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為什么一個抬棺送葬的舉動會成為事件？又為何處理結果通報又引起網絡兩極化熱議？

2026年6月16日，福建省寧德市壽寧縣移風易俗工作專班發布通報，對抬棺事件相關責任人及單位分別予以行政拘留、行業處罰，對相關公職人員分別予以誡勉、責令檢查、責任約談和批評教育。
?事件起因?是壽寧縣自2026年6月1日起實施《關于推進移風易俗工作的若干意見(試行)》，提倡“喜事新辦、喪事簡辦、余事不辦”。
?但6月11日，該縣鰲陽鎮一戶居民在辦理喪事時，雖此前已簽訂承諾書，但在出殯時仍違反規定，在街道上抬棺走行送葬，且有黨員、公職人員參與。

網友意見主要集中在正反兩方面，正方認為，處罰得當，大操大辦是陋習，支持依法處罰?。反方則認為，傳統習俗要尊重，質疑執法尺度?。核心爭議點集中在規則與人情的平衡、公職人員行為以及移風易俗的執行方式上。

應該說，這起事件的責任多方都有，不是一方的完全責任。固然，當事人承諾在前，違約在后，公職人員違規參加，但有關部門呢？官方通報也承認其“宣傳勸導不到位、全過程監管執行不到位”。

二

但這起輿情事件讓人思索的還不是以上這些。農見度忍不住要問：當事人為什么明知違反規定還要頂著來？是對后果的預判不足，還是有承擔后果的心理準備？如果是預判不足，哪怕簽了承諾書，也認為會雷聲大雨點小，法不責眾，那如今的處理當然會給當地社會以很大的震懾，對當地移風易俗意見執行會帶來直接效果。

但如果當事人，尤其是他們的熟人社會，對此早已做好了心理建設，愿意承擔如今的后果，那事情就復雜多了。那就意味著，你這個移風易俗意見在執行上會很麻煩，很可能是外服內不服、明服暗不服，甚至是公然不服、公開對著干。出現這種局面，就需要反思，僅僅是像通報中自省的那樣，是意見出臺準備不足？出臺后宣傳不夠？執行中監管不力？還是對本地風俗文化認識不到位、分析不深入，對當地鄉土文化的韌性和民眾的文化執著，嚴重估計不足和判斷失準？

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公然參與，凸顯了當地鄉土文化覆蓋性如此之廣、穿透力如此之強，以致寧可違規也不違俗，寧可挨官方處罰也不愿鄉土風評指摘。也就是說，在這些人心里，通報中的處罰是一時的，之后還可以彌補，鄉土社會的評價卻是跟一輩子的，甚至，不排除有以挨處罰來博風評、把官方處罰當作鄉土榮譽的心理。那誰誰誰，寧愿背處罰也要為老人風光送葬，是大孝子啊！那些為親戚挨處罰的，也在其熟人社會得個仗義好親戚的名聲。

三

這也說明，移風易俗涉及千家萬戶，連接千絲萬縷，需要千思萬慮。絕不是出臺一個意見就能令行禁止，更不是領導一句話就會風行草偃。那隱伏在風俗下的文化邏輯，會引導人們的心理趨向和行為路徑。移風易俗本質上是文化的變遷和重構，是一種習慣的改變，但又不僅僅是習慣改變，它是新舊習慣置換形成的文化嬗變。

從這個角度來看，壽寧方面確實是把事情想得簡單了。但這也從另一方面啟示人們，移風易俗要干好，就得有歷史耐心，文火慢燉出好湯，水到渠成有清流。否則，猛火燒不熟還會燒焦，甚至連鍋燒壞，讓你從此斷了燒的心思。

移風易俗實際上就是一種收服人心的過程。要把人心從那個轉到這個，何異橫刀奪愛，又談何容易！說起橫刀奪愛，雖然有“橫”和“奪”的蠻橫，但這只是對結果的描述，其過程卻不能有任何蠻橫，反而還要用“天鵝絨”來包裹這“奪”的決心。

用橫刀奪愛來形容移風易俗，是話糙理不糙。因為你要人們從習慣的舊文化轉投你的新文化，除非他對舊文化深惡痛絕，否則任何轉變和轉投，都意味著撕裂和痛苦，應該允許有一個過程，甚至允許有反復，但只要是朝著新文化轉舵，那就是積極的，就應該肯定。

