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斷聯復合的情感顯化、自律精致日常Vlog（視頻日記），到熱度居高不下的女性成長賽道，一整套圍繞“打造更好自我”的內容體系已經成形，并衍生出成熟的流量生意。

放眼這片內容場域，能發現其中具有突出的性別特征：無論內容創作者還是核心受眾，常常都以女性為主體。由此生出第一個關鍵疑問：自我成長本是不分性別的普遍需求，為何在社交媒體上會呈現如此鮮明的性別偏向，且女性群體對這類敘事的投入與消費程度遠高于男性？

更深一層的困惑隨之而來：博主們反復渲染、受眾趨之若鶩的“更好的自己”，是每個人內在本真的追求，還是平臺流量、商業邏輯共同制造出來的標準化敘事商品？

當下大眾對傳統知識權威的信任持續消解，轉而信賴愿意袒露個人經歷的素人博主，渴求清晰的行動步驟、正向的情緒肯定與“走對路”的認同感。但我們不得不反思：這些以“真實接地氣”建立親密感的線上微名人，以及他們輸出的整套成長話術，究竟是指引人向內探索、完成自我蛻變的燈塔，還是披著真誠外衣、用來消解現實無力感的新式精神安慰劑？

作者｜陳明哲

廉價的“真性情”與高價的“人設游戲”

個人生活導師的興起，或許折射了一種在當代人這里愈發普遍的期待：我們渴望在（處境較好的）他人“展露真實”的瞬間，找到與自己的相似之處，而非仰望那些高高在上的專業人士。這種期待展現在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最近的一個事件是，明星李小冉在競技類真人秀《乘風破浪的姐姐》中的表現所獲得的反饋：當她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完成了《心愿便利貼》的演唱，整體效果笨拙、滑稽、毫無專業性可言。若按傳統的演藝標準，這可能被批評為“不敬業”。而當下，這種表演不僅不被苛責，還被廣泛贊譽為“可愛”“真性情”，無數博主和普通人加入了模仿的狂潮，較真的人反而顯得缺少幽默感。事實上，“真人秀”這類節目的興盛，就反映了同時也塑造了觀眾對名人之“真”的需求。

關注名人是否足夠“接地氣”而非專業能力，這一現象意味著受眾的判斷標準已然位移，我們不再那么需要一個“厲害”的明星，而更想看見一個“不裝”的人。或者說，我們對明星的期待，從曾經的卓越才華和品性，轉向了是否“real”。我們不再期待或相信，明星擁有某些遠超普通人的優點，讓他們配得上其財富和特權。受眾注意力的根基，似乎正從“你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變成了“你也會像我一樣搞砸”。

《娛樂新聞小史》

作者：閆巖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4年4月

這種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娛樂新聞小史》中梳理了名人概念的三次轉型，為理解當下的現象提供了清晰的節點。第一次轉型伴隨著印刷媒體的興盛和集體權威的崩塌，個體的身份不再由血統或階層“給予”，而取決于自身的行動。人們既不再甘愿受宗教戒律的束縛，也缺乏能量在世俗的困厄中真正獨立自處。于是，名人崇拜，作為一種替代性的精神寄托，應運而生。

第二次轉型是從英雄到明星。英雄是利他主義道德與高尚人格的凝結，也是一種權力的凝結，而明星則更多地因為娛樂價值、被廣泛知曉而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去權威化趨勢——缺乏傳統權力屬性但充滿魅力的明星通過“被喜歡”而擁有了無須證明合法性的新權力。

第三次轉型則與媒體的角色變化息息相關：媒體不再是傳播名人消息的中介，而是直接變成了名人的生產方。由此，名人的合法性根基，從德性與天賦，一步一步地轉移到特殊的“事件”，這些事件組成了“人設”，通過“破綻”被揭示的“真性情”實際上也是“人設”的一部分。到第三次轉型為止，觀眾期待的“真實感”已經可以由媒體批量生產，而不再需要以事實之真作為擔保，“生活方式導師”這類“微名人”現象即這一轉變的典型產物。而新的矛盾在于：沒有觀眾想被愚弄，但人們又沉迷于名人身上的“真性情”。其實，某種程度上，觀眾也明確知曉并參與了名人“接地氣”人設的設計。如此一來，人們所迷戀的“真實”，究竟是什么？它又與現代人的自我有什么關系？

