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界面新聞編輯 | 文姝琪

如果要問中國哪所高中最容易誕生哈佛本科生，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國際部很難繞開。

過去幾年，這所學校幾乎成了國際教育圈的一個特殊樣本。2023屆學生拿下4枚哈佛本科錄取，刷新行業紀錄；近十年累計已有12枚哈佛本科錄取，在業內被視為國內最具代表性的“哈佛生源校”之一。

數據來源：學校官方 制圖：查沁君

但有意思的是，在國際教育圈，哈佛未必是最難申請的大學。

不久前，第三方獨立評估機構宜校發布《2026境外大學本科申請難度榜》，麻省理工學院（MIT）首次位列全球最難申請大學，普林斯頓、哈佛、斯坦福緊隨其后。

北師大實驗國際部升學指導中心主任郭明對界面新聞表示，如果只看中國學生的真實申請難度，MIT排第一，普林斯頓次之。

“2022年，我們學校拿到了4枚普林斯頓錄取，但在大眾層面幾乎沒有激起太大反響。”在他看來，普林斯頓是典型的“圈內大牛，圈外無聲”，而哈佛則不同，它既代表頂尖學術，也擁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在郭明看來，比哈佛錄取本身更值得研究的是，為什么是這些學生？

在長期從事升學指導工作的過程中，他發現，那些最終獲得頂尖大學青睞的學生，并不一定是成績最高、獎項最多的人。相比標準化成績，海外頂尖大學越來越看重學生是否擁有真實的興趣方向、持續投入的能力，以及在校園和社會環境中影響他人的能力。

在郭明看來，這也是北師大實驗國際部最難復制的地方。

學校真正的競爭力，并不只是培養高分學生，而是持續給學生創造平臺，讓他們探索興趣、建立自信、組織團隊，并在真實環境中發揮影響力。這種能力，很難通過考試衡量，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培養。

這種育人理念的變化，也折射出中國國際教育正在經歷的一場轉型。過去，中國家庭討論更多的是如何進入哈佛、如何沖擊藤校、如何打造一份更漂亮的申請履歷。

而到了2026年，在AI快速發展、留學目的地日趨多元的今天，相比進入一所名校更重要的，或許是回答另一個問題：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

留學目的地正在重構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國際學校幾乎默認了一條標準路徑：優秀學生申請美國，更優秀的學生沖刺藤校，頂尖學生瞄準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但今天，這條單一路徑正在被打破。

深圳中學國際部主任宋曉鈺對此感觸很深。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她提到了該校幾個案例，今年，有學生拿到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錄取，卻最終選擇赴香港升學；去年，也有學生放棄伯克利，最終選擇了新加坡國立大學。

“放在十年前，這種選擇幾乎難以想象。”

宋曉鈺透露，今年深圳中學國際部136名畢業生中，有40余名學生收到港校Offer，其中不少學生手握海外名校錄取通知書，還有學生憑借優異成績獲得了香港高校計算機專業全額獎學金。

“大家越來越務實了。”在她看來，相比學校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的位置，學生和家長更關注專業實力、課程設置、未來就業以及整體性價比。

類似的變化，華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國際部升導中心主任金婧也觀察到了。她對界面新聞表示，近年來，廣東地區確實有越來越多家庭關注香港方向，不過，她并不認為美國方向正在失去吸引力。

“實際上，美本依舊是很多家長的主要訴求。”在金婧看來，真正堅定選擇國際教育的家庭，底層邏輯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這些家庭很多本身就有海外學習、交流經歷，在充分了解不同教育體系之后，依然會認真思考，到底要給孩子提供怎樣的成長環境，而不是簡單追逐排名。

“行業表面看似有很多變化，但多是表面的浪花，底層沒有太大變動。”她相信，再過幾年回頭看，很多看似劇烈的波動，或許只是國際教育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調整。

郭明也對界面新聞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認為，美國本科體系經過長期發展，依然是目前全球最成熟的本科培養體系之一，但申請方式正在發生變化。

“過去是確定美國，就全力申請美國；現在則是在美國方向的基礎上，同步布局其他英語國家和地區。”

他解釋，美國本科申請強調綜合能力培養，本身與英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申請體系具有一定兼容性。因此，不少學生會以美國申請為主線，同時申請多個地區，最終根據錄取結果和個人規劃作出選擇。

在郭明看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正在失寵，而是國際教育逐漸告別單一路徑思維，家庭的決策變得更加理性和成熟。

