它是不是重要的一步，而在于這一步的意義究竟是什么。事后看來，人們無疑賦予了它更多細微的內涵，但即便在當時，人們對這一勝利也心存不安，《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似乎擔心好戰的民族主義隨時可能爆發，因此敦促人們保持克制。

“好吧，現在為球員們歡呼吧，”報紙告誡道，“但我們該清醒過來了：比賽已經結束，這只是一場比賽。”

賽前，沒有人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對西德隊來說，能出現在瑞士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叫我狂人，叫我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漫長歲月里，德國的足球比賽依然持續進行，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塞普·赫貝格爾繼續做著筆記，他擅長爭取讓球員從部隊中獲準參加比賽。直到1943年2月，隨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失利、隆美爾（Rommel）在北非的撤退，德國宣布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德國才最終放棄了國際體育賽事。

戰爭結束時，最初的計劃是解散所有俱樂部，將這一安排作為更普遍的去納粹化進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大規模饑荒的威脅意味著需要迅速建立領導結構，完整的去納粹化進程從未完成。早在1945年11月，美國占領區就開始了聯賽，該地區的政策是最自由的，盡管俱樂部在大部分時間里前往鄉村，通過表演賽換取食物。直到1947年9月，類似全國性的足球賽事才得以恢復，但這也僅限于西德。

這是一個開始，但重新加入全球足球大家庭則是另一回事。瑞士人呼吁體育的使命是團結，于是組織了德國球隊參與的“城市友誼賽”，為其提供一些國際比賽機會，并積極游說國際足聯。但直到1950年9月，西德加入國際足聯的申請才被接受。

在西德，公眾首次大規模關注世界杯。《明鏡》周刊報道稱，決賽前幾天電視機銷量激增：年初西德僅有11655臺私人電視機，到年底已增至84278臺。然而，這個新國家的性質決定了不能有絲毫凱旋主義。知識分子仍不屑于談論足球，甚至赫伯特·齊默爾曼在解說開場時也說：“這是值得驕傲的一天。但我們不應如此自負，認為它必然會有圓滿的結局。”

或許這只是現實主義。畢竟，匈牙利隊已四年未嘗一敗，連續32場比賽保持不敗。

7月4日清晨，天空陰雨連綿，且雨勢不斷加大。這對匈牙利隊來說是個隱患——場地條件越好，他們擅長的傳球風格和復雜配合就越容易奏效，但到開球時，雨已經下了三十六小時。然而對西德球員來說，這是天大的好消息。弗里茨·瓦爾特自戰爭期間感染瘧疾后，在炎熱天氣中一直狀態不佳，但下雨時他總能煥發生機。甚至在世界杯前，德國就有“弗里茨·瓦爾特天氣”（Fritz-Walter-Wetter）的說法。此后，這更成為國家神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伯爾尼的奇跡》劇照。

如果說齊默爾曼的話語帶有宿命感，那么不久后這種感覺似乎就得到了印證。普斯卡什抓住科奇什射門被擋后的反彈球，為匈牙利隊取得領先；隨后，圖雷克（Turek）在科爾邁爾回傳時出現失誤，讓齊博爾在第8分鐘將比分擴大為2∶0。瓦爾特回想起1942年5月在布達佩斯的那場比賽，當時德國隊也在落后兩球的情況下逆轉擊敗匈牙利隊。那一次，他們幾乎立即縮小了分差，而這一次，他們竟然再次做到了。

馬克斯·莫洛克是紐倫堡一名工廠工頭的兒子，身高僅1.7米，卻有極強的斗志。小時候，為了鍛煉自己適應足球生涯，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結果患上了肺炎。弗里茨·瓦爾特稱他為“我所見過的最偉大的斗士”。在0∶2落后的情況下，他并未氣餒。西德隊重新開球時，他喊道：“現在讓我們給他們點顏色看看！”2分鐘內，拉恩從右路低平球傳中，球經博日克偏轉后，莫洛克迅速調整腳步，伸出右腿，用腳尖將球送過格羅希奇的十指關。