《生活方式導師》

作者：[英] 史蒂芬妮·A.貝克、[英] 克里斯·羅杰克

譯者：胡菡文

版本：拜德雅｜上海三聯書店 2026年4月

從生活方式導師現象切入，有助于理解以上問題。這類“微名人”總能以一種反權威的方式，成為更平易近人且不受管束的新權威，媒體時常是共謀。社會學家史蒂芬妮和克里斯在《生活方式導師》里這樣描述它：生活方式導師往往站在專業精英話語的對立面，有選擇地混合科學知識、民間傳統與個人經驗，以區別于權威傲慢的黑話，他們強調世俗傳統和平凡體驗，就那些折磨人的醫療、心理及社會問題提供建議。其受眾的生活可能正在經歷波折，因此渴望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這些私人的痛苦，而這個人最好還已經成功地走完了全程，并由此擁有一套關于“自我轉變”的故事。導師們的白話建議既幫其追隨者應對當下的困難，也能提供一種實用的，指向“你正在變好”的自我認知。

但是，這種“真實感”在根源上是某種精妙的人工設計，這里存在一組關鍵的混淆：真實性與透明性常被混為一談。首先，透明性僅關乎可見性，即你讓觀眾看到多少生活；真實性則關乎真誠，即你所展示的是否與內心一致。個人社交媒體相當于一扇取景窗，受眾在其推波助瀾之下，時常將透明性誤認為真實性。當博主主動用私人圖像“剖白”自己的內在生活，暴露脆弱時刻時，這些透明之舉能即刻與關注者建立親密感，尤其它看起來像是不經意間的尷尬或出糗時，帶來了傳統明星所不具備的親切感。但“透明”并不意味著收盡全貌，取景框規定了所見之物的排布和意義，而它時常依賴著一套充斥著各色商品的圖像，某種微妙的身份認同內嵌其中。

在大方向上，博主對“真實性”的經營越來越依賴于一種雙重操作：既要有選擇地分享個人信息，又要在各個平臺上維持一致的人設，而“真性情”從一開始就是一件被精心編輯的產品。生活方式導師正是這門技藝的熟練實踐者。你以為自己走進了后臺，其實只是走進了另一個被精心布置過的前臺，它售賣著兩種看似相反、實則共享同一前提的意識形態：分別是“確定性完美主義”，它面向那些自認有能力的人，許諾通過科學、理性的自我管理，就能“成為更好的自己”；和“肯定性完美主義”，它呼吁一種自我的批判，預設大部分人都是生活的“受害者”，但絕不能自甘墮落，而應通過積極的行動走出深淵。兩者都暗示著，當下的你不夠完美也不夠真實，存在一個比現在更“真”、更“好”的自我，那才是應當去追求的“真實的你”。

“自我成長的焦慮”有性別差異嗎？

為什么“成長”這項看似普世的任務，在當代社交媒體上會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性別差異？以及相對而言，為什么是女性更深地投入并消費這種敘事？

要理解女性的“自我成長”焦慮的性別化特質，或許可以從一種“向內的超越性”談起。它與芮塔·菲爾斯基在《現代性的性別》中，借由《包法利夫人》中所回顧的文學史內的女性的“悲劇”相關，愛瑪的悲劇結局被認為源于一種“女性化的閱讀方式”，她以一種碎片化的方式吞噬文本，使閱讀成為一種磨平不同文本差異的消費，最終將“審美”降格為情感泛濫甚至激發情色的手段。

但是，換個視角看，愛瑪借由不同的文本，持續地將“自我”投射進一個永遠在追求崇高的愛和更強烈體驗的超越性劇本里，她是一個因自己欲望而掙扎的主體，她的“成長”在外部世界之中，她缺乏任何真正客觀明確的目標，而只是在追求“更好的浪漫”或者“更好的自我”的追求。即使這種對“崇高自我”的追求與外部世界中的其他實踐不同，也不能因此認為這種超越性是功利化的、純粹消耗性的或者無目的的。它指向的是一種持續性的內在體驗，它被更新和重塑自我的強烈欲求所驅動，最后由于缺乏引導和認知的支持，蛻化為在強烈情感和崇高體驗之間回返的迷狂。

《現代性的性別》

作者: [美] 芮塔·菲爾斯基

譯者: 陳琳 / 但漢松（校譯）

版本: 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 2020年6月

現代社會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即人的個體化，普遍的個體化傾向導致這種“向內的超越性”獲得了新的評價。傳統上，男性的文化腳本一直將這一性別的“自我實現”與多個社會角色相關聯，文學領域也從各個角度摹寫了其外顯的光輝，而女性則多被困在家庭中，缺乏通用性的模范，沒有模范意味著缺少“期待”。然而，期待和約束往往相伴相生，在群體話語空間內“人跡罕至”的經驗總是蘊藏著巨大的詮釋潛力。女性在客觀上被應允了某種自我期待、開創一種更原初性的模范的空間，這也是內在超越的空間，它包含了對傳統的叛逆、對變化的渴望、對未知的向往等。

