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活成本不斷上升時，“我要資助”發現，越來越多加拿大人開始通過該平臺為房租、食品雜貨和水電費等基本生活開支籌款。

盧克·阿爾伯頓說，當他發現自己手頭拮據、無力支付賬單時，不得不“放下自尊”，去做一件平時不會做的事。他說：“經過一番自我反思和艱難權衡，我最終為自己發起了一個‘我要資助’籌款項目。這有點違背我一貫面對生活的方式。”

阿爾伯頓原籍安大略省薩德伯里，過去14年一直住在多倫多，職業生涯主要從事電話客服工作。2024年8月，阿爾伯頓被裁員。此后他開始領取就業保險并找工作，但這次求職與以往不同，拖了將近7個月。等到就業保險金用完時，他的積蓄和可用信貸也消耗得差不多了。由于前一年收入過高，他又不符合社會救助資格。

后來，他終于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就在入職第一天，阿爾伯頓因嚴重感染突發醫療緊急狀況，恢復期也很長。面對不斷累積的賬單和沒有收入的處境，他發起了一個“我要資助”籌款項目。目前，他已籌得4950加元，目標是9000加元。

他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生活成本》節目采訪時說：“這些年來我一直靠自己生活，但如果不這么做，我真的可能連住的地方都保不住。”

不過，阿爾伯頓的經歷反映出許多加拿大人正在面對的現實：當突發危機與高昂生活成本、有限社會支持疊加時，眾籌正越來越多地成為人們支付基本開支的最后手段。

根據“我要資助”提供的數據，2026年1月至5月，加拿大各地共發起超過15000個“基本需求”類籌款項目，比2025年同期增長8%。事實上，該在線眾籌平臺稱，自2020年以來，加拿大提及“生活成本”的籌款項目增加了274%，原因是“創紀錄的高通脹和可負擔住房短缺”。

該平臺一名發言人在電子郵件中表示：“加拿大人越來越多地向自己的社區尋求幫助，以支付過去原本還能靠自己承擔的開支。”

安大略省漢密爾頓麥克馬斯特大學金融與商業經濟學助理教授威廉·哈金斯說，加拿大人為基本生活需求轉向“我要資助”，是“一個更深層問題的癥狀”。

他說：“當人們不得不在互聯網上以近乎乞討的方式求助時，并不是因為他們愿意這樣做。這說明情況已經嚴重到了什么程度。

哈金斯把加拿大的社會安全網分為三層。最上層是國家層面的項目。他說，這一層大約能覆蓋60%到70%的需求，對大多數人有效。

下一層是基于社區的支持，例如非營利組織和志愿團體。這些機構往往更清楚社區里真正需要什么。哈金斯說：“政府會給你寄錢，但他們不會像送餐上門服務那樣到你家門口來幫助你。”但他說，第二層支持“幾十年來一直在被削弱”。

結果是，人們被一步步推向最底層，也就是個人關系網絡，例如家人和朋友，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向“我要資助”這樣的平臺。

加拿大食物銀行組織研究主管理查德·馬滕說，這與他在線下看到的情況一致：自2019年以來，食物銀行的使用量幾乎翻了一番。

他說：“現在一個月的訪問量已經接近220萬人次。”他還表示，食物銀行正承受雙重擠壓。一些過去的捐贈者如今自己也要依賴食物銀行，另一些人則已無力像過去那樣捐助。即便在捐贈趨于穩定的地方，需求增長也早已遠遠超過現有供給。

隨著家庭動用僅有的緩沖資金來支付基本生活所需，一旦危機來臨，能留下應急空間的人就更少了。他說：“貧困正在不斷加深。”

不過，多倫多大學數據科學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馬丁·盧克表示，為基本開支進行眾籌并不是一個有保障的解決辦法。他分析了2018年至2021年間加拿大和美國近200萬個“我要資助”籌款項目后發現，醫療和緊急救助類籌款中，只有17%達到了目標。他在《GoFailMe》一書中詳細介紹了這一研究結果。

他說，大多數籌款項目仍高度依賴個人關系網絡，真正“爆紅”的只是“極少數情況”。哈金斯也認同這一點，并補充說，“捐贈疲勞”也是另一項限制。他表示，逐個幫助個人，往往不如為大量面臨相似困難的人提供共享解決方案來得有效。

“我要資助”在向加拿大廣播公司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公司認識到，大多數用戶并非專業人士，在講述自己的故事以及決定應包含哪些信息時，可能需要支持。該公司稱，已“開發出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工具——目前使用次數已超過8500萬次——以幫助人們更容易開口求助”，并且其“籌款建議和資源向所有發起人免費開放”。

對阿爾伯頓來說，“我要資助”至少帶來了一線希望。由于在醫療恢復期間無法工作，他最終失去了那份剛剛得到的工作。但這筆籌款幫助他在接受治療期間渡過難關，后來他也搬回父母家中，準備重新規劃下一步。

阿爾伯頓說：“我打算回報他們這些年來給予我的所有美好支持。所以我心懷感恩，也準備重新努力工作，再存下一些錢。”這段經歷既顯示了個人在困境中的求生努力，也再次凸顯出基本生活保障缺口所帶來的現實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