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從業二十余年的調查記者，我始終堅守新聞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以守護公共利益為最高職業追求。從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到市場秩序、民生服務，我始終站在事實前沿，親歷諸多被掩蓋的小隱患最終演變為損害群眾利益的公共事件。

此次拿到山東省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質譜實驗室的檢測數據，看到上百份嬰幼兒血樣檢出甲酰胺的報告，看到新生兒體內本可快速代謝的外源性甲酰胺卻持續檢出的結果，我選擇公開這一關乎千萬嬰幼兒健康的真相。即便后續遭遇鋪天蓋地的污名化、無憑無據的動機揣測、來自相關利益方的定向施壓與惡意干擾，我恪守事實的立場也絕無半分退讓。

今天發出這封公開信，不為個人得失發聲、只為公共健康訴求呼吁，為了那些體內檢出甲酰胺的孩子，為了眾多可能正在使用問題紙尿褲的嬰幼兒家庭，懇請有關部門盡快成立國家級調查組，全鏈條核查本次事件的全部事實，給公眾一個權威、透明、經得起科學檢驗的交代，更以此為契機推動母嬰用品安全標準修訂完善，從制度層面筑牢嬰幼兒健康的防護屏障。

首先必須鄭重說明，本次事件中山東省公衛中心質譜實驗室的檢測，全程具備完整科學嚴謹性，所有原始數據、實驗記錄、樣本留存均有跡可查，完全不存在網絡惡意造謠的“手搓設備”“編造數據”問題。本次檢測的上百份嬰幼兒血液樣本，全部來自合作醫院兒科的日常診療剩余樣本，采樣流程嚴格遵循醫學倫理準則與生物樣本采集管理技術規范；檢測采用美國賽默飛生產的高分辨液質聯用質譜儀與高分辨氣質質譜儀，這是當前全球毒物檢測領域公認的頂尖主流專業設備，完全符合國家級公共衛生實驗室檢測配置標準。

為最大程度規避結果誤差，實驗室未沿用尚無統一共識的血液甲酰胺檢出閾值，將檢出限設定在遠高于常規科研的嚴格標準，同步以標準品定性、同位素內標法定量完成雙重校驗，最終仍在大量嬰幼兒樣本中檢出了存在健康損傷風險的甲酰胺濃度。后續對照實驗進一步夯實了結論科學性：實驗室同步檢測的成人對照組中，僅長期使用成人紙尿褲的臥床老人出現甲酰胺陽性，普通健康成人檢出率幾乎為零；兩例1歲和3歲的陽性嬰幼兒，在完全保持飲食、生活環境不變的前提下，僅停用紙尿褲三天，血液中的甲酰胺就由陽性完全轉為陰性。

參與本次調查報道的記者在專業人士指導下，將紙尿褲捆綁在手臂皮膚較薄處模擬嬰幼兒貼身接觸場景，10小時后血液中甲酰胺濃度飆升近一倍，停用10小時后數值便下降了三分之二。所有環環相扣的實驗數據，共同指向一個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大量嬰幼兒體內的高濃度甲酰胺，核心暴露源就是日常貼身使用的紙尿褲。檢測每一步都有完整的原始圖譜、操作記錄和人員簽字，絕非別有用心之人污蔑的“民科實驗”“造假數據”。

反觀涉事企業的公開辯解和相關行業協會的聲明，從始至終都站不住腳，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推責式、護短式表態，經不起專業邏輯推敲。涉事企業拿出的所謂“第三方檢測合格報告”，均為企業自行挑選送檢樣本，全程自主把控送樣流程，送檢的并非市場流通環節消費者隨機購買的普通產品，而很可能是專門準備的“特供樣”，這種自導自演的檢測結果從根源上就不具備公信力。他們把最低的行業準入門檻，包裝成“產品絕對安全”的最高承諾，用信息差蒙蔽千萬消費者。事件曝光后，不少使用相關產品后出現皮膚紅腫、局部過敏的家長向企業反饋，得到的不是上門回訪和問題排查，而是統一的甩鍋式回復，甚至有企業私下聯系提出質疑的家長，以相關產品福利疊加消費權益為條件，要求家長刪除社交平臺留言，試圖用私下勾兌的方式把風險捂在蓋子里。

