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加強理論聯系實際，更好發揮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力，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學習強國”上海學習平臺聯合相關單位推出“思響上海”項目，旨在通過舉辦接地氣的活動，討論冒熱氣的議題，讓黨的創新理論更好地飛入尋常百姓家。

5月28日，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學習強國 ”上海學習平臺、長寧區委宣傳部（長寧區精神文明建設辦公室）聯合主辦的“思響上海”第七期活動走進長寧區虹橋海外人才一站式服務中心，以“打造城市文明新圖景”為主題，邀請專家學者與中外居民，生動回答“為什么選擇上海，為什么喜歡上海”。“思想匯”今天推出現場實錄，以饗讀者。

虹橋街道社區居民：在社交媒體上，上海常被形容為“最像未來的城市”，但真正住下來才發現，弄堂里的晾衣竿、菜場里的討價還價、社區食堂的煙火氣才是日常。上海是如何在高速現代化中保留這種珍貴的生活感的？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城市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而且越大越復雜。因此，城市的發展不可能是由單一因素所決定的。未來城市不是無本之木，而是植根于過去的城市和現在的城市，既包括城市的空間結構、建筑布局、產業形態，也包含傳統的生活方式、文化、美學等。（聽眾點頭）

賡續城市文脈是城市工作的重要內容。弄堂里的晾衣竿等，指向的內在意味是上海獨特的城市記憶。從觀念上說，只有更好地傳承歷史，才能擁有更美好的未來；從實踐來說，采取繡花般的城市更新策略，與上海人的精細性格也有關。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教授發言。

王劍（上海大學上海城市更新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我是學規劃的，城市規劃主要是解決我們城市的空間坐標問題。做規劃的目的就是為了人，在我看來，城市規劃其實是把老百姓所需要的日常，通過規劃的語言反映在我們圖紙上。一座城市的發展成色，不在于規模有多宏大，而在于溫度有多細膩、服務有多貼心。（聽眾鼓掌）

上海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夠保留濃厚的生活感，關鍵在于堅持以日常生活為核心的理念。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價值導向，強調“日常即生活”，將柴米油鹽等基礎生活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二是制度引領，推廣“15分鐘生活圈”理念，讓居民在步行15分鐘可達的區域內解決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體現便捷與周到。三是各方努力，政府、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營造舒適、便利的生活氛圍。正是這種對生活本質的尊重，讓上海在高速發展中依然保留了弄堂、菜場、社區食堂等煙火氣十足的日常場景。某種程度上，那些生活日常就是我們記憶中的錨點，一想到某樣東西，我就想到了這座城市。

上海大學上海城市更新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王劍發言。

俄羅斯留學生：上海的一些特色街區，既有高端咖啡館，也有平價面館。這種“混搭”是刻意設計還是自然形成？很多城市更新項目容易走向過度商業化或過度精英化，上海是如何避免這兩個極端的？

王劍：高端咖啡館與平價面館并存的“混搭”現象，本質上是生活需求的自然反映。生活既需要日常的實惠，也需要偶爾的精致體驗，這種“混搭”構成城市的真實狀態。

在我看來，城市發展中應引入平衡的哲學理念，城市規劃與街區業態引入不宜不合理地刻意強化某一類內容，而是應該根據實際需求進行內容更新與賦能。通過規制形成市場、需求與狀態的平衡，從而避免走向極端。

我舉一個例子。今年3月1日，《上海市歷史文化名鎮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這是上海首次為歷史文化名鎮專門立法。這個條例中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對商業業態的規制。過去，“千鎮一面”是古鎮保護開發中常被詬病的問題，比如我們在不同古鎮里都會看到蹄髈等“三件套”。（聽眾笑）現在通過業態規劃，結合不同古鎮的特點實現均衡發展，防止過度商業化。

現場聽眾提問。

劉士林：我來補充幾句。“刻意設計還是自然形成”屬于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不符合城市的復雜性。事實上，所有城市的現有設計，既有自然形成的，也有設計、植入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融合得好，沒有痕跡。這其實關系到我們對城市的認識。

過度商業化或者過度精英化，是缺乏正確的城市發展觀導致的。過去，一些人以為“現代化就是高大上”。其實，這不符合城市發展的本質和規律。城市是一個五方雜處的社會，如同一個生態圈，缺了哪一個都不行。現在在推進城市更新中，我們對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老建筑，采取嵌入式或混合式的方式予以保留，就體現了城市發展理念上的進步。城市的發展程度，不能只看高樓大廈這些硬件，而是要更加關注人的感受度，城市文明最終體現在人的現代化上。（聽眾鼓掌）

