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發掘前的鉆探工作，在山后果園發現金代磚窯 元青花鳳首扁壺 元大都和義門甕城城門樓全景 1972年發掘后英房遺址主院 克罍 克盉

前不久，在北京地鐵滾動播放的“元大都和義門考古揭秘”短片走紅網絡，讓六百年元大都往事再次走進大眾視野，也引發人們對北京城歷史的熱情探索。

5月的一天，知名考古與古陶鑒定專家黃秀純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講述了他親歷北京元大都、琉璃河西周燕國遺址、金代皇陵等重要考古現場的發掘經歷。年近八旬的黃老記憶力驚人，以第一視角還原了一線考古人的傳奇一生。

作為新中國培養的首批文物事業接班人，黃秀純的人生隨著北京城市早期考古啟動、國寶的發現而前行，經他整理的手寫資料、考古照片堆成小山一樣，令人對老一輩考古人的敬業與堅守肅然起敬。

參與傳世珍品《神策軍碑》《劉熊碑》征購全過程

1945年9月，黃秀純出生在北京南城。他住的海柏胡同，是一片戲曲與民間藝術的沃土，葉盛章、葉盛長、蕭長華等戲曲名家都住在附近。少年時，他和幾個同學到業余京劇團跑龍套，學鑼鼓經……聽到同學武志平一聲哨響，他便跟小伙伴一溜煙跑到天橋，看寶三兒摔跤、看無聲電影……院里鄰居董立言是齊白石的弟子，開春帶他們放風箏，暑假帶他們去宣武門城墻上逮蛐蛐。那時，董大爺家里常來畫家馬晉、曹克家、蔣兆和等大家，黃秀純最愛聽老先生們談論書畫、碑帖、古瓷，被那些古舊、沉靜的氣息深深吸引。

傍晚放學回家，看到琉璃廠的古玩鋪里透出溫潤的燈光，他常常趴在窗臺上往里望，心里埋下一個念頭：長大了，能在琉璃廠工作該多好啊！1963年，黃秀純中學畢業，正趕上北京市文化局招生。面試那天，他穿著母親做的中式小褂，老師看著報名表上的名字，說：“男孩子呀，喜歡什么？”黃秀純說，“喜歡毛筆字。”老師往里邊一指，“行，去文物鑒定班吧。”

一句話，就定了一生，一輩子跟文物打交道。

北京市文化局主辦的文物鑒定班，培養了新中國成立后首批文物事業接班人，全班共有20人，當時黃秀純算班里年齡最小的。授課老師全是文博大家：啟功、徐邦達、郭味蕖、劉凌滄，及琉璃廠文化街的黃鏡涵、傅大卣、靳伯聲等文物鑒定專家。課堂則經常在故宮、在歷史博物館、在文物商店，先講發展史，后講鑒定知識，先生們全都傾囊相授。

能夠如愿以償學習古器物，黃秀純非常認真、努力。一年后，他被分到琉璃廠慶云堂門市部專攻碑帖鑒定——這行被稱作“黑老虎”，最難辨真偽。用行話講，最容易“咬”人。黃秀純跟著老師傅張彥生、馬寶山學習碑帖鑒定、拓片制作，向李文才先生學習紙墨筆硯等文房四寶鑒定。他白天工作，晚上學習，吃、住都在慶云堂，幾百種碑帖，歷朝歷代的考據，全部刻在腦子里。

不久，黃秀純得以親歷征購柳公權《神策軍碑》的全過程，讓他記憶深刻。1965年，他隨師傅在出差途中接到任務，赴廣州參與接收愛國華僑陳清華回流的國寶碑帖。后來他才知道，那是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和指示的任務，回想當時面付現金的情景，還緊張得手心冒汗。之后，黃秀純和師傅馬寶山幾經周折，在美術館后身大佛寺街的碑帖收藏家衡亮升家中，為國家征購得宋拓漢《劉熊碑》。這兩件傳世珍品，此后他再也沒能見到，但當年得以如此近距離觸摸國寶，令他眼界大開，只覺此生足矣。

明城之下“和義門”出土全國首例“防火城門”

1968年，黃秀純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從此，開始了他的考古人生。

元大都的建立，標志著北京第一次成為大一統王朝的首都。在此之前，北京走過西周燕國、遼南京、金中都；從元大都開始，北京才真正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從考古視角看，北京城是一座“疊城”，層層疊壓，極難勘探。

