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九五”普法規劃的開局之年。回顧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四十年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本質上是“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梳理從“一五”到“八五”普法規劃的演進脈絡，探究其從“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轉型邏輯，不僅能夠清晰勾勒出青少年法治教育回應時代要求、服務育人目標的創新發展軌跡，更能為“九五”普法規劃的編制與落地實施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引。

　　歷史演進：

　　從“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范式轉型

　　改革開放初期，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成為黨和國家的重點工作。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中宣部、司法部《關于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不僅明確對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普及法律常識，而且號召相關部門結合實際并作具體安排，教育系統自此進入了五年規劃的普法時期。

　　“一五”“二五”第一個十年（1986年—1995年），法制教育以課堂教學為主要載體，重點是構建國家層面的法制秩序認知。“三五”“四五”第二個十年（1996年—2005年），法制教育從宏觀號召走向組織保障，聚焦與青少年切身利益相關的法律知識普及，形成了系統性的工作部署。“五五”“六五”第三個十年（2006年—2015年），法制教育進一步實現體系分層，推動探究式、實踐式教學方法創新，以及構建學校、社會、家庭多元參與格局，完成了從“國家法制”到“生活法制”的延伸。這一階段的實踐，既為法治教育奠定了基礎，也始終圍繞“培養合格公民”的重點目標展開。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標志著青少年普法邁入“法治教育”新階段。與“法制教育”相比，“法治教育”實現了三重升級：在價值上，以尊法崇法作為信仰，突出憲法的根本地位；在目標上，強調法治實踐的內化與自覺，形成“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完整行動鏈條；在內容上，聚焦權利保護與能力培養，回應青少年成長中的實際需求。

　　2016年《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的印發，首次構建了全國統一、系統完整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框架，推動普法工作從分散式指導走向統一式規劃。“七五”“八五”第四個十年（2016年—2025年）的法治教育，一方面依托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完善，為學生權利提供堅實立法支撐；另一方面直面校園安全、學位糾紛等現實矛盾，將法律塑造為學生維權的武器與教育治理的準則，實現了從“義務導向”到“權利與義務并重”的轉型。

　　堅守根基：

　　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不變”底色

　　四十年風雨兼程，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話語體系、實踐路徑雖歷經迭代，但支撐教育發展的根基從未動搖。這些“不變”的底色，是法治教育傳承延續的精神內核，集中體現在兩大維度。

　　憲法教育的核心地位始終穩固。從“一五”普法將憲法置于法律常識要點首位，到后續規劃中“突出憲法教育”“以憲法教育為核心”的話語延續，憲法教育始終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根本內容。不同時期的普法工作雖不斷拓展宣傳領域，但憲法教育的核心地位從未動搖，成為維系法治教育連續性與根本性的精神紐帶。

　　育人目標的本質追求一以貫之。無論教育話語如何迭代，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根本目標始終是培養具有法治素養的社會主義合格公民，體現了歷史傳承與時代契合。這一目標在不同時期呈現層層遞進特征：例如早期強調遵守法律規范、維護社會秩序，中期注重公民意識與行為規范養成，新時代倡導法治思維錘煉與法治實踐參與。

　　創新發展：

　　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變”與“進”

　　堅守底色并非墨守成規，而是在傳承基礎上的順勢而為、迭代升級。四十年間，青少年法治教育緊扣時代脈搏、回應現實需求，在理念、路徑、體系等關鍵領域持續突破，形成了鮮明的“變”與“進”的發展軌跡。

　　教育理念從被動遵守到主動踐行。法制教育階段以讓青少年知曉法律、遵守法律為重點，強調法律的強制性與規范性，青少年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法治教育”階段則突出“尊崇法律、運用法律”的主動性，將法治內化為價值信仰，外化為行為自覺。這一轉變不僅是教育理念的深化，更深刻詮釋了法治不僅是約束行為的規則，更是保障權利、促進發展的生活方式，實現了從“要我守法”到“我要尊法”“我會用法”的認知升級。

　　實施路徑從單一課堂到多元協同。早期法制教育以課堂教學為主要渠道，側重知識的單向灌輸。新時代法治教育則構建了“課堂+實踐”“學校+社會+家庭”的多元協同格局：在課堂層面，通過思政課程增設法治板塊、提高中高考法治知識占比等方式強化主渠道作用；在實踐層面，將法治教育融入升旗儀式、成人儀式等活動，通過實踐觀摩、普法競賽、綜合實踐活動等形式拓展第二課堂；在協同層面，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要求，形成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聯動的大普法格局，實現了法治教育的立體式全覆蓋。

　　體系構建從分散探索到系統完備。2016年《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的實施，標志著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進入系統化、規范化發展階段。從課時、教材、師資、經費的配套保障，到小學側重規則意識、中學側重權利義務、大學側重法治思維分層設計，再到評價機制的逐步完善，法治教育形成了“目標明確、內容系統、保障有力、評價科學”的完整體系，實現了從經驗型探索到制度型保障的跨越。

　　（作者錢文杰系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副教授、浙江省法治教育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蔣欽陽系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受杭州師范大學加勒比地區研究中心開放課題資助）

《中國教育報》2026年06月17日 第04版

作者：錢文杰 蔣欽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