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以色列軍事審查機構禁止發表或刪改了5000多篇新聞報道。在以色列與伊朗交戰期間，這種壓制達到高峰。

去年，以色列軍事審查機構平均每天叫停以色列媒體2篇報道，同時干預另外13篇報道的內容。這使2025年成為《+972雜志》15年來持續追蹤以色列媒體審查情況以來，審查最嚴重的第二個年份，僅次于2024年。

根據《+972雜志》和“信息自由運動”依據信息公開申請獲得的有限數據，軍事審查機構——隸屬以色列軍事情報局的一個單位——去年要求對4974篇新聞報道進行刪改。這一數字低于前一年的6265篇，但明顯高于2011年至2023年間每年約2300篇的平均水平。

此外，審查機構還完全禁止753篇新聞報道發表，低于2024年創紀錄的1635篇，但仍高于此前每年約320篇的平均值。總體來看，2025年，以色列軍方平均每天阻止超過15條信息向公眾公開。

根據以色列法律，媒體在發表涉及“安全”議題的報道前，必須先提交軍事審查機構審查。這一要求源于以色列建國后出臺、至今仍然有效的“緊急狀態條例”。2025年，媒體共向審查機構提交17176篇報道，而此前多年年均提交量不到12000篇，2024年則創下20770篇的歷史最高紀錄。

按規定，只有在報道發表“幾乎可以確定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實際損害”時，審查機構才可介入。但在審查機構對“安全”的定義中，涉及范圍極廣，包括未公開的軍火交易、行政拘留、情報活動、部隊位置以及導彈打擊目標等信息。

媒體也不得向受眾披露審查機構是否介入過報道，以及介入到何種程度。電視新聞方面，審查機構代表常常直接在演播室內監督直播內容。

作為以色列軍事情報體系的一部分，軍事審查機構不受《信息自由法》約束。因此，它沒有義務根據申請公開數據，而且幾乎總是拒絕回應就具體信息提出的大多數詢問。

即便是一些相當籠統、是否會危及國家安全都很值得懷疑的問題，今年也沒有得到答復，包括：按媒體機構劃分的干預情況、完全刪禁與部分刪改的一般理由分類，以及針對違反審查規定所采取執法措施的信息。

不過，自開始收集相關數據以來，今年的回復首次出現了兩類新的媒體干預方式。審查機構披露，有1篇報道被“延遲發表”，另有92篇“退回未處理”。但它并未進一步說明這兩類新分類的具體含義。

針對這一操作規模的詢問，審查機構透露，2025年國家檔案館共提交3422份檔案供審查，其中“絕大多數未經修改或刪節即獲批準”。至于更精確的信息，相關請求沒有得到回應。

數據顯示，自10月7日以來，審查總體上有所加強，但干預最密集的時期出現在與伊朗交戰期間。警方、市政稽查人員，有時還有平民，對有關伊朗導彈擊中地點的報道實施了嚴厲限制，有時還會阻礙前線記者和攝影記者采訪，尤其是阿拉伯記者和外國記者。

過去兩年審查激增的兩名主要負責人，分別是2025年4月前擔任首席審查官的科比·曼德爾布利特，以及接替他的內塔內爾·庫拉。兩人都與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陣營中的高級法律任命官員有親屬關系：曼德爾布利特是前總檢察長阿維哈伊·曼德爾布利特的表親，庫拉則是以色列司法系統監察專員阿舍爾·庫拉之子。

庫拉接任首席審查官3個月后，媒體披露，他曾壓下有關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之子在海外購買一處未公開住宅的報道。不過，這一消息最終還是見報了。

不過，去年也有一些媒體公然無視審查規定，尤其是在立場偏右的媒體中。民族主義傾向明顯的14頻道一再刊登敏感作戰計劃和軍事情報工具，盡管安全官員認定這些內容已對國家安全造成“實際損害”，該頻道卻一次也未受處罰。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主張限制該頻道言論自由的，反而是以色列自由派，而不是借機放大反對整個審查制度的聲音。

在當下這個跨越國界的數字新聞時代，連以色列記者自己也常通過外國媒體發表報道，以繞過審查制度。這個歷史悠久的機構因此既反自由主義，也已經過時。

“在緊急時期，公眾尤其需要獲得有關審查機構活動變化的可靠信息。”信息自由運動律師、管理學院學術研究學院信息自由診所主任奧爾·薩丹表示，“雖然與去年相比略有下降，但很難不注意到，被對公眾隱瞞的新聞報道數量正出現令人擔憂的上升。”

他還說：“民主建立在政府向公眾傳遞信息的基礎上，任何對此的侵犯，都是對民主的直接侵犯。”

不過，盡管軍事審查構成了以色列新聞自由所遭遇的一種極端且特殊的打擊，但這并不是以軍對新聞自由最嚴重的侵害。自10月7日以來，在加沙、黎巴嫩、也門和伊朗，已有250多名記者遇害，其中一些人是被直接鎖定打擊，包括在“二次打擊”空襲中遭襲。

以軍仍在約旦河西岸持續槍擊、毆打和逮捕記者，并對被關押者施以酷刑，而且往往并不提出指控。在以色列境內，新一輪擬議立法正試圖削弱以色列媒體的獨立性，政府也繼續試圖控制媒體機構、扶植立場友好的記者，并打壓其競爭對手。

因此，以色列在國際新聞自由指數中的排名持續下滑并不令人意外。它最近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116位，處境相當糟糕。

在以色列，記者總體上仍然可以自由講述其認為最重要的故事，但大多數人并沒有這樣做。這使得以色列最嚴重的審查，其實是自我審查。

正如同事塞巴斯蒂安·本·丹尼爾——筆名約翰·布朗——最近所展示的那樣，以色列商業頻道中規模最大、最受尊重的調查節目，由所謂自由派記者制作，但在過去兩年半里，從未觸及軍方在加沙或約旦河西岸的政策。

這些節目也沒有報道加沙數以萬計兒童和其他無辜巴勒斯坦人被殺，沒有報道對加沙整座城市的蓄意饑餓政策和毀滅，也沒有報道以色列正在實施的眾多其他戰爭罪行。這些都不是軍事審查機構造成的，而是出于主動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