20世紀60年代初，元大都考古隊正式組建，成為北京城市考古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69年，在拆除西直門箭樓的明代城墻時，深埋其內的元代和義門甕城遺址意外現身。考古隊隨即到場勘察，發現底下露出的是元代“小薄磚”，經持續發掘，一座完整的元代和義門甕城赫然展露人前。

這是元大都考古史上最震撼的發現之一。和義門，是元大都西墻北側城門。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年），為抵御農民起義，元順帝下令十一座城門皆筑甕城。明朝修城墻時，并未拆除元代城門，而是直接將其包在城樓之內。這一“包”，就是六百余年。

當時，考古隊派黃秀純協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郭義孚先生測繪和義門遺址。那是冬天了，天氣很冷，城墻上寒風刺骨，兩個人穿著棉大衣、棉鞋，凍得不停跺腳。當時只有一臺小平板儀用于測繪，郭義孚繪圖，黃秀純幫助扶標尺、報數據。他記憶猶新，郭先生說：“將來想復原和義門，按我畫的這圖就能復原。”

和義門遺址出土的半圓形鐵鵝臺，形制完全契合《營造法式》記載，是國內考古首次發現的實物例證。更驚人的是，城樓地面鋪磚之下暗藏著石箅子，石箅子下是磚砌水池，水池外又砌流水溝……“它是專門設計的滅火設備，火攻城門時，城上澆水，水流經石地漏浸濕城門，起到防火阻燃的作用。”黃秀純說，“這獨一無二的城門防火系統，是我國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資料，體現出元代城市軍事工程的最高水平，是活的建筑史。”

這一發現震動全國，當時夏鼐先生悄悄拉住徐蘋芳先生叮囑：“發掘仔細點，多留資料。”黃秀純記得，徐先生也經常囑咐他們，“一定要多拍照片，我們花幾萬塊錢發掘，將來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別心疼膠卷。”

后來，考古所從府右街消防中隊借來云梯車拍攝航拍圖。云梯升上去后，人在上面站不穩，攝影師韓悅把自己和相機分別綁在云梯上，才穩住鏡頭，按動快門。這些圖紙、照片，成為元代“和義門”的唯一資料，彌足珍貴。

被搶救的國寶首博鎮館之寶元青花鳳首扁壺

1970年10月，有鐵路巡道工人報告說：“在舊鼓樓大街豁口城墻下發現青花白地的瓷器。”于杰先生是北大畢業的考古學家，聽到后馬上和黃秀純說：“小黃，北城墻是明洪武元年修建的，這批瓷器下限至少是洪武時期的，我們應該馬上去工地看一下。”

那天是周一，不允許隊員外出，黃秀純與于杰心急如焚。第二天一早，兩人騎車從北海后門直奔現場，眼前景象讓他們心碎：那些瓷器被工人用大鐵錘給砸碎，碎瓷片扔到了土堆里。“昨天你們不來，我們就‘破四舊’了。”工人說。

經現場勘測確認，這是一處標準元代窖藏，被埋在明代北城墻之下、元大都居住遺址之內。于杰拉住黃秀純：“借篩子、借鐵鍬，把瓷片篩出來。”兩人在土堆里篩了三天，一鏟一鏟翻土，一遍一遍過篩，把周圍的土堆全翻遍了，把所有殘存碎瓷片撿回辦公室，大家合力慢慢粘接。因為不是搞修復專業的，黃秀純開玩笑說：“咱們粘接的是‘二鳳的姐姐——大鳳（縫）’。”

最終共修復10件元青花，6件影青釉大碗，部分器物帶有八思巴文墨書“張”或“章”姓氏款。這批器物中，最為珍貴的便是那件舉世聞名的元青花鳳首扁壺。它出土于標準元代地層，為研究元代青花瓷器發展及器物斷代提供了科學依據。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元青花鳳首扁壺的器型是由晉唐天雞壺發展而來的，五代至兩宋時期，景德鎮一直有天雞壺的燒造制作，元代陶工巧妙地繼承了這一傳統技法，突出了青花的彩繪裝飾，顯得更加生動美觀。這件鳳首扁壺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還登上郵電部發行的特種紀念郵票，現為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

黃秀純說，原以為這件扁壺是孤品，直到20世紀90年代，新疆伊犁霍城縣蘆草溝鎮西寧莊出土了一件元青花鳳首扁壺，和元大都遺址出土的幾乎一樣。原來，六百年前景德鎮陶瓷工匠同時燒造的兩件青花鳳首扁壺——鸞鳳和鳴，一件留在元大都，一件沿絲綢之路遠走西域。歷史滄桑，朝代更迭。六百年后，這“一鸞一鳳”兩件國寶在首博《世紀青花瓷器》展上重新聚首，令人嘖嘖稱奇。

