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盛夏的深夜，山西太行山區電閃雷鳴，暴雨傾盆。梯田成串被洪水沖開口子，泥石裹挾著谷穗滾落山坡。大寨社員舉著馬燈，找到時任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焦急地問：田沒了，房子垮了，還怎么活？陳永貴蹲在滿是雨水的地面上，一聲低喝：“人沒少，就是底氣！明天上山修田，口糧一樣也不能少。”這句話后來在晉中傳開，也敲進了北京中南海。

山西省委隨后向中央遞交報告：大寨拒收救濟糧，拒收救濟款，還立下當年口糧上繳不減的軍令狀。對于北方農村，這幾乎是豪言。幾個月后，大寨竟真把被沖毀的梯田全數修復，并向國家交公糧12萬斤。數字直奔北京，毛主席批閱時眉梢微挑，圈點“自力更生”四字。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71歲生日。人民大會堂內燈火通明，毛主席以自費請客的方式邀了一些不同尋常的客人，陳永貴赫然在列。他裹著舊棉衣、頭纏白毛巾，一腳踏進大廳，卻先被主席迎了上來。短暫寒暄后，主席放緩語速：“聽說你四十多歲才識字，還敢教干部辯證法，很好。”一句調侃，將陳永貴的質樸與膽識同時擺到眾人面前。

那頓飯后，中央出現一個不成文的提法——把大寨經驗寫進文件，把陳永貴放進更高的會議室。1965年底，大寨已成為全國農業現場會的必到之處，外地干部去學習，一排排拖拉機沿著山溝轟鳴，塵土夾著口號飛揚。陳永貴卻依舊記中等勞力工分，晚上還跟社員掄大錘加固石壩。

九大、十大相繼召開，他先后進入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對很多人來說，這是“農民翻身當高官”的傳奇；對毛主席而言，卻是“工農上臺治理國家”的現實嘗試。也正因為如此，1975年初召開的四屆人大，陳永貴與王震、李先念等人一同被任命為副總理，排序第七。消息傳到大寨，全村炸鍋，陳家的小土屋前竟堵了十幾輛采訪車。

進入國務院，住宿成了棘手事。陳永貴本想就近住釣魚臺，那里清幽安全，來往方便。江青等人早已常駐5號樓，對此并無熱情。有意思的是，江青每逢會議常當眾冷眼相待，張春橋更在會上酸言“莊稼把式也能管國家”，場面一度尷尬。

1975年5月3日深夜，中南海燈光未息。毛主席抱病主持政治局會議，十余位成員依次與主席握手。輪到陳永貴時，主席先拉住他的胳膊，壓低聲音：“不要住在釣魚臺，那里沒有‘魚’。”短短一句，透露著提醒。陳永貴會意，輕輕點頭；旁人卻未必懂這背后的深意。

釣魚臺國賓館自1959年啟用后，多用于外事與高層會晤，氣氛莊重卻也暗流涌動。主席擔憂陳永貴的直性，會與“特殊空氣”格格不入，更擔心“四人幫”借宿地之便排擠打壓。于是才有“沒有‘魚’”的暗示——身處漩渦中心，不如遠離是非。

陳永貴隨即搬到離中南海不遠的一座普通招待所。食堂米飯普通，青菜略顯寡淡，他卻自在得很。工資仍照大寨工分打折計算，每月100元補助，報銷的只是必要差旅汽油。有人勸他改善生活，他擺手：“饃饃能填肚子，報告才增產。”口音帶著泥土味，卻堅決。

這一年，周總理、毛主席相繼重病在身。為了不增添領導煩憂，陳永貴奔走更勤，從黑龍江查防洪到廣西看甘蔗，僅用半個月跑了七省。工作人員苦笑：飛機換火車，火車換吉普，有時連夜臥鋪都沒趕上。他只說一句：“耽誤春耕，可比耽誤覺要命。”

毛主席去世、四人幫被粉碎，陳永貴的政治舞臺隨之轉向。1980年，他提出辭去副總理，理由是“文化有限，拖國家后腿”，人大會議順勢通過。離開中南海，他仍舊留在北京，待遇保持副國級，但工分照記——這種自設“規矩”，讓不少老部下哭笑不得。

1983年，陳永貴被安排到北京東郊農場任顧問。農場多是鹽堿地，他每天踩著露水下地，帶頭挑改良土樣。年輕技術員半信半疑，他擼起袖子：“地里刨食，刀尖舔血，招兒總比難多。”一句本地俚語，比長篇報告更能激起干勁。

遺憾的是，1985年夏，他被確診肺癌晚期。鄧小平特批最好的醫療團隊，但病勢兇猛。住院期間，他對來看望的干部說：“我沒啥虧欠，就怕大寨的樹還沒全長成。”聲音虛弱卻依舊爽朗。

1986年3月26日凌晨，陳永貴在北京醫院去世，享年71歲。骨灰按照遺愿撒在大寨虎頭山尖，碑文八字“功蓋虎頭，績錨大地”。山風吹過，黃土依舊粗糲，而那句“不要住在釣魚臺”早已化作另一種注腳——保持本色，方可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