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高考，我們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儀式。母親統一身著旗袍（象征“旗開得勝”），父親們手持向日葵，寓意“一舉奪魁”，升級版甚至是父親身著旗袍，手持向日葵。此外，還有拉橫幅的、游行的。

公共管理層面，中高考來臨之時，“禁噪”就會被提上“議事日程”，每個人的手機里或許都會收到停止施工、減少噪聲、公交線路調整等短信的提醒。

在AI時代，禁令有了新的擴展。今年高考期間，國內主流 AI 軟件將集體限制部分功能。豆包、阿里通義千問、騰訊元寶、Kimi、DeepSeek百度文心一言這些 AI 平臺，都要對拍題識圖、拍照講題、學科大題解答、作文生成等特定功能進行受限或暫停。

中國社會對這種禁止措施一般是贊同的，但是，這只是一種樸素的反應，而不是基于權利、義務、法治等現代社會原則的結論。

行政法有一個比例原則，這是一個規范行政權力行使的核心基本原則，其核心要求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時，應當在實現行政管理目標與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之間保持平衡，禁止過度侵害相對人權益。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合理關聯性，要最小侵害，損害不得超過目標的公共利益價值。

高考期間的禁噪令，有一定合理性。在考點學校周邊，考試時實行嚴格靜音，或者在夜間21:00/22:00至次日早晨禁止施工，都是合理的。但有些地方，把這些措施擴展到了整個行政區域，明顯違反了行政比例原則。

去年光明網關于高考“靜音模式”的報道，安徽省黃梅戲劇院，對6月演出安排進行調整，在6月5日—9日、13日—17日所有演出暫停。湖南瀏陽市博物館，四川天全縣體育館，在6月7日至6月9日都全天閉館。去博物館看展、去看一場黃梅戲，去體育館打球，難道會影響考生嗎？

今年高考期間，黑龍江饒河縣全天禁止所有歌舞娛樂場所、游藝娛樂場的一切經營活動。江西全南縣禁掉了全部KTV經營業務。陜西扶風縣規定，高考期間，網吧、歌舞娛樂場所，晚上6點至次日早上8:00暫停營業。文藝演出團體（含廣場舞、露天演出等）8:00至18:00暫停一切演出活動。

KTV一般都在商場，也會做各種隔音措施，難道有人在高考期間，去了KTV就會影響考生？難道有考生會去通宵上網？這通宵上網的考生，不管他也罷。如果卡拉OK擾民，網吧擾民，任何時候，都應該被查處。如果沒有達到擾民的程度，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權利和顧客的娛樂權利，就沒有必要被犧牲。

KTV禁止營業了，但房租、工資等成本并不會減少。一年365天，犧牲中高考6天，占到整個營業天數的2%，利潤比例就更大，這并不是一個九牛一毫的比例。這種犧牲是不符合適當性、必要性原則的，自然也談不上行政的均衡性。

至于AI，也是如此。實際上，既然都處心積慮地作弊了，又提前就知道國內AI會禁止服務，自然會找一個國外AI來答題，這并不困難。所以，禁止是否能實現目標，很大程度上，是存疑的，更多的是一種形式主義，自然也不符合適當性原則。禁令對AI廠商損害不大，但對行政原則的傷害很大。這是一個更重要、更深刻的問題。

公共服務還有一個輔助性原則，這是公共服務的首要組織原則，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僅在個人憑自身努力或依靠社會幫助無法（有效率地）獲得時方有必要。簡單地說，當一個人可以自己走路的時候，就沒有必要要求其他人抬著他走。

高考公平，是除了作弊者之外，最廣大的考生的共同利益。每一個人都應該是自己利益的第一責任人，自己的利益應該自己去維護，自己去付出。考生之外，高考公平，也是教育系統的利益和責任。那么，一個更合理的邏輯就是，優先在這個范圍內去找應對AI的辦法，而不是讓全社會一起來擔責。

