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做美國的朋友是致命的！”

雖然當初基辛格說這句話的時候是相反的意思，但不幸一語成讖，在后來成為事實。

2月29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打擊行動。在此之前的2月22日，包括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黨（PAK）、庫爾德斯坦民主黨（PDKI）、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在內的五個流亡庫爾德政黨宣布成立“伊朗庫爾德斯坦政治力量聯盟”。

在距離開戰僅約兩周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游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攻打伊朗時稱，伊朗庫爾德武裝在伊拉克北部基地的活動可幫助推翻伊朗政權。3月份也曾有傳聞稱，美以將扶植庫爾德武裝派系，可能在伊朗西北部開辟第二戰線。當時，大有庫爾德武裝人員從地面挺進伊朗內部配合美以重創德黑蘭政權之勢。然而，在戰事爆發僅一周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這一計劃，稱這場沖突“本身已經夠復雜了”，不希望看到庫爾德人“受傷或喪生”。

基于此，美國華盛頓特區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Alex Vatanka在著名阿拉伯新聞周刊《Al-Majalla》（??????）撰文，對伊朗庫爾德武裝派系未參與進本輪美以伊沖突及庫爾德戰線最終未能形成的多項原因進行深刻剖析，并從這一失敗案例中揭示出規律：伊朗政權的韌性遠超“多民族裂痕可被外部激活”的假設，無論其內部矛盾多深，都不足以成為外部勢力擊潰伊朗政權的“掘墓人”。

在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開戰后的最初幾周，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Erbil）的汽車經銷店里出現了一些異常現象。

據報道，伊朗庫爾德各派系的代表成員正在批量購買SUV。同時，各派系海外骨干成員被從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召回，邊境地區人員的活動也日益頻繁。據多方消息稱，部分派系被告知執行“72小時方案”：一旦美以方面亮起綠燈，他們將在72小時內收到“行動”指令。

該計劃遵循的是一套熟悉的劇本：精銳力量從空中進行精確打擊，傳統常規力量在地面發動大規模攻勢。2026年2月11日，在距離本輪美以伊沖突爆發僅約兩周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趕赴華盛頓，在白宮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舉行閉門會談，游說其攻打伊朗，并提出伊朗庫爾德武裝在伊拉克北部基地活動，可幫助推翻伊朗政權。特朗普對此表示同意。緊接著，美方悄然提供了有限的資金支持用于戰前準備，并承諾將進行更大規模的武器轉移。

至少在部分“愿意”參戰的派系中，他們預期在美以戰機壓制伊朗安全部隊的同時，挺進伊朗西部的庫爾德城鎮，進而引發伊朗全國范圍內更大規模的民眾起義。然而，這一切都未發生，庫爾德戰線始終未能形成。戰事爆發僅一周時間，特朗普就取消了這一計劃。這次失敗的“串聯”讓人們清晰地認識到，外部壓力對伊朗奏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及這個伊斯蘭共和國擁有持久的韌性。

一個從一開始就注定行不通的計劃

“庫爾德方案”從一開始就存在致命缺陷：許多利益相關方，或忌憚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施壓，或擔心德黑蘭政權的戰后清算，或是出于民族團結大義，他們大多不愿配合美國和以色列實現目標。2026年初就有報道稱，美國官員曾考慮與伊朗庫爾德武裝派系進行合作，作為對德黑蘭施加更廣泛壓力的手段，但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庫爾德地區政府都擔心，武裝伊朗庫爾德民兵可能會帶來嚴重后果。

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成立于2004年，目標是通過武裝斗爭爭取伊朗庫爾德人的自治權。該組織長期在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等地活動，其政治訴求和活動方式模仿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被伊朗和土耳其政府視為嚴重的分裂主義威脅，并被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然而，伊拉克庫爾德當局認為公開支持跨境行動可能會招致伊朗的報復，而一些分析人士則質疑，武裝碎片化的庫爾德組織是否真的能引發伊朗國內更大規模的起義浪潮。

將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排除在外這件事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土耳其認為該組織與庫爾德工人黨（PKK）關系密切，因此對土耳其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被廣泛認為是伊朗庫爾德各派系中軍事經驗最豐富的組織，擁有與伊拉克和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網絡的多年作戰協同經。如果將其納入方案，幾乎必然會立刻招致安卡拉的反對。但將其排除在外，同樣暴露了整個策略的局限性。

多位分析人士和前美國官員質疑，其他伊朗庫爾德組織是否具備嚴重動搖伊朗政權所需的軍事能力或政治影響力。隨后，華盛頓的宣傳基調發生明顯轉變。在連續多日有報道稱美國和以色列考慮讓庫爾德武裝力量以某種形式參與對伊朗行動之后，特朗普又突然與這一想法劃清界限。

3月8日，特朗普在“空軍一號（Air Force One）”上對記者表示，他不希望庫爾德武裝人員進入伊朗，稱這場沖突“本身已經夠復雜了”，并警告稱他不希望看到庫爾德人“受傷或喪生”。這一態度反轉反映出地區層面對“庫爾德武裝參戰”的抵制情緒正在加劇，尤其是來自土耳其的警告——安卡拉將任何在其邊境附近扶植庫爾德武裝派系的行為都視為對自身的直接安全威脅。