赫貝格爾常說，成功是技巧、團結和運氣的結合。這三點在伯爾尼的賽場上盡數體現。面對落后兩球的局面，尤其是兩周前曾3∶8慘敗給同一對手，西德隊本可能崩潰，但憑借集體意志堅持了下來。莫洛克進球后的幾分鐘里，西德隊掌控了比賽，展現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水準。科爾邁爾用腳后跟解圍，瓦爾特則以一記并不實用的華麗挑球推進攻勢。當然，勝利賦予了這些瞬間特殊意義，但更重要的是，西德隊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們并不懼怕匈牙利隊。當格羅希奇出現失誤，未能接到角球時，拉恩在后點輕松推射扳平比分。此時，比賽僅進行了18分鐘。

《伯爾尼的奇跡》劇照。

隨后，好運氣降臨。匈牙利隊發起反撲，圖雷克做出一連串精彩撲救，希代古提和科奇什的打門均擊中橫梁，科爾邁爾兩次在門線上將球解圍。在比賽還剩6分鐘時，不可思議的一幕發生了：拉恩接住隆托什·米哈伊（Mihály Lantos）的解圍球，切入左側，左腳勁射打入遠角。“拉恩射門，”齊默爾曼嘶吼道，“進球！進球！進球！進球！”隨后是持續8秒的狂喜的寂靜。“德國隊進球了！德國隊3∶2領先！叫我狂人，叫我瘋子！”這些話語成為德國人最熟悉的解說詞，如同為這個新的聯邦共和國舉行了神圣的儀式。最初的喜悅過后，如何定義這一勝利，變得遠比想象中的更復雜。

但還有一個關鍵瞬間需要應對。比賽還剩4分鐘時，托特·米哈伊（Mihály Tóth）傳球給普斯卡什，普斯卡什帶球轉身，利布里希來不及回防，卡爾·馬伊（Karl Mai）飛速趕來卻為時已晚。普斯卡什左腳勁射，球勢大力沉，圖雷克撲救不及，趴在泥濘中，滿心絕望。馬伊跟著球沖進網內，雙手高舉，利布里希則指著普斯卡什，這并非真正的申訴，而是絕望地詢問是否越位。

片刻之后，默文·格里菲思舉起了旗幟。進球無效——事實證明，匈牙利人并非不可阻擋，盡管圖雷克、波西帕爾和利布里希最終還是需要這位來自紐波特的嚴謹教師的幫助。普斯卡什怒不可遏。“我簡直不敢相信，”他說，“我真想殺了他。因為這樣的判罰輸掉世界杯，太不合理了。”視頻證據并不明確，但耐人尋味的是，早在旗幟舉起之前，齊默爾曼就已向觀眾保證這個進球會被吹罰。

匈牙利最沉重的打擊

匈牙利隊為何會輸？四年不敗，為何偏偏在最關鍵的比賽中失利？是雨水和泥濘讓匈牙利隊的傳球風格失效，而西德隊因阿迪達斯提供的旋入式鞋釘更適應場地？是對陣巴西隊和烏拉圭隊的比賽中累積的疲勞所致？是賽前一晚銅管樂隊的排練打擾了匈牙利隊的睡眠？是警方失誤導致匈牙利隊大巴在前往體育場途中停靠過遠，球員被迫擠過人群？普斯卡什腳踝受傷后是否完全康復？至少，他的入選意味著陣容調整：勤奮的托特·米哈伊被安排在左翼，以彌補普斯卡什機動性的不足，而齊博爾則從左翼換到右翼，取代了在對陣烏拉圭隊時表現出色的布代·拉斯洛。是霍斯特·埃克爾的嚴密人盯人戰術削弱了希代古提的作用？還是僅僅運氣使然——在32場比賽不敗后，好運終于不再眷顧匈牙利隊？

