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以“‘走向西方’意味著什么？”為主題的溫克勒代表作《德意志史》新書沙龍在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舉辦。知名漢學家、波恩大學終身教授顧彬，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李雪濤、活字文化副編輯劉凈植一道，圍繞 “‘走向西方’意味著什么”展開交流。討論超越了單純的歷史介紹，揭示了“西方”作為政治文明而非地理概念的內涵，闡釋了德國思想文化繁榮的歷史成因等。

“‘走向西方’意味著什么？”溫克勒代表作《德意志史》新書沙龍現場。主辦方供圖

《德意志史：走向西方的漫漫長路，1789—1933》是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德意志史》的上卷，聚焦1789—1933年間德意志民族追尋民族認同與建設現代國家的曲折歷程。作者突破傳統政治史編纂模式，采用“問題史”的獨特視角，以民主與民族的關系為核心線索，深入探討德國為何較西歐國家更晚建立民族國家與民主政體，以及這“雙重延遲”對德國歷史軌跡的深遠影響。

《德意志史：走向西方的漫漫長路，1789—1933》

作者：[德]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

譯者：黃明嘉

審校：李雪濤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12月

從德國本土視角認知德國歷史

活動現場，李雪濤指出，溫克勒是冷戰結束后德國最重要的公共歷史學家之一，其研究突破了比勒菲爾德學派的史學范式，在聚焦社會結構與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上，溫克勒逐漸發現僅靠社會結構解釋德國歷史是不夠的。德國的問題不僅是：社會出了問題。更是政治文化出了問題。因此他越來越強調：民主觀念、憲政傳統、公民文化、西方價值這些因素。他介紹，溫克勒在該著作中剖析了德國民族國家與民主政體構建的“雙重遲到”問題，闡釋了“壓縮的現代性”給德國帶來的諸多歷史困境。該書并非一部“總體史”，而是一部圍繞德國與西方關系、民主與民族國家關系展開的“問題史”，其核心問題是德國為何比英法更晚成為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以及這種“雙重遲到”造成了什么后果。

李雪濤進一步闡釋，溫克勒的研究核心并非單純探討現代化的實現路徑，而是聚焦現代化進程中衍生的各類問題，深度反思德國歷經帝國更迭、戰爭動蕩、極權統治、分裂統一的百年歷史。他表示，溫克勒承襲了1945年后德國的歷史反思傳統，延續了卡爾·雅斯貝爾斯對德國歷史罪責、憲政與愛國主義的思辨內核，立足整體德國歷史復盤過往謬誤與經驗教訓。溫克勒代表作《德意志史》引入中文語境后，更成為一面重要的歷史鏡像，既梳理總結了德國的歷史得失，也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審視現代化發展、反思歷史進程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與啟示。

顧彬教授結合自身教研經歷分享了對《德意志史：走向西方的漫漫長路》的研讀與授課感悟。2011年9月，顧彬自波恩大學榮休，此后十五年間一直在中國從事教研工作。他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開設一整學年的課程，專門講授溫克勒的這部著作，并談及了當初選書授課的初衷。他發現以往德史研究佳作多出自英法學者之手，本土德國學者的相關著作少有出彩之作，而溫克勒的研究極具獨特價值，由此與李雪濤教授商議開設相關德國當代歷史課程。顧彬教授特別指出，溫克勒作為進步的思想家，寫作風格簡潔通透、文字清晰易懂，打破了多數德國學者晦澀的行文特點，為國內讀者跳出英法學者的研究視角、從德國本土視角認知德國歷史，提供了全新的閱讀與研究路徑。

“西方”概念的界定與反思

在對談中，兩位學者圍繞該書副標題“走向西方的漫漫長路”展開深入探討，解答了讀者的疑惑：在常規地理與政治認知中本就隸屬于西方的德國，為何會存在“走向西方”的歷史發展命題。顧彬指出，“西方”并非固化的地理概念，而是不斷演變的意識形態概念。他認為，當下“西方”概念被泛化濫用，模糊了歐洲與美國的本質差異，同時結合當下國際局勢指出，德國長期受制于美國，喪失獨立的發展與批判話語權，亟須掙脫束縛、探索自主發展道路。

李雪濤則依托溫克勒的著作內核，進一步厘清了書中“西方”的內涵。他表示，書中所指的“西方”并非地理范疇，而是以憲政、法治、議會政治、公民社會、民族國家為核心的英法型現代國家。德國在地理上屬于西方，但在政治發展上長期沒有完全進入西方。普魯士時代的德國現代政治文明基礎薄弱、發展脆弱，始終面臨向東、向西的發展抉擇，通往西方現代文明的道路曲折漫長，這也是溫克勒的問題意識。他補充道，神圣羅馬帝國復雜的政治體制，讓德國始終未能形成成熟的現代國家體系，19世紀以來德國知識分子始終深陷國家建構的發展焦慮，即便俾斯麥完成統一，也并未構建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德意志國家，這也深刻詮釋了德國漫長且艱難的現代化與西方化發展歷程。