這或許是當今世界中，女性會更專注于個人成長的緣由，她們充滿了“想要被看見”“想要進步”的勢能，心情迫切。隨著逼仄的空間被扯開，女性的自我探索天地廣闊，也頭暈目眩，缺乏方向。這種對于“正確道路”的緊迫感，在親密關系領域表現得尤為激烈。正如烏里希爾和伊麗莎白在《愛的失序》一書中提供的洞察，親密關系已經成為現代人發生沖突的核心競技場：個體化趨向伴隨著兩性自我意識的增強，一方面導致兩性在親密關系中將各種由于個性不合而發生的摩擦皆歸咎于性別，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傳統價值的崩塌，而導致親密關系作為人生目標的吸引力達到巔峰。

《愛的失序》

作者: [德] 烏爾里希·貝克 、[德] 伊麗莎?·?克-蓋恩斯海姆

譯者: 蘇峰山、魏書娥、陳雅馨

版本: 望mountain｜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5月

由于文化慣性，以及客觀意義上的文化積累，女性至今仍被社會指派為情感項目的首要負責人。然而，當女性拒絕以犧牲自己人生可能性來維系家庭時，傳統的情感婚戀腳本已然失效。更少的束縛同時意味著更沉的責任，女性不再甘心于作為一個依附性的存在，也不再能心安理得地“回歸家庭”，她們必須在家庭內外經營，同時直面自己不同領域內的欲望和關系。有趣的是，樂于爭取價值定義權利的女性同時也傾向于主動承擔在全新的、復雜的情感困境中挺進的責任，當下這種摸索帶來的巨大焦慮與曾經束于家宅的痛苦一樣難以言明，而制度、傳統和理論化的心理學都無法為這種極其個體化的掙扎與困境提供現成答案。總之，在情感變革中，無論女性是否愿意，她們客觀地走在前沿，因此也更迫切地需要找到標的，來確認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在這種不確定性中，女性成長博主恰好填補了這個決策的真空。她們將自己作為成功案例，闡述自己對于關注者的理解，還提供清晰步驟的成長路線，這類賬號也是最典型的“個人生活導師”。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個人生活導師通常是通過熱愛和努力實現了成功或者階段性成功的普通人，其個人敘事往往充滿了脆弱、困難和覺醒的時刻，對關注者而言，其存在本身即一種鼓舞。他們為本應無法勘測的靈魂工程提供了刻度清晰的進度條，在必須獨自跋涉認識自己的征途上，成為“朋友”，持續給予“你本值得”的反饋。

“低信任社會”中的“自我之真”

然而，這種不斷需要被“導師”看見和被肯定的“自我”，究竟是我們一直追逐的“本真之我”，還是僅僅為當代敘事的產品？這個問題，恰恰是當代人的自我成長模式所必須面對，卻又總是繞開的盲區。

完美主義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而且往往會混合出現在同一個博主的敘事中。近期爭議頗大的一位網紅便是典型，她日常以“確定性完美主義”示人：清醒理性，事業愛情雙豐收，越努力越幸運。然而一旦被質疑，這套敘事便悄然滑向“肯定性完美主義”：她用于自我澄清的草根敘事——從女性的結構性困境出發，描述自己作為底層美貌女孩如何在男權社會的圍獵中走出深淵。在這里，結構性困境是她個人的背景板，真正重要的是為實現個體潛能所使用的一切手段，而且無論道德與否，都變得合理。結構性困境淪為個體自我開脫的工具，個體可以直接跳過特殊的幸運和爭議的選擇，直接推導出“我能做到，所以你也可以”，再次給予其關注者以“引導”和“出路”。

以上這種缺乏判斷力訓練的“正向思維”能夠給關注者帶來一種充滿力量的自我感受，但這可能是“控制幻覺”，它讓人期待自己獲得高于現實概率的成功，仿佛能操控未來，塑造現實。這種幻覺根植于現代人對“真我”的執著。“真我”是最好的自我，已成為如今普通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精神事業。可是，我們似乎需要追問，究竟是什么許諾了這個更好更真的自我存在？

這種信念根植于一套關于自我與世界關系的深層假設，從上文提到的兩種完美主義深入，我們能夠窺見這套真理權威的輪廓。確定性完美主義延續著一種古老的信仰：在自我之外存在著神圣之物，比如獨立于我們的規則決定什么是對的。這實際上是對曾經那個價值穩固的世界的鄉愁——我們仍渴望事物和意義尚未分離、崇高內在于世界的時代，這些外部的“標準”既為“我”劃定邊界，也使“我”充滿精神能量。康健產業成為鏈接自我感受和世界權威的混合體，當無數健身博主向我們解釋體脂率、肌肉量的含義，指導怎么吃干凈，怎么練正確，需要哪些補劑時，接受者大多帶著宗教的虔誠在聆聽布道。