但這絕不可能僅因為運氣。人們總需要一個解釋。決賽兩個月后，拉恩、瓦爾特兄弟、莫洛克和馬伊出現黃疸體征，這在匈牙利被當作西德球員服用興奮劑的證據。拉恩猜測，用于注射葡萄糖和維生素的注射器可能受到了污染，不過埃森隊（Essen）門將弗里茨·赫肯拉特（Fritz Herkenrath）也出現了類似癥狀，因此他和俱樂部隊友拉恩可能是在南美巡回賽中感染了疾病。2013年，洪堡大學和明斯特大學聯合發表的一項研究提供了間接證據，表明球員可能被注射了柏飛丁（pervitin），即二戰期間德國軍隊使用的一種甲基苯丙胺。

普斯卡什將失利歸咎于自滿。“這是我們自己的錯，”他說，“我們以為已經贏了比賽，然后輕易丟了兩個球。”還有些說法超出了比賽本身的范疇：至少有兩名球員，甚至可能多達六名球員，違反宵禁，與被獲準前往伯爾尼觀看決賽的妻子和女友會面。

《伯爾尼的奇跡》劇照。

還有人質疑，MTK隊邊鋒尚多爾·卡羅伊（Karóly Sándor）為何要去瑞士？他是一名天賦異稟的球員，本有人主張將他選入陣容，但據稱謝拜什認為他過于放縱——謝拜什曾告訴尚多爾，如果他的妻子想成為一名更好的共產主義者，她就應該少化妝。但如果尚多爾不在正式陣容中，為何要帶他前往？真的只是因為普斯卡什喜歡和他打牌嗎？如果是這樣，這又反映了怎樣的優先級？

1953年11月，匈牙利球員在溫布利獲勝后返回布達佩斯時，在凱萊蒂車站（Keleti Station）受到了熱情民眾的歡迎。而這一次，當憤怒的人們涌上街頭時，他們不得不改道前往北部礦業城鎮塔塔鎮（Tata）。“匈牙利的反應太可怕了，”格羅希奇說，“比賽結束后的幾個小時里，數十萬人涌上街頭。”隨著“球隊為了一批奔馳汽車而故意輸掉比賽”的謠言傳開，一些球員的公寓遭到襲擊。還有明顯荒謬的說法稱，托特·米哈伊入選決賽陣容只是因為他是謝拜什的女婿，而當時謝拜什唯一的女兒只有10歲。

這次騷動雖然缺乏組織且很快被平息，但它很清楚地表明，只要人群足夠龐大，就無法被很好地控制。格羅希奇說：“他們以足球為借口，公開抗議當局……這些示威活動……孕育著1956年運動的種子。”

西德隊在決賽后進行的12場比賽中輸了9場，而匈牙利隊則又保持了18場不敗。在近六年的時間里，匈牙利隊在51場比賽中僅輸的一場，就是這場世界杯決賽。但在伯爾尼，某些根本性的東西被打破了。球隊的精神再也未能恢復，公眾對他們的看法也一落千丈。普斯卡什在洪韋德隊的客場比賽中遭到噓聲，謝拜什的兒子在學校被毆打，而接受過神職訓練、向來與眾不同的格羅希奇則被逮捕，被控“行為違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和道德”。他被軟禁，每周被秘密警察（áVH）帶走審問一次。

1956年10月，反對政府的抗議（“匈牙利十月事件”）爆發，格羅希奇允許示威者將他的家當作武器庫。當蘇聯介入之后，普斯卡什、科奇什、齊博爾以及整個U21梯隊出走。失去如此多頂尖球員，對任何國家的足壇來說都是沉重打擊，但對匈牙利而言是毀滅性的，因為孕育了“黃金之隊”的兩大足球文化源泉——MTK隊和費倫茨瓦羅斯隊，早已被破壞得無法修復。當一代球員離去，人們發現再也沒有可替代的人才。本可能成為巔峰之作的伯爾尼對決，最終成為匈牙利足球黃金時代注定落幕的最后一次震顫。

德國人能慶祝什么？

沒有哪屆世界杯的勝利，讓獲勝者如此矛盾。二戰結束還不到十年，暫且不論面對東德的復雜情緒，對于1949年才成立的西德來說，任何公開的民族主義表達都必須被極力避免。當然，這也正是世界杯意義非凡的原因：足球場是唯一讓人覺得可以坦然慶祝“身為德國人”的場合。問題在于，如何慶祝，以及慶祝到何種程度。