關于東方與西方、帝國與現代國家轉型等書中概念的理解，顧彬結合溫克勒的研究觀點指出，二戰后德國本應借鑒英法成熟的民主制度與自由文明范式，完成現代政治文明的蛻變，但當代德國社會仍存在顯著的民主認知困境與歷史慣性問題。他援引相關統計說明，當下仍有30%德國民眾對民主制度持消極態度。民眾骨子里留存的服從性思維，讓部分群體依舊存在依附盲從的思想傾向，難以真正走向獨立自由的現代發展道路。同時，顧彬重新辨析了帝國概念的多元內涵，指出不同國家與語境下的帝國定義存在顯著差異，他著重批判了德國長期依附追隨美國的發展現狀，認為歐洲與美國文明本質截然不同，德國應摒棄依附心態，擺脫“特殊發展道路”的歷史桎梏，走出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此外，他談到二戰后美國對德國的思想再教育，推動了德國深刻的歷史反思，而如今越來越多的德國知識分子開始跳出單一視角，客觀審視各國的歷史過錯與發展問題。

李雪濤則打破單一認知，提出西方已經不是單數而是復數。他表示，現代語境下的西方并非統一整體，而是包含美國、西歐、東歐等不同板塊的多元體系，因此今天研究“西方”，首先要避免把它當成鐵板一塊。在他看來，溫克勒著作的核心價值，在于持續探討德國如何突破普魯士傳統與舊帝國體制的束縛，構建成熟的憲政、法治與公民社會，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轉型，這也是德國現代化進程步履維艱的根本原因。同時，李雪濤對比了中德兩國的現代轉型路徑，指出兩國雖均完成了從前現代帝國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但轉型根基完全不同：德國源于神圣羅馬帝國解體后的國家重構，中國面對的則是大一統帝制轉型。他援引奧斯特哈默、科塞雷克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指出1750至1850年是全球范圍內從前現代邁向現代的“鞍型轉型期”，中德兩國雖轉型時間、發展路徑各不相同，但都面臨著傳統向現代轉化的核心難題，這也是兩國歷史最具可比性、最值得互相借鑒的核心議題。

文化互鑒與思想交融

沙龍現場，兩位學者進一步探討了中德百年來的文化互鑒與思想交融，并針對一大核心問題展開解讀：為何德國現代化道路坎坷曲折，卻能在18至19世紀孕育出巔峰級的哲學、文學、音樂與科學文化成果。李雪濤指出，德國是一百五十余年來中國持續關注、學習借鑒的國家。晚清時期，德國代表國家建設。駐外官員考察歐洲時重點探訪德國，將其視作工業發展與國家建設的重要范本；民國時期，德國代表大學制度。大批留學生赴德求學，蔡元培引入了洪堡大學辦學理念。與此同時，德國從古至今的各類哲學著作被大量譯介至國內，中國學界與大眾始終高度關注德國思想發展，對現代化的反思，直至當代哈貝馬斯等學者的離世，仍引發國內廣泛討論，德國已然成為中國審視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參照。

顧彬梳理了中國文化對德國近代發展與思想啟蒙的深遠影響。他表示，除古希臘、羅馬、英法文化外，中國文化是塑造近代德國文明的重要力量，《論語》等傳統儒家思想，為德國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滋養，助力歐洲打破傳統宗教思想的束縛。20世紀初歐洲深陷文明危機時，布萊希特、卡內蒂等德國知名學者與文人，紛紛從中國、東方思想中汲取智慧，將東方文化視作歐洲文明復蘇的關鍵動力。尼采“上帝已死”的著名論斷，本質上是對歐洲文明困境的深刻反思，暗含借鑒東方思想重構歐洲文明的訴求，而當時歐洲汲取東方智慧的核心來源，主要是中國與印度。

德國現代化之路坎坷漫長，為何能誕生數量眾多的頂尖哲學家、文學家與科學家，兩位學者作出了自己的解答。李雪濤分析，相較于早已完成統一、建立成熟現代制度的英法兩國，德國長期未能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缺乏外部擴張與制度先發優勢，這讓德意志知識分子轉而深耕思想、文藝與科學領域，力求以思想影響世界。早在1871年德國統一前，柏林大學、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等頂尖高校已建成辦學，為思想創新筑牢了學術根基。同時，德國知識階層長期研習古希臘文、拉丁文，承襲了城邦文化與讀書傳統，突破了晚期民族國家意識的局限，最終在哲學、文學、音樂、科學等領域取得歷史性成就，涌現出大批影響世界的頂尖學者與藝術家。顧彬也結合德國哲學界的學術傳統與時代背景，補充解讀了德國頂尖思想流派誕生的緣由，完整闡釋了德國在坎坷現代化進程中實現精神文化巔峰的獨特歷史成因。

記者/何安安

編輯/王銘博

校對/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