虹橋街道社區工作人員：很多外籍人士說，上海讓他們感到舒服的地方是：你可以選擇融入，也可以選擇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沒有人會橫加干涉地評判你。如何看待這種“不打擾的尊重”？

劉士林：“不打擾的尊重”是相對于“過度尊重”和“毫不關注”而言的。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很高級的社交文化，也是一種最適合現代人的生活態度和行為。

如果身為父母，可能會碰到一個苦惱的問題：孩子跟你要自己的空間，不讓你打擾他。（聽眾笑）一個家庭都會出現這種問題，何況是一座有著2400多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所以，要有一個中庸的尺度，恰到好處。我覺得，恰如其分地把握私人活動和公共空間之間的分寸，這其實也是上海城市文明的一個特質，是上海特別讓人舒服的一點。（聽眾點頭）

王劍：我覺得，與其說是“不打擾的尊重”，不如說是“和諧的共處”。作為長期以來文化交流的樞紐，上海天然具備文化融合的力量。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上海的城市品格是“開放、創新、包容”，“不打擾的尊重”正是上海城市精神品格的重要體現。在這里，無論是選擇融入還是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會被評判。這種包容不僅讓人感到舒服，也展現了城市發展中一種開放、尊重個體差異的力量。歷史和現代不互斥，規則和包容不沖突，這可能就是城市文明的意義所在。（聽眾鼓掌）

新涇鎮社區居民：在世界上有的地方深夜獨自走路會有點擔心。在上海，許多人都覺得凌晨也安全。這種“中國式安全感”主要來自哪些社會治理的細節？

王劍：安全感這件事，大家平時一般不太會掛在嘴邊，但沒有它，其他都談不上。前不久，我到國外出差，到達當地的時間是晚上，那個時候我深刻感受到了安全感的重要性。安全感往往是“日用而不覺”，但當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到了一個新的城市，你就會把它作為你的首要考慮。（聽眾點頭）

安全感是城市的基本盤。只有在硬件設施與治理細節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打造最安全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安全的城市必然是共建、共治、共享、共融的，是社會共治與文明素養提升，實現良性循環的結果。

劉士林：治安問題是一種城市病，在當今世界尤其突出。上海的安全感比較高，與上海這么多年來的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密切相關。從政策和規劃的角度來說，早在2004年，《上海迎世博文明行動計劃》已提出“七建”目標，其中之一就是建法治之城。近年來，上海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涵蓋了城市公共安全、社區基礎設施更新、城市應急管理等領域，從政策、體制機制上提供保障。

“中國式安全感”與我國堅持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關，同時也與智慧城市建設有關，如上海的“一網統管”，在實時感知、智能預警和動態處置等方面居于全球領先水平。我常聽外國友人說，你們中國人被保護得太好了，你們要到外面去看一看，就知道能夠生長、生活在中國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自豪的事情。（聽眾笑）我想大家需要知道，在這背后是無數人在默默付出。（聽眾鼓掌）

現場聽眾認真聆聽。

虹橋街道社區居民：我們社區有外籍居民用多國語言起草了文明養寵公約。這種中外居民共商社區事務的模式，是上海獨有的還是可以推廣的經驗？

劉士林：首先，這并非上海獨有，北京、廣州、浙江義烏的國際社區均有類似的中外居民共治議事平臺。我覺得，在上海的外國人相對比較多，層次也比較復雜。上海早一點多出一些經驗，是特別有意義的。

一份多國語言的養寵公約，這件事聽著不大，但能把不同國家的人聚在一起商量事，并最終達成共識，這可不容易。我們常說“人人都能有序參與治理”，但真正做起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聽眾點頭）如果要復制推廣相關經驗，需要從細節做起，如搭建雙語/多語議事角，培育中外志愿者（如“國際老娘舅”）等。

王劍：我同意劉教授的觀點。大家想想，光是用一種語言達成協議，都可能需要開好幾次會，更何況是多國語言。在其背后反映的是，大家是把自己真正融入這個城市，所以才會去做這件事情。（聽眾點頭）通過這種模式，展示了城市里面的一種新的公共性，它其實是把文明具象化了——就是因為我把自己當成這里的人了，所以我才會參與到社區的共治和共建當中。（聽眾鼓掌）