這就是真正的歷史耐心。這耐心也可以用五個字來形容，也就是移風易俗“五字計”：“順漸帶賞蛻”。

四

移風易俗第一計是“順”。要從原風俗自身邏輯出發，引導其向新風俗遷變。

這第一計非常重要。你要收服對方，你不能一上來就劈頭蓋臉地數落對方，說一堆不是，把原風俗說得一無是處，甚至罪大惡極。這是很多移風易俗人士犯的最大毛病，也最容易犯。你想想，任何人都有自我保護潛意識，不管自己對不對，對任何攻擊都有防御本能，你的直接批判和聲討，只會引發對方的自我保護、自我防御。

何況，一種習慣文化不會憑空產生，也絕不是從來都一無是處，它一定是在特定時空中產生并穩定傳承，一定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也一定給其文化子民帶來了精神慰藉和文化利益。只不過，時移世易，其習慣文化如今變得不合時宜，需要移、必須易而已。

需要強調的是，真正的移風易俗，始終是存其精華、去其糟粕；它從來不反對適當的彩禮，從來不反對紅白喜事的適當操辦，從來不反對人情往來的適當隨禮；它反對的是高額彩禮，是大操大辦，是過度隨禮；它不是為移而移、為易而易，不是為改變而改變，更不是為了折騰人、頭腦一發熱就給群眾制造麻煩和不痛快；它是為了更好保持風俗的文化內核，更好傳承風俗的精神意義，更好煥發風俗在現代化時代的新生機。這也是“順”之所以為移風易俗第一計的立論基礎。

明白這個道理后，你就要承認其習慣風俗文化在底層邏輯上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有其人文價值。比如說，對民俗儀式，不要急吼吼地、一上來就否認它的合理性和價值意義。比如抬棺，是為了給逝者最后的哀榮，是對一個人生命的最后禮敬，其內在的文化意義不能否定。當然，你可以提要求，不能在城市大道，不能影響公共場所秩序，可以在鄉間小道，或者指定場所，以某種象征儀式來表達、來體現。只有在承認習慣風俗文化有合理和正當一面的基礎上，你才可以潛移默化地完善它、改變它。

而且，從心理學上來說，你不是一上來就否定它，接受其風俗文化的人也就放松了對抗心理，如果你再肯定一下它意義的一面，那其文化信眾對你的好感會上升，你就容易被接納，甚至被認為是文化上的自己人。

如此，你方能以自己人的身份去嘗試改變它，即使屆時還有一些不同意見，你也因為是自己人，是為了大家好，而被原諒、被補臺。你的“順”，換來的是改革它的資格和權力。

五

第二計是“漸”。要從漸變思維出發，不求短期突變，但求自然演變。

只有從內部的改變才是可持續的改變。從漸變思維出發，不奢想那種一夜之間的改變，不企求那種一蹴而就的變革，慢慢改、緩緩變，讓人看起來沒有那么激烈，沒有那么嚴重，所有的改都只是一種完善，都是為了讓原本那個更好一點。

比如，從反彈最小的事項入手，從一個細節的調整開始，從一個明顯不合時宜的局部切入，通過一系列的小改小調，在完善中累積漸變。

如高價彩禮問題，你不要想著一下子就把彩禮降到底，甚至零彩禮。你得給自己定一個調，給大家一個心理定位，就是，彩禮可以有，但彩禮不可以高，高價彩禮必須降。農見度2025年4月9日在農民日報曾經組織了一篇頭版頭條，聚焦寧夏高價彩禮治理，標題是《寧夏高額彩禮下降了》。當時寧夏彩禮從最高的30多萬下降到7萬多，做標題時，本想用“降下來了”，更有動感和畫面感，但一想，7萬還是有點高，這“降”是降了，但還沒有“下來”，還有降的空間，所以用“下降了”，沒有用“降下來了”，保留了繼續下降的空間，也為治理留了余地。這也是對漸變思維改革的一種理解。

