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樹》劇照

文|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原載《書城》六月號，作者授權發布

這是一種奇妙的閱讀體驗，左手邊是梁鴻的非虛構寫作《要有光》，聚焦的是中國三個區域的青少年教育、原生家庭、心理和現狀的調查，以及對應對策略的探尋，此書出版后引起中國社會強烈的關注，右手邊是青年小說家郭爽的長篇小說新作《河上歌》，處理的是一個數學天才連思奇與他的朋友席德面對現實體制和原生家庭的對抗、憤懣、出走和內心的和解。這本書出版后有一定的反響，可是似乎僅限于文藝圈，而沒有溢出到公眾領域。

可在我看來，要面對梁鴻在《要有光》所裸露和呈現的青少年各種精神、學習和生活的困境，依托制度改革、教育政策、家校合作等確實是一個習慣的路徑，可更為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當以上體制性的因素都沒辦法在短期內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的時候，如何改變家長、孩子們作為當事人的認知和體驗，進而在面對這個無物之陣和囚徒困境找到一個精神逃逸的秘密通道和想象另一種生活的可能？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河上歌》以一本純然虛構的小說形式，以三個青少年的人生成長（包括一系列創傷、試錯、出離、回歸和自我和解等）的交錯軌跡，展現了在一個被算法和權力支配的系統世界，個體如何通過重建與自然、地方性、家族記憶、同儕友誼、異性等的精神相連的紐帶，來確證自我的存在意義。

換言之，認知是可以被重塑的，體驗是可以被傳遞的，而《河上歌》所傳遞的在挫敗中成長和成熟的體驗和認知，恰恰突破了這個時代諸多人生被捆縛在容錯率和成功哲學里的單向度的軌道。人生畢竟是大江大河所奔涌而去的曠野，而不是被精密規劃而步步算計讓人窒息的軌道。“指望從生命的渣滓中收獲，那最初的奔涌不能給予的事物。”透過時代的裂隙去尋找光，傳遞光，活成一束光，也許是梁鴻和郭爽共通的心愿。

01

從魯迅到錢理群，都曾發出“救救孩子”的曠野呼告，如果細讀隱藏在《要有光》字里行間的靈魂脈動，我們就可以感覺到孩子們那些苦痛、壓抑或躁動不安的靈魂。作為成年人，我們首先也許需要學會去聆聽和理解，而不是將孩子作為一個問題去試圖“解決”，后者所暴露的是成年人的傲慢、功利、自戀和勢利。我曾經在一篇評論《哲學家的小王子》的書評里寫過這樣一段話：

“當下的兒童或者說青少年，其實面臨的是一個充滿悖論的存在意義上的危機，一方面是內卷等惡性競爭導致的過度‘社會化’和早熟（也就是大人化或者說成人化），他們的心靈世界走向一個單向度的進程而喪失了無限生長的可能，因此正如波茲曼所言童年在消逝。而另一方面，高度競爭的學習和權力毛細血管化的宰制，導致孩童在與自然、社會和他人的鏈接方面都出現代際的斷裂，電子產品（游戲、動漫、社交媒體、二次元等）提供的虛擬世界又不斷刺激和吸引著他們躁動不安的心靈，他們的生命貌似被一個電子世界的巨大黑洞所吞噬，從這個意義而言，孩童的‘社會化’其實又遠未完成，他們生命的多維觸角都被削減到極限，因此才會遍地都是‘空心人’。”

揆諸《要有光》所記錄的“靈魂的田野”，處處可以發覺青少年在這兩者之間的心靈掙扎的痕跡。雅雅面對訪談者如此吐露心聲：

“我覺得我爸媽在教育上最大的問題在于他們并沒有真正尊重我，也許這是全中國家長共同的現象。他們沒有真的把孩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來對待。他們既不認真批評我，也不認真認可我。他們沒有真正尊重我的成績和我的努力，在他們眼里，我只是個孩子，他們沒有意識到應該真正平等地和我說話，思考我的想法以及去理解我所做的事情。”

創辦一種針對“問題少年”特殊補習班的阿叔認為造成一些青少年厭學、輕生和精神痛苦的根源之一在于家長，他在面對梁鴻時如此批評道，很多家長在對待孩子方面是完全愚昧的，他們都在有意無意參與并制造著對孩子的“迫害”，他們迷信學校，迷信醫院，迷信各種成功學的套話，卻不信任自己的孩子，不去傾聽孩子內心的聲音。他認為很多孩子都是非病理性的情緒問題，完全沒有達到病理性的地步，如果有合適的教育方式和家庭環境，完全可以在沒有病理化之前讓孩子走出來。在這個補習班工作的豐麗根據工作的體驗，指出孩子們最需要的是包容、耐心和真誠。她說：