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政府對成為針對伊朗行動的跳板也毫無興趣。對他們而言，收益幾乎沒有，風險卻顯而易見。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與德黑蘭政權在經濟、政治和安全方面保持著緊密且深厚的聯系。而伊朗已多次表明，一旦察覺到邊境沿線存在關聯威脅，便會毫不猶豫地打擊伊拉克庫爾德境內的目標。允許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作為針對伊朗的跨境行動基地，將面臨伊朗的直接報復風險，并可能將該地區拖入更大規模的戰爭。顯然，這是庫爾德領導人不愿付出的代價。

被拋棄的心理陰影猶存：庫爾德人拒絕再當棋子

因此，”庫爾德方案”受挫并非僅僅因為德黑蘭的態度，還因為土耳其和伊拉克庫爾德自治政府的反對，以及白宮的猶豫，但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是庫爾德人自身的不情愿立場。伊朗庫爾德各派系從未將自己定位為隨時可被激活的代理人。在接受地區媒體采訪時，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發言人里瓦爾·阿布達南（Rivar Abdanan）否認該組織曾接受過美國和以色列的資金或武器援助。

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這一立場背后的邏輯。Rivar Abdanan指出，庫爾德武裝在敘利亞曾與美國合作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但隨后遭到無情拋棄。這一“前車之鑒”已在庫爾德各派系中引發廣泛質疑，使他們對與華盛頓“走得太近”心存警惕。發言人同時強調，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無意成為美國或以色列推進其地區目標的工具。

其他庫爾德派系負責人也表達了類似的謹慎立場。伊朗科馬拉工人黨（Komala Workers’ Party）高級成員雷扎·卡比（Reza Kaabi）在沖突期間主張，除非庫爾德各派系確信伊朗全國范圍內已掀起反政府運動浪潮，否則他們不會卷入戰事。在他看來，在沒有更廣泛伊朗民眾參與的情況下，外部勢力支持的庫爾德武裝如果貿然介入，將會面臨孤立、報復、清算以及戰略失敗的風險。

伊朗庫爾德斯坦民主黨（PDKI）副秘書長穆斯塔法·莫盧迪（Mostafa Moludi）駁斥了特朗普關于武器轉移的說法，認為伊朗與伊拉克之間高度軍事化的邊境條件使得此類行動幾乎不可能實現，并警告稱此類指控可能給德黑蘭提供進一步打擊庫爾德武裝組織的借口。他進一步指出，從根本上說，伊朗和庫爾德斯坦內部的運動本質上是一場公民政治運動，而非軍事運動。伊朗人民需要的是國際社會的政治和外交支持，而不是槍支彈藥。

這些立場反映了庫爾德政治版圖中廣泛存在的深層歷史記憶。該地區的庫爾德勢力曾多次經歷過大國支持的不穩定性，即在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優先事項出現變化后，先前的政策便會驟然轉向，雙方合作的“蜜月”期隨之嘎然而止。從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的伊拉克，到近期的敘利亞，經歷過這些事件的很多庫爾德組織，愈發對過度依賴外部勢力深表懷疑。

這種懷疑在沖突進行期間表露無遺。科馬拉（Komala）共產主義派系內部人士公開主張，庫爾德運動不應將自身未來與華盛頓在中東地區的目標進行綁定，并警告稱數十年的經驗已經表明，一旦戰略考量發生變化，外部支持便會迅速消失。他們同樣否認接收過美國的武器或資金，并將這一整體計劃定性為“以犧牲庫爾德人利益為代價來推進美國和以色列目標的冒險之舉”。

破碎的陣線：最能打的慘遭邊緣化，聯盟只能“紙上談兵”

即便庫爾德各派系領導人愿意配合，團結也仍然遙不可及。伊朗庫爾德政治高度碎片化，涵蓋多個意識形態、選民基礎和外部支持關系各異的政黨。就在美伊以沖突爆發前一周的2月22日，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黨（PAK）、庫爾德斯坦民主黨（PDKI）、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庫爾德斯坦斗爭組織（Khebat Organisation）以及科馬拉（Komala）主支這五個流亡庫爾德政黨宣布成立“伊朗庫爾德斯坦政治力量聯盟”。 第六個派系——阿卜杜拉·莫赫塔迪（Abdullah Mohtadi）領導的科馬拉黨——起初以質疑聯盟的可行性為由拒絕加入，但十天后又改變了主意。

這個聯盟在紙面上是真實存在的，但在實際運作層面又顯得十分淺薄。一些派系從根本上質疑武裝行動的可行性，另一些派系則將參與的前提條件設定為一系列從未兌現的承諾——如在伊朗庫爾德斯坦上空設立禁飛區、持續的美國空中支援等。

算一筆軍事賬，結論就很清楚：這個聯盟最多只是“紙上談兵”。隨著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因土耳其施壓而被邊緣化，聯盟失去了最具戰斗力的支撐，剩余的不過是一個政治陣線——他們尚不具備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開辟第二戰線的戰斗力量。盡管如此，伊朗并未坐以待斃。在沖突爆發的頭幾天，IRGC便對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武裝陣地發動了先發制人的無人機和導彈打擊，目標直指與科馬拉（Komala）及其他派系有關聯的基地。