但正是這種漸變改革，才最能避免震蕩。否則，你追求一步把30多萬降到零，震蕩必大，沒必要，也必不成，即使短暫成，遲早會反彈回來，反而不如慢慢來，從心理和習慣上讓人好接受。如此，你的移和易，就在溫情脈脈的面紗下漸漸完成。

當大部分人都沒感覺到移和易，這樣的移和易，才代價最小，也最祥和。等到有一天，你回頭發現一切早已改變時，已經遲了！只不過，時過境遷，你可能發現，移了、易了也沒有什么不好，還可能覺得，以前那樣太不像話，早該移，早該易！

六

第三計是“帶”。要從鄉村權威人士帶頭，以點帶面引導風俗轉變。

移風易俗是一個文化社會工程，需要上下聯動方可實現。不是政府發個意見、媒體出個倡議就可以。要靠執行的人，更要靠被執行的人。沒有被執行人的遵從，那移風易俗也搞不下去。

像壽寧抬棺那樣的簽了承諾書，不到兩個禮拜就撕毀了，也不鮮見，因為，那承諾書，簽的時候就認為只是個形式，最多是個態度。此事如果復盤一下，就會發現，有關部門過于自信了，以為意見下發了，承諾書也簽了，就萬事大吉了。如果當初把工作做細一點，也不把任務壓得那么緊，給一點緩沖時間，在這期間發現、培養一些典型，給其他人以示范，那結局很可能不會是如今這樣。

移風易俗要想順利推進，就需要有鄉村權威人士帶頭。人都有從眾和慕強心理，從眾是從法不責眾角度的自我保護，慕強也是一種避險，所謂跟著強者走安全。移風易俗如果把鄉村的權威人士工作做通了，比如年望、德望、族望、勢望高的人，獲得他們的支持并帶頭執行，那你的工作就能順利推進；反之，如果他們消極、不配合，甚者反帶頭，你就麻煩了，到時候你恐怕只剩下強制手段一條路了，但那會造成更大、更多的麻煩。最后的結局很有可能是人走政息，白折騰一場后反彈回原點。

農見度2025年5月6日還組織過一個典型報道《“宰牛不過三”何以實現？——廣西隆林的白事之變》，說的是當地老人去世，女婿要宰牛獻祭，否則就是不孝。牛是農業社會的必需品，宰牛獻祭的風俗，出發點是讓老人去世后到了另一個世界還有牛來服務。但這風俗后來愈演愈烈，且攀比成風，一場喪禮差不多要宰五六頭甚至二十幾頭牛，宰的牛喪禮期間又吃不完，成為老百姓很大的負擔，浪費又嚴重。

這種陋習必須治理。當地出臺了一系列的制度做法，也采取了多樣的宣傳手段，但治理的突破口在哪里呢？他們想到了權威人士帶頭這一招。于是，他們從一位當過縣領導的老干部子女入手，希望他們帶個頭，不要宰那么多牛。結果工作做得很好，老領導去世后，只獻祭了三頭牛。從此，其他人都覺得，人家縣領導都只宰了三頭牛，我們小老百姓用得著宰那么多牛嗎？“宰牛不過三”，風俗就這么扭過來了，一下子就減輕了大家的負擔。

其實，大家早被這惡俗壓得透不過氣來，只是誰也不敢破這個惡俗。現在有權威人士帶頭，好了，大家都解放了，這就是“帶頭大哥”的作用。

七

有“帶頭大哥”當然好，但沒有足夠權威的人咋辦？那就要有關部門動腦子，善于在群眾中發現和培養典型，形成示范效應。

怎么發現和培養呢？這就說到一個“賞”字。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

這“賞”包括物質實惠和精神獎勵，比如，對帶頭者給一些獎勵和榮譽，給一些政策傾斜，這會鼓勵一部分人積極參與。前文提到寧夏治理高價彩禮，就用了“賞”字計。一是正向激勵。為“零彩禮”“低彩禮”家庭頒發證書，持證人及雙方父母在5年內可享受市域內免費乘坐公交；提供創業擔保貸款優先支持、設施溫棚租賃優惠、免費體檢、景區免門票等實質性福利。二是積分管理。部分地區還推行文明實踐積分制度，低彩禮家庭可獲得高額積分，用于兌換生活用品或享受集體利益分配優待。