從單一路徑到多元培養

從招生端來看，海外高校的人才選拔標準，也正在發生變化。

宋曉鈺向界面新聞表示，如今海外招生官越來越重視學生材料的真實性，以及真實的學術能力和成長故事。

隨著AI普及，各類代寫、代做現象增多，招生審核也變得更加嚴格。“大家不再只看包裝，而是越來越關注學生真實的成長軌跡。”

她提到，即便是AP考試，官方也針對中國考區推出了專門命題，希望更加準確地評估學生真實水平。

郭明也觀察到，隨著申請越來越成熟，國際教育正在逐漸告別過去簡單追逐排名的時代。如果說十年前，很多家庭相信存在一條通往成功的標準路徑，那么今天，越來越多人開始接受另一種現實——沒有一個國家適合所有學生，也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成為所有人的答案。

這種變化，也正在改變國際學校的課程體系。國際化教育有三套主流課程：AP（美國大學先修課程）、IB（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A-Level（英國高中高級水平考試課程），都有幾十年歷史，為全球各地的國際化學校所采用。

深圳中學國際部同時開設AP和A-Level課程。宋曉鈺坦言，A-Level最初的開設帶有一定現實因素。疫情期間，AP方向學生數量銳減，學校為了滿足更多家庭需求，引入了新的課程體系。

但運行幾年之后，他們發現，兩套課程并行反而更加符合深圳本地家庭多元化需求。不少家長更認可A-Level相對明確的學科路徑，也有家庭依然偏愛美國體系強調綜合素養的發展模式。目前，兩種課程體系學生人數已經基本達到1:1。

雙軌制也是近年來國際教育行業熱議的模式之一，蘇州外國語學校總校長陳杰對界面新聞表示，蘇外教育集團旗下校區都在穩步推進雙軌模式，但他并不認為，這會成為所有學校都適用的標準答案。

“教育從來沒有萬能模板，同樣的種子落在不同的土壤，長出來的樣子也完全不同。”

在他看來，蘇外的雙軌制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國內課程和國際課程并存，而是學校根據自身師資、生源和地域特點，逐漸摸索出來的一套培養體系。其他學校即便照搬，也很難復制同樣的效果。

過去，很多學校習慣讓學生較早確定方向，要么沖高考，要么走國際賽道。但隨著升學環境不斷變化，單一路徑的風險正在增加。

陳杰認為，雙軌制最大的價值，在于打通國內教育和國際教育兩套體系的優質資源，讓學生保留更多可能性。

但這種融合遠比外界想象得復雜，“既不是把高考課程塞進國際體系，也不是把AP、A-Level課程搬進普通高中。”

一方面，高考體系和國際課程體系在課程標準、評價方式、培養目標上存在天然差異；另一方面，同一所學校內部，兩條賽道如何實現資源共享，又避免互相干擾，也是長期挑戰。

“但不管是國內課程還是國際課程，學習的底層邏輯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牛劍學術中心的老師，也會研究《五年高考三年模擬》。”陳杰對界面新聞說，蘇外更希望打通的是學生的核心能力，而不是簡單地疊加課程。

AI沒有改變教育的本質

過去兩年，AI幾乎貫穿了國際教育行業的所有討論。

從ChatGPT誕生，到AI文書、AI作弊，再到AI如何改變課堂和招生標準，這場技術變革不斷沖擊著國際教育。

但采訪下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浮現出來——這類群體如今反而沒有那么焦慮。

“AI剛剛興起的一兩年，是整個國際教育行業討論最激烈的時候。”金婧對界面新聞表示，那時候，無論行業會議還是海外招生交流，幾乎所有議題都圍繞AI展開。

金婧所在的華附國際部，是國內較早嘗試AI教育實踐的學校之一。她回憶，幾年前ChatGPT剛出現的時候，國內很多學校還處于觀望狀態，有些學校甚至直接禁止學生使用。

但華附很快搭建了自己的AI平臺，并向全體學生開放，同時制定詳細的AI使用規范，明確哪些場景可以使用，哪些屬于學術違規。

在金婧看來，新技術的出現，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但開放并不意味著放任。華附對于學術誠信始終保持零容忍態度。一旦發現學生利用AI違規完成作業或者違反學術規范，相關成績直接判零。“我們的開放，是有明確紅線的。”