位于伊朗北部的哈姆扎·賽義德·沙哈達軍事基地（Hamza Sayyid al-Shuhada base）指揮部發布聲明，宣布在庫爾德斯坦省巴內市（Baneh）附近的伊朗邊境截獲“大量美國武器和彈藥”，并威脅要對“代表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行動的反革命恐怖組織”采取進一步行動。第二天，第二波打擊隨即而至，三枚導彈命中了科馬拉（Komala）的陣地。

百試不爽的統治秘訣：德黑蘭利用外部威脅來維持統一

無論關于武器運輸的指控是否屬實（庫爾德各方予以斷然否認），其實際效果卻是顯而易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打擊使得庫爾德各派系組織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他們的任何協調行動在成型之前就已陷入被動防御。如果“72小時方案”確實曾經存在過，那么這個機會窗口也已迅速關閉。

伊朗官方則繼續強化一種熟悉的論調：外國勢力正在利用民族分裂來破壞國家穩定。這一有著悠久歷史的策略，跨越民族界限和分歧，將外部軍事威脅與國家團結和統一有機聯系起來。這種敘事策略之所以奏效，部分原因是德黑蘭政權在塑造一個“看起來很強大”的庫爾德分裂勢力，從而印證外國干涉勢力“不容小覷”，繼而消弭國內矛盾，將矛頭指向國外勢力。

在討論伊朗內部的脆弱性時，最容易被忽視的一點是：外部壓力往往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對許多伊朗人而言——包括那些對伊斯蘭共和國深惡痛絕的人——外國支持的叛亂和對國家領土分裂的擔憂，反而會觸發民眾民族主義爆棚的本能，而當權者深諳如何激活這種本能。在伊朗，反對政府并不意味著支持外部干涉勢力，從反政府的抗議活動到武裝分離主義，乃至到被視為與外國軍事行動的合流，這種轉變在伊朗內部既非自動發生，也不會獲得廣泛支持。

庫爾德人的案例在此具有特別的啟示意義。經過數十年的政治壓迫、文化壓制和經濟邊緣化，他們的不滿情緒是真實且根深蒂固的。伊朗庫爾德斯坦民主黨（PDKI）發言人哈立德·阿齊茲（Khalid Azizi）多次主張，庫爾德問題理應在伊朗內部框架下解決，而非通過分裂主義或外國干預來實現。他和其他庫爾德領導人強調，庫爾德人尋求的是伊朗國內的政治權利、文化認可和民主變革，而非分裂國家。

德黑蘭政權深諳這一邏輯并加以利用。通過將庫爾德武裝派系成員的動遷和擴張活動定性為外國指使的恐怖主義，德黑蘭恰恰強化了它所需要的敘事：伊斯蘭共和國正在捍衛伊朗主權，并抵御外部侵犯。一些“庫爾德方案”的參與者原本指望能借此削弱德黑蘭的局面，反而有可能使其變得更加強大。

被誤讀的伊朗脆弱性與一條反復被驗證的規律

“庫爾德方案”的受挫，歸根結底反映的是一個比單一缺陷設計更深層的問題。幾十年來，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爭論伊朗多民族構成的脆弱性。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由波斯人、庫爾德人、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等組成的多民族國家，而每個族群對這個國家又都各有各的不滿。因此，有觀點認為，這一脆弱點隱藏的裂痕可能被從外部激活，從而引發國家分裂和政權崩潰。然而，這一假設多年來被反復重提，卻又反復遭遇“落空”。

庫爾德戰線從未成形，也根本不可能成形。2026年春季庫爾德各派系結盟的嘗試，是對“外部可激活伊朗內部裂痕”這一假設的最新考驗。它的失敗與此前如出一轍，原因同樣是結構性的：各派系之間四分五裂、地區國家持反對態度、最具戰斗力的力量被排除在外，而庫爾德人自身也一直在尋求自主權而拒絕充當外部勢力的棋子，以及缺乏來自伊朗民眾的普遍支持，即使他們對德黑蘭政權懷有敵意。伊朗民眾并不會因為反對德黑蘭政權，而去隨意支持外部勢力。而德黑蘭政權本身是一個兼具強大打擊與敘事管控能力的國家機器，可以一邊迅速采取軍事行動對分裂勢力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一邊發動宣傳攻勢借助民族主義情緒穩定和收攏局面。

庫爾德人未參與進美以伊沖突，與其說是一個“錯失良機”的故事，不如說是一個結構性的啟示：盡管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內部矛盾重重、積弊累累，但其韌性仍遠超那些圍繞其崩潰而構建的各種情景假設。對于那些還在試圖尋找伊朗內部決定性破綻的人來說，這次庫爾德武裝派系沒能成為突破口，不是一個偶然的失敗案例，而是一條已被反復驗證的規律：無論伊朗內部各方存在什么樣的不滿和矛盾，都遠不足以成為外部勢力可以加以大肆利用的“政權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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