揭秘元大都煙火氣息翻開北京的“元代檔案”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元大都的考古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原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共同進行。黃秀純回憶，在元大都發掘中，保存最好的是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它被明城墻完整壓在地下，是一座高等級四合院，工字形布局，雄偉氣魄，充分表明了宋元時期向明清時代過渡的建筑風格。

現場發掘時，屋內景象驚心動魄：宅子的主人是在明軍來拆毀房屋時倉皇離開的，龍泉青瓷罐摔在屋內，罐蓋滾到屋外臺階下；二百多顆瑪瑙棋子散落一地；還有白釉“內府”梅瓶、“元章”款端硯等具有極高藝術價值的文物。

1973年春天，黃秀純隨隊發掘了后桃園元代居住遺址（今西直門后桃園胡同西北的明清城墻墻基下），該遺址出土的一對鈞窯瓷連座瓶，“鈞窯掛紅，價值連城”，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經過10多年的努力，元大都考古隊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河湖水系、排水設施等遺跡。特別是為了配合地鐵建設工程，先后對和義門甕城、后英房、西絳胡同、樺皮廠、后桃園、德勝門豁口、舊鼓樓大街豁口、安定門煤廠等十余處元代居住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清理工作。

通過考古發掘得以揭秘，元大都街道縱橫豎直，相互交錯。兩兩相對的城門之間，寬廣平直的大道彼此貫通。城內遍布胡同、作坊、店鋪、豪宅、民居……考古發掘還原的元大都，不再是歷史書上冰冷的名字，而是一座有煙火、有生活、有悲歡的都城。

如今，人們都知道北京的中軸線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全長7.8公里，是城市的靈魂。實際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元大都考古隊就從鼓樓向南鉆探，途經地安門橋、景山壽皇殿一帶，發現了一條寬28米的元代中心大道，貫穿南北全城。

為厘清學界關于中軸線的長期爭議，遵照徐蘋芳先生的安排，黃秀純在鼓樓施工期間打了一條探溝，勘探結果令人振奮：明代鼓樓地基之下，清晰疊壓著元代夯土與建筑基址。至此，元大都中軸線即為明清北京城中軸線的推論得到考古實證，成為北京城市沿革史上公認的核心定論。

親歷一線發掘從墓底積水中撈出克盉和克罍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黃秀純曾兩次親歷琉璃河西周燕國遺址一線發掘。當時琉璃河考古工地只有一部手搖電話，工作人員往返工地需先搭乘火車，下車后還要再步行40分鐘才能抵達。當年工地上流傳著一句順口溜：“電話靠吼，工作靠走，發掘靠手，保衛靠狗。”

黃秀純第二次參加琉璃河遺址發掘是在1981年至1986年，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再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成立聯合考古隊。這次主要發掘黃土坡村西周燕國墓地和董家林村古城遺址。

考古資料顯示，琉璃河遺址內涵豐富，主要分為古城遺址、生活區、墓葬區三大部分。大量考古發現足以證實，此地正是西周初年燕國的始封之地，遺址內的古城，應是西周初期燕國的都城。當年發掘時，墓葬區分布在遺址中部黃土坡村臺地及古城東側區域，京廣鐵路從中穿過，將墓葬區分成東、西兩部分。考古工作者把鐵路線以西劃定為墓葬I區，鐵路以東劃定為墓葬Ⅱ區，兩區面積約5萬平方米。

早在上世紀初修建京漢鐵路時，琉璃河地區就有古墓遺存陸續發現。半個多世紀過去，經過兩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該遺址考古研究工作成果豐碩。1973年至1986年，考古工作者分兩個階段開展發掘工作，累計清理墓葬300余座、車馬坑20余座。

黃秀純回憶，青銅重器“克盉”“克罍”就是在這期間出土的，為證實琉璃河遺址為西周始封之地提供了確鑿證據。1986年秋季發掘的M1193號大墓，四角各設有一條墓道，形制極為特殊。該墓南北長7.68米、東西寬5.45米、深10.25米，墓葬南端還配有大型陪葬車馬坑。此類形制的高等級大墓還是第一次發現，考古隊員的心情都無比激動。