金婧認為，學校真正重要的職責，不是幫助學生遠離AI，而是教會他們如何正確使用AI。

類似的探索，也發生在深圳中學國際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宋曉鈺分享了自己的一次教學經歷。她教授AP人文地理課程，過去曾明確規定，期末論文禁止使用AI，一旦發現直接判零。

但真正批改作業的時候，她發現情況遠比想象復雜。不少學生的案例選擇高度相似，AI檢測結果也比較高。她原本認為學生存在違規行為，但和學生溝通后發現，他們只是利用AI尋找案例、整理資料和拓展思路，真正的文獻閱讀和寫作過程依然由自己完成。

這個經歷，也讓宋曉鈺重新思考AI時代的教育規則。后來，她調整了要求，不再簡單禁止AI，而是要求學生在提交作業時，同時提交一份AI使用說明。哪些內容借助AI輔助，哪些屬于獨立完成，為什么選擇這樣使用AI，都需要如實說明。

在她看來，教育真正需要規范的，不是工具，而是學生的思考過程。“我們反對的是AI代寫，而不是AI輔助學習。”

蘇州外國語學校國際高中部副主任翁曉燕則從另一個角度理解AI。她對界面新聞分享了一位機器人社團學生的故事。這個學生長期擔任機器人隊隊長，帶領團隊參加各類科技競賽，還嘗試把技術項目轉化為創業實踐。

在翁曉燕看來，很多人容易為了AI而AI，把技術本身當成目標。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做這件事情？想解決什么問題？創造什么價值？“AI永遠無法代替人的核心思維、頂層設計和最終目標。”

某種意義上，AI并沒有重新定義國際教育，它只是讓國際教育重新確認了一件事情，未來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個人掌握了多少知識，而是他是否具備理解知識、判斷真偽、提出問題以及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些，恰恰是任何技術都難以替代的部分。

“本土國際化教育”

留學目的地重構、AI沖擊，是過去幾年國際教育最直觀的變化。但在多位受訪者看來，這些變化背后，更深層的趨勢是整個行業正在被重新定義。

郭明對界面新聞表示，回看過去二十年的行業發展，最大的變化不是課程體系、申請方向，而是國際教育正在從單純的“留學教育”，走向“本土國際化教育”。

“十多年前，行業普遍存在一種拿來主義，大家默認國外的課程、理念和模式就是更好的。”

那個階段，學校競爭的是海外資源，家長比較的是外教比例，課程體系強調原版引進，辦學模式盡可能復刻歐美學校。對于很多家庭而言，國際教育本質上是一張通往海外大學的門票。

但今天，這套邏輯正在被重新定義。

越來越多國際學校和公立國際部已經不再迷信外教。很多具備國際教育背景、國際化視野和豐富升學經驗的本土教師，正在成為國際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樣能夠培養進入“哈耶普斯麻”等世界頂尖大學的學生。

在郭明看來，海外頂尖大學近年來越來越關注學生真實的學術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和成長經歷，而這些核心能力的培養，并不依賴某一種固定課程，也不依賴某一個國家的教育模式。

“國際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教育手段。”

他認為，真正的國際化，不是照搬國外課程、依賴外籍教師，也不是簡單復制海外模式，而是在中國的教育土壤里，培養擁有國際視野、全球格局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

國際教育的發展軌跡，某種程度上和中國制造業的崛起有著相似的邏輯。

早年，海外品牌、外資企業幾乎壟斷國內市場，人們天然相信“外國的更好”；而隨著國內產業升級、自主研發能力增強，市場逐漸從模仿學習走向自主創新。

這種“本土國際化”，或許也是未來五年國際教育最大的確定性。而相比政策變化、國際局勢甚至AI技術，更大的變量則來自家庭需求本身的改變。

郭明對界面新聞表示，留學需求并沒有消失，但需求的底層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

二三十年前，國內外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距，留學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更多海外發展機會，是一種典型的階層躍遷路徑。很多家庭選擇國際教育，本質上是在爭取海外優質資源。

但今天，隨著中國經濟、產業和科技創新能力的快速發展，這種“留學鍍金”的邏輯已經難以成立。

在他看來，未來國際教育比拼的，不是誰能夠把學生送得更遠，而是誰能夠幫助學生建立更強的底層能力，讓他們既能夠理解世界，也能夠立足中國，在不同文化、不同產業和不同社會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這，或許也是中國國際教育從“留學教育”走向“本土國際化教育”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