《成長教育》劇照。

肯定性完美主義則接洽了當下更普遍的精神處境：一切穩固的真相都煙消云散。在這種“低信任社會”中，他人、事件、世界可能都是假的，而“自我”的真實性在于，可以選擇“遵從”或者“坦然堅持信念”，“真”成為一種面對自我，也由自我決定的態度。這也是當代年輕人熱衷于游戲、動漫、追偶像等精神活動的重要原因。然而，即使自認清醒，主動劃定了“信任圈”，也無法躲避沖擊。當粉絲主動選擇已經是默認在“扮演人設”的“愛豆”后，被選中的“哥哥”也可能毫無“豆德”，于是，這些即便是已然自我劃界的、赤誠的信任和愛也很難不變成笑話。面對世界，聰明的做法似乎只剩下玩世不恭以面對虛偽，或者還有一條全然內縮的通道：將所有對真實價值的期待凝縮為自己在決斷時的真誠：你是假的，但我的愛是真的，至少我不會騙自己。

這兩種完美主義，無論向外找規則還是向內找真相，都根植于對“自我”的重視。至此，我們看到了兩種策略：一種伴隨著精英主義的余暉，依然渴望在外部和未來找到“真理”；一種憑借著實用的街頭智慧，試圖在內部和當下求得自我的“真誠”。然而，這一區分更多停留在策略層面，它描述了人在“怎么找”，卻沒能真正回答“找什么”。在《我們為何迷戀真實》中，艾米麗·布特爾提供了一種更底層的理解。她區分了兩種想象“真我”的方式：排斥式與包容式，并指出，對現代人而言，“找到自我”和“創造自我”實際上是同一回事。

“排斥式”將“真我”視為一種被團團遮蔽的固定存在，需要清除雜質，才能讓它顯露。這種“排出毒素，重新開始”的沖動，在我們的文化中隨處可見：年輕人通過“斷舍離”凈化生活，上一輩通過“排毒”凈化身體，失戀的女孩通過剪去長發告別過去。“包容式”則將“真我”視為一種有待積累的事物，因此，選擇擁抱甚至放任混亂，讓生活的過程逐漸為真實自我開路。比如當下互聯網上流行的tag“允許一切發生”，它邀請自我積極地生發，壓倒一切外部影響，或者干脆把外部影響也接納為真實自我的一部分。

《成長教育》劇照。

然而，“尋求真實自我”這件事本身可能蘊藏著一個矛盾：這個拼命尋找確定性、渴望實現自我全部潛能的人，恰恰沉迷于一種難以察覺的混亂，這種混亂無法被理性把握并排出體外，人甚至傾向于運用理性為它辯護。

設想中，“現實自我”本應坦蕩地接納問題，不斷調整認知與行動，向那個值得世間一切美好的“理想自我”邁進；實際上，“現實自我”卻在“正向思維”中迷失，以自我關懷的名義親近混亂，自傷自憐地將固執統統納入“本真性”的范疇。我們向世界要求一切美好，而拒絕真實的“創造”，于是，那個被許諾的“更好自我”，始終停留在許諾之中。

這種錯位在親密關系中實現了具體的爆發，因為親密關系恰恰是“自我”與“他者”最無法回避的交戰區。當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裂隙投射到關系中，人便愈發容易捕捉被敷衍和忽視的瞬間。關于愛，人們只能訴諸看似清晰期待：對方要給我“情緒價值”，要提供一種可以被“感受”到的珍惜。但問題在于，無論對方發出了什么樣的信號，癡迷真我的現代人往往只能從中讀出“現實自我”的情緒倒影，卻繼而以“理想自我”的姿態，認定自己沒有獲得應有的回饋。

這讓人想起電影《成長教育》。十六歲的少女珍妮在經歷了中年男人大衛精心編織的“巴黎夢”騙局后，終于發現那些她以為的愛情和成長，不過是一場以少女的天真為光源，照射了虛榮和怯懦后，投射在墻上的陰影。她對于“什么是真的”的困惑，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回答。因為在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刻，她已經不再是被“人生導師”引領的人，而開始成為自己的追問者。

真正的問題或許不是“如何尋找真我”，而是為何必須懸設一個完美的“真我”，才能容忍當下的自己？“真”和“真我”并非一個固定的，可以外在地被占有、被“導師”確認和傳送的物品；而是在自我與世界持續碰撞，并承擔其后果的過程中逐漸出現的東西，甚至作為一種創造。成長導師出售的不是“成長”本身，而是“我正在成長”的外在證明。只要這份證明仍須更新，商品化的自我便不會被終結。我們需要理解這種創造，這種理解，總是伴隨著混亂、不確定，以及不可被任何完美主義收編的誠實。

作者/陳明哲

編輯/張婷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