11月29日，時值深冬，天寒地凍，細雪紛飛。由于墓坑較深，底部滲水，是典型的“水墓”，坑內積水結起了一層薄冰。為了抵御寒冷，考古人員下墓前會飲用少量白酒取暖。眾人分批輪換，在水中作業10分鐘便上來換另外一批人下去。最終，考古隊員在棺槨頭箱位置清理出兩件青銅禮器——銅罍和銅盉。兩件器物的蓋內和口沿內壁，均發現內容相同的43字銘文。國寶重器克盉和克罍，就此從冰冷的墓底積水中重見天日。

經過持續發掘，墓葬區還出土了帶有“匽侯”銘文的青銅器，以及玉石器、漆器、陶瓷器等。從銅器的銘文內容看，這片墓葬的墓主人都是燕侯麾下的重臣與貴戚。他們有的曾獲燕侯賞賜，有的曾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周太保（召公）進獻，并因此受到召公的嘉獎。

挖出來更要寫出來、傳下去

黃秀純直言，考古是一項嚴謹科學的工作，同時又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一方面，田野考古的方法只有在實踐中才能逐步掌握。另一方面，常年的野外考古工作，吃苦是家常便飯——寒冬測繪，手腳凍僵；盛夏發掘，汗流浹背；外出調查，只能啃干糧、喝涼水。

在黃秀純看來，考古人的使命，就是把所有遺址的信息，永遠留下來。

一路走來，黃秀純最感念的是，遇到過許多令人尊敬的師友。他記得自己的第一篇考古發掘簡報《北京順義縣臨河村漢墓發掘簡報》是在于杰、徐蘋芳兩位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令他信心大增。他做學問，是下“笨”功夫，坐“冷”板凳，比如他通過參加編寫《元大都發掘報告》《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981—1986年）發掘報告》，在實踐中收獲了很多寶貴經驗。

徐蘋芳先生是黃秀純極敬重的一位恩師，二人因參與元大都遺址發掘工作相識。當時考古發掘條件極其艱辛，徐先生騎著自行車往返各個工地勘察定點，同時還要顧及城里的鉆探調查工作。

有一次，徐先生叫黃秀純到家中，親自用毛筆開出書單，包括《元典章》《文忠集》《陵川集》《三朝北盟會編》等20余種典籍，“你有時間把這些書找來讀一讀。”徐先生說，“文物隊資料室藏有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趙萬里輯錄的《永樂大典》手抄本《析津志》，也值得一看。”《析津志》屬于善本不外借，于是，黃秀純每天利用午休時間謄抄此書，一共抄了四冊，并按照線裝書樣式裝訂成冊，這份手抄本也成了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

黃秀純認為，考古是為了讀懂歷史，挖出來，更要寫出來、傳下去。

1991年，黃秀純主持發掘龍泉務窯址，宿白先生（考古學家、曾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第一任系主任）親自到工地指導，一再囑咐他：“田野問題一定要在現場解決，特別是地層。它是我們斷代的依據，絕不能含糊，絕不能拿到室內解決。”這句話他牢記了半輩子。后來，《龍泉務窯發掘報告》首次科學證實遼三彩運用了失傳五六百年的工藝。這座窯址燒造的遼三彩，除了以鉛作為助熔劑外，還首創使用對人體無害的天然硼砂作為助熔劑。這一工藝比國外硅酸鹽琺瑯釉早五百多年，填補了遼代陶瓷研究史的空白。該成果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并榮獲北京市第八屆社科優秀成果獎。

更讓黃秀純感念的是，2001年春，他主持發掘房山金陵遺址時，宿先生和徐先生都已是70多歲高齡，但二人先后兩次前往金陵遺址工地考察、指導工作，并語重心長地指出：金陵既不同于北宋皇陵，也不同于明十三陵，把金陵遺址平面關系搞清楚，就是對考古事業最大的貢獻。2005年退休前，黃秀純完成《北京金代皇陵發掘報告》，這讓他倍感心安。

黃秀純說：干一事，終一生。退休后，他仍然筆耕不輟，先后出版《考古人生》《考古與文物漫談》《廢帝與皇陵——金陵發掘史話》等著作。如今，步入耄耋之年，他又寫下《古今中外琉璃廠》一書，即將與廣大讀者見面。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工匠’精神。自己認準的一件事，就想一輩子把它做到極致。”黃秀純坦言。質樸的話語中，讓人讀懂了老一輩考古人的初心與堅守。他們俯下身子，一寸一寸發掘，把掩埋的歷史，輕輕捧起，擦拭干凈，交給未來。

文/本報記者李喆供圖/黃秀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