本該承擔行業自律責任的行業協會，這次更是站到了公共利益的對立面，用一句籠統的“檢測不具備公信力”，就試圖全盤否定省級專業醫療機構完成的、有完整質譜原始數據支撐的臨床研究。他們刻意把媒體的產品抽樣報道，和醫療機構的人體生物樣本檢測強行綁定，用模糊的行業合規口徑，試圖直接抹殺上百份臨床樣本暴露的真實公共衛生風險。這些做法嚴重違背了行業協會守護行業健康發展的初衷，本質上是用行業話語權為涉事企業的潛在安全漏洞背書，用犧牲千萬嬰幼兒健康權益的方式，換取所謂的“行業穩定”，這種行為本身就應當被嚴肅審視。

時至今日，整個輿論場已經陷入嚴重偏離核心議題的亂象，這種無休止的內耗正在嚴重阻礙問題的真正解決。事件發酵以來，大量公共注意力沒有聚焦在“孩子體內的甲酰胺從何而來”這個核心問題上，反而被刻意引導到了“報道是否有瑕疵”“記者是否博流量”的細節審判上。有人揪著產品抽樣的樣本量問題反復挑刺，有人毫無實據地把記者和商業檢測機構強行綁定，炮制出“記者為了賣設備制造新聞”的陰謀論，甚至不惜用“利益輸送”的污名化標簽，試圖徹底否定整起事件的公共價值。大量自媒體賬號在流量驅動下，要么站隊企業炮制洗白內容，要么編造極端焦慮的謠言煽動公眾情緒，整個輿論場陷入“信息錯位、立場割裂”的羅生門狀態。

相關涉事企業和相關方面似乎樂見這種局面：他們無需澄清核心疑點、回應實質風險，只需攪渾輿論，讓公眾陷入“誰在說謊”的無休止爭論，借輿論分裂拖延時間，待熱度自然消退，此前暴露的風險便悄無聲息翻篇。可他們唯獨忘了，那些體內檢出甲酰胺的嬰幼兒，還在持續接觸可能存在風險的產品；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家長，還在為孩子使用著有潛在危害的紙尿褲；那些被刻意掩蓋的生產環節漏洞，還在源源不斷地制造新的健康傷害。這種輿論亂象的本質，是把本該由監管部門、專業機構共同承擔的公共安全責任，輕飄飄地甩到了開展輿論監督的媒體身上，把一場關乎千萬嬰幼兒生命健康的公共衛生事件，異化成各方拉扯的口水戰，這本身就是對公眾健康權益的極大漠視。如果任由這種亂象持續下去，我們錯過的不僅是排查風險的最佳窗口期，更是整個社會對公共衛生預警機制的信任根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國家級調查組已經刻不容緩，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首先，只有國家級調查組才能徹底打破地方保護和行業利益壁壘，以完全中立的第三方身份，調取山東省公衛中心實驗室全部的原始檢測數據、質譜圖譜、樣本記錄，對留存的生物樣本開展獨立復核，用科學的方法驗證之前的檢測結果是否準確，從根源上終結當前各執一詞的輿論亂象。其次，調查組可以沿著“生產端-流通端-消費端”的全鏈條開展溯源排查：從紙尿褲的生產原料、發泡工藝、添加劑使用環節入手，核查是否存在甲酰胺殘留的可能性，再從全國不同地區的市場流通環節隨機抽取樣本開展盲樣檢測，徹底查清哪些批次、哪些品牌的產品存在甲酰胺殘留，給所有家長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調查組可以同步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對本次檢出甲酰胺的上百名嬰幼兒進行長期健康隨訪，評估低劑量甲酰胺長期接觸對嬰幼兒肝腎功能、生長發育的潛在影響，為后續的臨床干預提供科學依據。

更深遠的意義在于，本次事件可望成為推動我國母嬰用品安全體系升級的關鍵契機。調查組的最終結論，將直接為修訂紙尿褲國家安全標準提供核心數據支撐，推動甲酰胺正式納入母嬰用品強制檢測清單，填補當前的標準空白，從制度層面避免類似的風險再次發生。同時，以此為起點，逐步健全全國基層毒物檢測體系，完善各級公共衛生實驗室的質譜檢測能力，搭建起覆蓋全國的人體環境毒物監測直報網絡，讓類似的公共衛生風險，在萌芽階段就能被及時發現、快速處置。這是樹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為一名資深調查記者，我從未像今天這樣深切地意識到，我們守護的從來不是一篇報道的對錯，而是千萬個普通家庭里，那些剛剛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孩子的健康權利。他們還不會說話，無法為自己的安全發聲，我們這些為人父母的成年人，必須義無反顧地為他們擋住所有看不見的健康威脅。堅信在國家級調查組的權威核驗下，所有的真相都會水落石出，所有的潛在風險都會被徹底排查，終將給千萬個焦慮的家長一個踏實的交代，給所有嬰幼兒一個真正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

《經濟參考報》記者 王文志

2026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