“沒有一個家長做到，尊重更沒有，實際上，大部分家長在自己情緒不好的時候都會遷怒于孩子，會為一點點小事打孩子。因為在這個社會結構里中，只有小孩是最方便的、最弱勢的和最安全的，他們不會反抗。一旦開始打孩子，家長就很難停下來，越打越上癮。在打孩子的過程中，他們的權威得到了保證，情緒得到了宣泄。”

在北京海淀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詢中心工作的徐老師向梁鴻分析所接觸的大量孩子的現況：

“來我們機構咨詢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抑郁只是表象，從行為上來講是厭學、拒學，再嚴重下去就是自殘傾向，到最后甚至放棄自己的生命。這里面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焦慮已經成為全社會甚至全球的大主題，這種焦慮和壓力必然會傳遞給孩子，孩子處于社會的最底層。現在的‘卷’根本上是成年人的‘卷’，成年人要出績效、要上升，父母要讓孩子上更好的大學，結果，就是學業壓力越來越大，內卷越來越嚴重。并且，最近這些年，我越來越覺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會更深地把人性扭曲化。整個社會的深層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它會帶來親子關系的隔閡。父母很難理解孩子，他們還在用自己那一套經驗來管理現在的孩子，其實早已是‘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了。

家長最困惑的就是無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另外，孩子們一天到晚在網上，現實中的親密關系越來越少，異化越來越嚴重。其實惡果已經出來了，現在年輕人不生孩子、不結婚、不戀愛，依賴網絡，連最本能的性的欲望都在退化。這其實是非常嚴重的。手機里的快樂是簡單的、即時的快樂，它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現實中的人都異化了，也會越來越孤獨。”

陳清畫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的家長在養育孩子備受挫敗后也有著根本的反思：

“我大夢初醒之后發現，我身邊所有的朋友都被席卷進去，太多的焦慮，太多的算計，撲面而來。沒有一個人是幸福的、快樂的。我就在想，它的邏輯到底是什么，讓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跳進去。我感覺整個社會都在編織出一套東西來，考試機制、自媒體、民間教育機構、各種升學教育的競賽班，還有各種利益集團，給家長制造出一個狹窄的通道，讓大家自相殘殺。它們所塑造出來的氛圍完全占據了你，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反抗。”

而通過在阿叔補習班進行調整重新回歸校園的敏敏則有著切身的體驗和思考：

“長期脫離社會之后，再回歸的話，是需要非常大勇氣和力量的，也需要在認知上非常強大。我覺得人不能永遠在社會里面。人需要有自己的世界，也需要社會事業，就是既需要在現實，也需要不在現實。如果你只考慮現實，可能你慢慢就會變成一塊石頭（小王子說的蘑菇）。我希望自己擁有一種較好的現實生活，同時，又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非常靈活。要想真正活得好，兩者缺一不可。因為人是一個有肉體又有思想的動物，所以兩者都是必不可缺的。我準備開始鍛煉我的閱讀能力，我在背古詩詞和看一些文筆比較好的文章時，還是很有感觸的。我還想看一些思想比較深的東西，我想鍛煉自己的大腦。”

02

《河上歌》所展現的恰恰就是“既需要在現實，也需要不在現實。”它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虛構小說的范圍，而是以小說的形式來探討青少年的自我成長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擺脫現實的捆縛，包括《要有光》觸目驚心談到的原生家庭、教育系統和社會體制等對個人的深度壓抑，而通過離家出走的游蕩、在河流上幾個朋友的自由飄蕩和冒險、出國的探尋和友誼、愛情等的體驗來感受超越現實之上的另一種生活，它是在時代的縫隙里尋找光的一次自由旅程，也是不斷地在跟自我對話的過程。當連思齊在最后的夜晚，實現了與自我的和解，也就是往里走找到了安頓自己的精神力量的時候，每一個讀者都會為他深深地吸一口氣。從小糾纏著他的被遺棄感和靈魂的褶皺最終在異國他鄉被來自一個移民女孩娜塔莉的愛所撫平。

連思齊與好友席德、超毛的友誼與人生構成小說的主線，席德家庭的破碎和創傷，也在隱喻對他有著深度理解的連思齊的原生家庭的境況。在一個容錯率低被認定是青少年的斬殺線的當下中國，這幾個少年的一生都是一系列逸出常軌的錯誤所構成，逃學、打架、賭博、偷取家財、沉迷游戲、不務正業地游蕩、異想天開地沉淪等。在成功哲學和正常人生的尺度之下，他們的每一個錯誤都是無法被容忍和寬恕的。可他們恰恰也是在這些試錯的人生中抵達了心智成熟，療愈了原生家庭和學校系統所強加的創傷。

患有癲癇的連思齊在認識美國女孩娜塔莉并跟隨她到了其故鄉農場融入自然的日常生活之后，表面上獲得了內心寧靜的他仍舊無法阻止內在的困頓、沮喪和虛無感：

“他總在無意識地破壞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鬼打墻一般循環，傷害他最珍惜的人。他想停下來，想打破詛咒，可是每次都重蹈覆轍。賭博、成癮、休學，讓自己成為一個爛人，似乎就無須證明價值。他有什么價值？他知道，這樣自我否定、自我貶斥和放縱生活下去，終點就是死亡。他在等嗎？那某種微暖的解脫？還是，他還有一絲殘存的意志？”