如今的智能眼鏡，外形和普通眼鏡還是有著明顯區別的，還沒有達到能躲過監考老師審視的程度。這個問題可以在考場解決。另外，對于串通作弊，可以規定即便提前交卷后，考生也不能離開考場，考場為提前交卷的考生設置一個場所，讓他們休息，或者復習其他科目。這個場所也設置工作人員，杜絕使用任何電子通訊設備。

考生都唯恐出錯，即便提前做完也會檢查，真正提前交卷的人，少之又少，一個考場拿一個教室出來，甚至一個小房間就完全足夠。這個辦法的成本更低，從權益、義務角度來說，也更合理，更符合行政的比例原則。

對于公共問題，找到一個解決方案的時候，既要盡可能地解決問題，同時也要兼顧各方利益。而兼顧的原則，就是分析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不能憑人數、憑聲量、憑輿論去壓倒某一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是現代社會的觀念。

這些明顯過度的禁令，某種程度上，這是在追求一種儀式感。高考期間的儀式感，包括家長的服裝、出征儀式、采訪第一個跑出來的考生、各種禁令、社會的議論、寫高考作文。

追求這種儀式感之下，其實是權力感。這里所說的儀式感、權力感，并非單指行政機關。家長也在追求一種儀式感和權力感。家長有著較強的動機，在公共議題上發聲協同性強，在輿論上有著較大的影響力，聲勢較大。整個社會也順應家長的這種索求。但是，這種索求會毒害整個社會。

過度的儀式化，反而會塑造緊張的氛圍，讓考生處于緊張狀態。實際上，奇裝異服，給孩子帶來的未必是振奮，而是一種羞辱。試想一下，一個成績并不頂尖的孩子，父母穿著好笑的衣服，在成績好的同學看來，難道不是毫無意義的、可笑的、無力的自我羞辱嗎？

當年我們高考的時候，沒有這么大儀式感，沒有家長送，沒有敲鑼打鼓，心態會稍微特殊一些，但活動上一切如常，早上起來、集合、進考場、考完、回家，休息、玩。

更長遠的是，這種聲勢大的群體壓倒聲勢小的群體的現象，各個群體、個人都拼聲勢，而不是講道理、講權利、講法治，已經深刻地改變著中國大學，改變著中國的教育。

儀式感會帶來神圣化，神圣化會帶來朝圣心態。在過去多年，大學并不是一個旅游目的地，家長帶著孩子到了北京上海，也不會想著北大清華看一看——那只是學校，考得上考不上，和看不看一眼沒有關系。如今，在多年自媒體所渲染的氛圍下，圍繞高考出現了各種儀式。儀式感會帶來神圣感，高校自然也成了朝圣的打卡之地，連學校的土和水都能在電商平臺上賣錢。作為對應，大學自然會關閉校門。

嚴格的不僅是校門。大學生本是成年人，享有成年人的各種權利，但現在很多大學管理學生的方式，越來越像高中。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大學怕出事，一旦學生出事，不管是在校內校外、校方有無責任，家長一定找上門來，不管是否有理，不管權利義務如何，大鬧一通，在輿論上也會有較大聲勢。大學往往就會息事寧人，接受各種不合理的要求。然后，接下來就是嚴管學生。而這些學生畢業后，當上公務員，也只會以聲勢代替權利、義務判斷，代替是非判斷、法治判斷。

神圣化高考之后，是神圣化教育。一個被神圣化的體系，是不會計算成本、犧牲、代價的，所以，我們看到了減負幾乎無用，學生心理疾病率高企，自殺屢見不鮮。某種程度上，所謂神圣的儀式，都必然伴隨獻祭。社會在推高高考的儀式感、神圣感的時候，獻祭也在潛移默化的發生。

人生有太多太多唯一一次，失去就永遠無法彌補的機會，但高考不是。

即便失利，復讀兩三年也不過是人生很短的一個階段。

現代社會，所有行業、所有人、所有活動，都應該是法治下的平等。中國社會應該從高考神圣化的敘事中解脫出來，減弱高考的儀式感，以平常心視之。這是很多事情變得更好、更合理的開端。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財經、科技、時政，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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