通過這些“勇夫”的典型示范，從而引發社會整體效仿，社會風氣也就自然而然地變了。正是基于這種考慮，農見度2025年5月起，在農民日報頭版開辟了《說說我們村的文明事兒》專欄，專門刊發各地移風易俗的好經驗和好做法，如山東臨沂的“白事一碗菜”、湖南茶陵縣龍匣村的“一斤豬肉隨禮”等，旨在通過媒體效應把好典型傳播得更深更廣，從而讓那些被宣傳的典型獲得更高的社會評價，也讓更多典型在社會鼓勵氛圍中涌現。

八

第五計是“蛻”。要從傳統農耕文化現代化的角度推進鄉土文化蛻變。

移風易俗是有關風俗改變的事，但如果只是就事論事，那是看輕了這項工作。移風易俗也絕不是只是具體風俗習慣的改變，它根本上是一種文化的位移，是傳統農耕文化如何現代化的問題。我們現在很多風俗文化大多起源于傳統農耕時代，產生于那個時代，也服務于那個時代，其產生與發展過程中是積極的、正當的，時至于今，有的還依然有生命力，有的已顯然不合時宜，這也是正常的文化現象。水在流、舟在行而劍不動，刻舟求劍怎么會求到劍呢？

傳統農耕文化一定要適應現代化時代，才可以保持其活力。只有“蛻變”，才能在現代化時代煥發新的生機，移風易俗就是蛻變，就是再次煥發生機的嘗試。如果有關部門從這個高度來看待這項工作，就不會只把它當作一件事、一項具體工作來辦，就不會想著出臺一個意見就夠了，發一個通知就行了，簽一個承諾書就足矣。它是一項文化事業，是一項歷史工程，是要有歷史耐心的。沒有這樣的認識高度，就陷入事務主義，自然成不了事業。

歷史只成就雄心和耐心，歷史也消磨雄心和耐心。試看有多少移風易俗工作在不斷地重復，多少年在干，干了多少年，但事業卻始終在原地打轉。這就是把移風易俗只當作一件具體事來做的后果，這就是沒有把移風易俗當作現代化工程看待的結果，這也就是看問題、做事情沒有高度的結果，這更是缺少歷史雄心和耐心的結果。

九

正是由于缺少歷史雄心，又缺少歷史耐心，急于求成，急于辦結，急于交差，導致這項事業很容易辦壞。辦好要五個字，但辦壞一個字就夠了，這就是“強”。這“強”是強硬，是強迫，是強制，是強扭，是強行，也是勉強。

強迫命令最容易，某種程度上也一時最有效，但歷史反復證明，強迫命令最壞事、最誤事！也最可惜、最可悲！

為什么說最容易呢？這也是人之常情，當一件事遇到人為阻力時，沒有比強迫更順手、更能讓人服從了，特別是當你擁有力量的時候，包括身體的力量和權力的力量。但這種強迫，固然能讓人一時服從，一旦你的力量衰竭，或者有新的力量取代你，你當初強迫做的事，馬上就會瓦解，甚至會在你極力推進的事項上倒退。

為什么又說最壞事、最誤事呢？當然，如果你強迫命令干的事，本身就是壞事，那反彈的后果肯定是好事，那反彈就是糾偏。但如果你干的事本身是對的、是好的，只是由于你急于求成，采取了強迫命令那一套，從這個角度來看，你的強迫命令才配稱最壞事、最誤事。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強迫命令最討人嫌、最招人恨，也最不符合人性，以致人們連它強迫做的事都心生反感，這叫恨屋及烏。可不就是壞了事、誤了事？可不就是因方式不當而廢了事？這就是人性的邏輯，也是歷史行進的邏輯。

那為什么還說最可惜、最可悲呢？把對的事、好的事辦砸了，而且只是因為貪多求快、急于求成，而采取了錯誤的方法，豈不可惜？事情辦不成，還傷害了群眾，怎不可悲？

還是那句話，強迫命令最討人嫌、最招人恨，十幾年前周口等地涉移風易俗輿情事件，至今還在被詬病。可不慎哉！

是好事，是對的事，就必須干；有阻力，化之、解之；有不服，心服之。千萬不能用強，千萬不能勉強。如此，方能民風淳化，近悅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