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為誰服務”這個問題，有的人總會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或認為是小題大做，或認為是口號掛帥而不屑一顧。其實，在我們放松或忽略這個問題的時候，美西方早就高舉“為誰服務”的大旗（大棒）在世界上到處大行其道了。美國的《芯片法》，投資管理法，科技法，關稅法，美國優先等，無一不是出于“為美國服務”的目的。

所以，我們更應當理直氣壯地討論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

今天要談談“高考”有沒有“為誰服務”的要求。

2026年的高考結束了，果然不出所料：人們對高考出題的刁，難，和怪議論紛紛，責難聲不絕于耳，有的人憤怒斥責，也有的表示了極度的不理解。

其實，每年高考過后，總有一個相同的階段：給參加高考的學生的考試結束了，但是給高考出題的老師們更加嚴厲的“拷問”才剛剛開始，其嚴格程度絲毫不亞于這些出題老師給考生們出題的難度。

而每一年的出題老師或機構，對社會的不滿的回答都是驚人的一致：考的就是靈活運用書本知識，不要刷題，不要讀死書，不要死讀書，可是事實呢，結果呢？不刷題，如何知曉天下未知之“數”；不死扣書本內外的關聯難點，如何揭開宇宙那么多難解之謎。AI大模型的偉大之處，不就是靠無邊無際的“刷信息”（和刷題沒有區別）讓人們覺得AI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嗎？而我們的考生們不依靠海量“刷題”，怎么了解學科的內涵奧秘，和可能遇到的各類難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偉大，不正是依靠積累的，收集的各類數據形成了“大數據鏈（庫）”而存于世的嗎？對于參加高考的孩子而言，他們不靠“刷題”，如何應對那些整天研究難題的考官們的“天才”發揮呢？現在指責孩子沒有仔細讀書，沒有認真掌握書本知識要義，真的是有點殘忍：高高在上，缺乏點真正的為師之仁了。

按理說，考官和考生的關系應當是最平和，最講仁義的關系，而不是被視為“對手”或“敵手”。對考官來講，他們面對的可是未來的國家可用之才，下手何必如此之重？連有幾十年教學實操經驗的優秀教師，面對今年如此不友好的試卷，難掩內心失望，失落和失敗之感。何況考生們呢？

一場考試，給考生可能留下長期的心理和精神傷害，難以治愈，因為有的人會認為，他們的辛勤努力被人“耍笑”了一把，未入社會，先收到迎頭一棒，內心會何其痛也！

關鍵問題是高考的真實目的是什么？今年的高考結束后，居然有人“公然”聲稱，就是國家在為未來“帥選人才”。這顯然是假借“國家”的名義，在毀人才之實。因為，中國的教育法中沒有法律規定，任何機構可以單純利用一次考試來“篩選”，“甄別”，甚至“選拔”人才。這種說法有點自欺欺人。

我們的高考真的能夠達到“篩選”人才嗎？事實根本不是如此。說句不好聽的，這樣的高考，名義上在為中國選擇培養優秀科學后備軍，可是實際上卻是為“他人做嫁妝”：為其它國家大學“選拔人才”是真。

人們很容易查到，歷年高考數理化的狀元，基本都流向國外所謂“頂尖”學府，真正留下來為國家服務的不多。這是事實。

可以想象，現在已經有不少國際學校，研究院在“暗中”尋覓哪些成績優異的考生，作為他們的潛在的爭取“目標客戶”。

因為現在美西方最好的人工智能公司中基本都是中國學生，都是在經歷中國最難數學考試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很有諷刺意味。

由此可見，我們的高考制度，我們的考題研題出題的機構可能在為其它國家的科研機構輸送人才。可能沒有人敢承認或承擔這樣的責任，可惜的是，事實確實如此。考試院是不會認可這一點的，但至少應當做到“與人為善”，與學生為友才對。

這個現象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們高考為誰服務，我們的高考題在為誰服務。這個“為誰服務”的問題不解決，其結果只能是題目越來越“難”，越來越“刁”，越來越“偏”。這也是事實。可以坦誠承認，沒有必要為此強詞奪理，文過飾非，應當實事求是。

問題的核心不是考試題目的“難”和“刁”，而是考試的內容組合，模式，甚至題目表述方法都是全新的，是孩子們上課，平時練習時從沒有見過的。這就是為師（出題的老師）的不對了。如果真的是為了培養孩子，真的是為了激勵孩子，是不可能出這樣的考題來對待孩子們的。

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學生并不只是對考題本身的難點有看法，而且對考題模式，格式完全不懂。這就像，平時上課復習老師（包括教材）要求的是“走路”模式競賽，但是一到賽場，才知道考核模式是“游泳和拳擊”。于是，考生們懵了，看不懂了。這個時候考官還如此詭辯：平時學的，練的是走路，可是你也應當會“游泳和拳擊”啊！這就有點文過飾非之嫌了。

現在的孩子們如同1978年時的孩子，對未來充滿憧憬和希望，如果那時的考官們像今天的出題官們一樣為“篩選”優秀人才出題的話，估計會有太多的學子失去求學的愿望。盡管那時的考題遠遠不如現在的“刁鉆”，但是依然為國家，特別是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培養了數千萬各類人才，成為挑起改革大任的棟梁，正是他們這批人的努力奮斗，讓中國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把現代考試題特別是數學題（數學內核是幾十年不會變化的）放在三四十年前“篩選”求知者，不知會出現何種狀況？

所以，用難題、刁題來“淘汰”，“篩選”人才的做法值得商榷，首先是法律沒有給予考官如此的權力，于法不合；其次，國家未來需要的成千上萬的有創造力的人才，而不僅僅是能夠解答尖子塔頂尖問題的少數“天才”。

現在國家面臨新技術，新前沿科學的挑戰，需要一些特別人才，但是這絕不是讓高考成為“難為”孩子的理由。他們未來的路還很長，不應當被幾道“怪”題難到，造成終身遺憾或陰影，影響未來的成長。

現在活躍在中國人工智能最前沿的年輕創業者們，并非都是當年數理化考試的冠亞季軍，他們同樣成為中國新興產業的領軍人物。

美國的那些科技大佬們自己基本不是數學天才，但是他們雇傭了大多數由中國大學培養的數學大腦，而我們的考題老師還在千方百計地為美西方尋找，培養數理化精英，同時對內卻在責備中國學生讀死書。真是不應該。

過去中國一直有個順口溜：

“考，考，老師的法寶。

分，分，學生的命根。”

幾十年過去了，其它領域的改革翻天覆地，唯獨考試，教育還在閉環中周游。

如何為國家培養，儲備急需的人才，僅靠幾道讓大多數孩子做不出來的考題，是選拔不出真正需要，實用和可信的人才的。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頒布一個新的法規：凡是高考狀元或前十名優秀考生，在畢業后三年內不能出去為他國企業服務。可以最大限度地留住人才為國家效力。他們要先反哺國家，而不是先為其它國家效力。而現在的教育與考試模式，很可能產生逆反，值得調研，反思。

這一代年輕考生，是中國未來產業的希望，也是中國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善待他們，就是善待我們自己的未來。

（本文作者劉志勤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