這種模式并非上海獨有，但上海確實是較為先行的實踐者。寵物友好已成為城市發展中的新需求，而中外居民用多國語言起草公約，體現了在新的人本需求下形成的共建共治共識。這是一種非常好的值得推廣的經驗，促進了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之間的共建與文明規范的形成。

新涇鎮社區居民：在上海的一些社區公園，每到秋天落葉時節，中外居民會自發拍照、聚會，形成一種“落葉不掃”的默契。這種無須組織、自得其樂的社區默契，是不是城市文明成熟的一個標志？體現了怎樣的公共精神？

王劍：其實這件事情我也做過。到了那個時節，我會去長寧的“黃金城道”拍照片。（聽眾笑）從社區景觀到城市景觀，最后成為一種公共活動，鑄就了城市的一種溫度。落葉時節去網紅地打個卡，然后在朋友圈炫一下，這其實代表了你已經融入這個城市，并且把這種熱愛的情感傳遞給身邊的人。我覺得，與其說是一種默契，可能更多的是在這個城市能夠有這種作為的一種自豪感。（聽眾鼓掌）

“落葉不掃”這種無須組織、自得其樂的默契，確實是城市文明不斷成熟的一個標志。城市發展從“必須”走向“默契”與“自覺”，是一種進步。它體現了居民對美的需求，也反映了人們主動融入城市建設的自覺意識。這種公共精神的提升，正是城市文明邁向更高階段的重要體現。

劉士林：過去，城市和鄉村的重要區別是“講不講衛生”，掃除落葉是講衛生、講文明的一部分。（聽眾笑）但隨著城市發展，這種觀念也在逐漸改變。落葉是詩人經常寫到的意象，像“碧云天、黃葉地”“吹落黃花滿地金”等。落葉是城市生命體的一部分，是城市在四季輪回中的符號。“落葉不掃”是居民對環境審美意識覺醒的體現，而審美意識的核心是“共通感”，在“落葉不掃”這件事上，體現了上海市民共同的審美態度。

進一步講，城市文明一般可以分為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法律制度，比如過馬路要遵守紅綠燈，你不能亂闖，這是最基本的。第二個層次是道德文明，就是我能夠克制自己的行為，知道自己應該干什么，不應該干什么。文明的最高層次叫審美境界，通俗地講，就是體驗到自由感、愉快感。為什么說“落葉不掃”是文明的體現呢？因為它表明，市民的素質提高了，有了審美需求。當然，這個落葉過后，時間長了還是要掃的，不掃也是不行的。（聽眾大笑）

越南留學生：有學者提出，城市文明的核心不僅在于硬件設施的完善，更在于對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文化可及性”。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務中如何平衡“普惠均等”與“精準服務”的關系？

王劍：我還是從規劃角度來說。城市總體規劃會確定一些基本公共設施，這是保證城市運行的基本盤。接下來，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怎么精準化。比如，這個社區到底有多少外國人，有多少老人，各自的需求是什么？通過對需求的精準研判，提供精準的文化服務。這對上海來說既是挑戰，也是面向更廣泛、更真切的城市文明的一種展現。（聽眾點頭）

城市文明既需要硬件完善，也需要軟件提升。公共文化服務從“無”到“有”再到“好”，進而走向“精準服務”，是城市發展的規律。“普惠”是基礎，“精準”是對不同人群、不同個體的尊重與包容。要找到中外居民不同的文化需求，在尊重多元需求的同時，將其引導至符合公共文明意識的方向，從而實現治理的精準化與定制化。

劉士林：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所謂文化可及性，是指公眾能夠便捷、及時、平等地獲取、參與和享受文化資源、產品及服務。比如，上海推動實施《公共文化惠民工程三年行動計劃（2026—2028年）》，其中就提出打造一批特色鮮明、服務優質、示范性好、美譽度高的公共文化新空間。現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15分鐘服務圈”，涉及就業、法律服務、養老等，體現了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的變化，是城市文明升級發展的結果。（聽眾鼓掌）

從“普惠均等”到“精準服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未來，在基礎設施、體制機制日趨完善的基礎上，要把文化供給的內容和質量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

（整理人：王珍）

原標題：《解·答｜打造城市文明新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