決賽后奏響國歌時，現場的德國人無視官方建議——僅唱第三段“統一、正義和自由……”，而高唱自1922年起就廣泛使用的具有民族主義風格的第一段“德意志高于一切……”。瑞士和東德電臺對此感到震驚，立即中斷了轉播。

但這或許只是狂喜的球迷的本能反應，他們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國歌已經更改。喜悅是真實的。當球隊回國時，數十萬人沿著鐵路線歡慶，并不時涌上鐵軌。或許更能說明西德在和解道路上舉步維艱的，是許多人對公開慶祝的不適感。聯邦德國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在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點燃火焰，這不可避免地讓人想起1936年奧運會。隨后，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館為球隊舉行的官方招待會上，足協主席佩科·鮑溫斯或許在酒精和沙文主義氛圍中忘乎所以，發表了一篇極度麻木不仁的演講。在贊揚球員的勇氣和精神后，他援引了沃坦（Wotan）——這個日耳曼至高神祇的精神支撐著納粹更為神秘的一面，隨后談到了所謂“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的重要性，這一術語特指希特勒建立的基于個人獨裁的極權國家。巴伐利亞電臺中斷了對該活動的報道，并“恰好”遺失了錄音帶。

鮑溫斯是那個時代復雜性的典型代表。他不僅從未加入納粹黨，他那在1940年自殺的妻子還是猶太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似乎是戰后領導德國足協的完美人選。但1927年后，他一直擔任科隆體育俱樂部（K?lner Sports Club）主席，該俱樂部曾大力鼓動民族主義（且往往帶有反猶色彩）演說家，這些演說家拒絕接受《凡爾賽和約》，頑固地稱德國軍隊在一戰中是被內部敵人擊敗的，并呼吁德國的所謂“重生”。1933年，他申請加入納粹黨，卻因妻子是猶太人而被拒絕。他的妻子自殺的原因已經無從知曉，但他們的兒子將其歸咎于父親習慣性的拈花惹草，暗示父親可能為她購買了安眠藥并慫恿她服用，甚至可能親自將藥混入她的酒中。沒有人是完全無辜的，但鮑溫斯的缺陷比大多數人更嚴重。

《伯爾尼的奇跡》劇照。

那么，德國人能慶祝什么？赫貝格爾在賽事期間多次強調“戰友情誼”（Kameradschaft）的重要性；《西德意志匯報》（West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等報紙紛紛稱贊“一支由11名戰友組成的球隊，義無反顧地戰斗”；決賽兩天后，巴伐利亞州州長漢斯·埃哈德（Hans Ehard）將足球描述為“一項戰友情誼和相互理解往往比精湛控球技巧更重要的運動”。或許，戰友情誼是戰爭中少數被人們飽含深情地銘記且未被納粹不可挽回地玷污的一個方面。

當赫貝格爾的球隊訪問波恩時，內政部長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der）明確將在伯爾尼取得的勝利定義為戰友情誼的勝利：“在能帶來強烈集體體驗的國家事件和象征方面，我們不如其他國家豐富，因此，我們更加感激每一個能賦予我們真正共同體意識的事件。”

除了即時的喜悅，當時人們普遍的感受或許是憑借紀律、勤奮和團結，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這場勝利緩解了阿登納總理的壓力，為“經濟奇跡”贏得了時間——1954年7月，“經濟奇跡”尚未穩固，盡管當年工業產出增長了11%，出口增長了20%。赫貝格爾和阿登納之間存在某些相似之處，兩人都是睿智的老者，和藹的外表下隱藏著冷酷，并且都喜歡說一些深奧的格言，這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直到很久以后，德國統一來臨，這場勝利才開始被廣泛描述為“一個奇跡”，仿佛這個經歷巨大變革的成熟民主國家，需要一個奠基神話。

2004年，在這場決賽五十周年之際，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將在伯爾尼取得的勝利稱為與魏瑪和柏林墻并列的國家紀念碑，至此其地位得以正式確立。

原文作者/喬納森·威爾遜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