因為某種偶然，或者命運的力量，試圖自殺的連思齊從泥潭中爬了出來。娜塔莉溫潤、敏銳、寬厚，引導連思齊面對真實的自我，并且讓他第一次在朋友面前吐露在內心隱藏多年的創傷，講述本身就成為了一種自我救贖。所有的悲傷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講述成為一個故事或者放到一個故事里去講述。連思齊所感受到的除了情愛的溫暖，還有那種家庭與自然契合在一起水乳交融的圓潤。人生可以不必活得那么銳利，也可以不必如此感傷，靜靜地坐在山崗上瞭望一切并追念過去，這本身就是一種天賜的幸福。

連的父母以及原生家庭背景被作者刻意地模糊甚至虛化，但他能夠進入席德的生活世界和內心世界，看到席德父親的偏執、母親的瘋狂及最后的自戕，他們逃離到中國的西南隨意游蕩，一同去拼闖和感受世界。這些在書本上從來看不到的世界以一種粗野、飽滿而多元的形式進入他們的觀念，他們終于感覺自己活在了真實之中。數學、游戲、網絡、書本等構成的是一個過于浮夸搖蕩的世界。

數學老師李老師也是連思齊和席德生命中的貴人，尤其在思齊幾次幾乎徹底地向下滑落的至暗時刻，李老師肯定了他的天分，也告誡他人不可辜負上天賜予的才華，更不應該在根本沒有去觀察和感受一個更為寬闊的世界之前就輕易地認為這個世界是無意義的、空洞的。從這個意義而言，李老師的人生態度是加繆式的存在主義人生觀，人生不一定要生活得最好，而要生活得最多，他給思齊的信里寫到：

“朋友就意味著互相支持。在你覺得孤單的時候，不要懷疑這一點。有許多人關心著你，為你驕傲。并不是為那些你做到了的，而只是因為你的存在，因為你這個人。永遠記得，你有朋友。愛很廣大。宇宙的豐盛超出我們的想象。它有能力給予每一個生命它所配擁有的。不要懷疑。”

在交友貧困的當下，《河上歌》所展現的漫長而富有韌性的友誼格外顯得珍貴，那些在生活中的回憶共享、劇烈爭執、誤解之后的和解等都構成了友誼最重要的內核，而助力友誼長存最重要的是彼此的敞開、理解和信任。

《河上歌》的敘事張弛有度，有些地方急迫而緊湊，如瀑布落地回響不絕，而有些段落卻極其松弛而優雅，如同宣紙上長長的劃痕自由舒展，這些段落往往跟對自然的抒寫有關，是作者對自然的贊歌。整篇小說從一條隱秘而神奇的河流開始，又到最后在夢境中似乎重返河流而收束，這群游蕩而自由不羈的少年始終在河上歌唱，小說的敘事彌漫著一種強烈的精神性，是對心靈史的自由探尋。作者寫道：“比十五歲更好的，是從當下出發重新找到十五歲的入口。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為真的就永遠為真。”面對日益破敗灰暗的現實世界，作者肯定了生命重新出發的可能，并依托娜塔莉領悟了人生的道理：“為什么人生的意義在于給予（giving），而為什么最快樂的給予是感恩（thanksgiving）。”

席德的人生同樣充滿了無根的漂浮性和意義的匱乏，他遵循的是一種現實主義的人生原則，崇尚的是成功哲學，直到他遇見了讓娜并在后者的老家——意大利的鄉下大病一場，感受到那些此前被他視而不見甚至鄙視的“人間羈絆”的溫情，一直以為生活在別處而四處逃離的他此時此刻才恍然大悟，最真實的生活就是當下彌漫著人間煙火氣的俗世生活，這些曾經在少年時代被原生家庭的暴力和血腥所毀壞的價值感和歸屬感，重新凝聚到他的生命中來。

如作者所言，當他聽人講述這古老的城鎮與哈德良、卡圖盧斯和西塞羅之間的故事后，明白這里留住他的并不只是簡單迷人的美麗，而是他一直欠缺卻暗中向往之物——低調、樸實的風景中，蘊含古老文化的永恒脈動。這里幾乎與人類的文明一般古老，但又活力永存。……而在這里，同是海邊的城鎮，他感受到安全。沿著夜里黑色的海岸線，他的讓娜，讓娜的家人，他的家，都被裝進時間河流溫暖的口袋里。他在這里久違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回了原本該有的、跟親人和友鄰之間松弛寬泛快樂的關系，找回了對簡單生活的熱情。

十五年之后的思齊和席德故地重游，往事如層濤疊浪襲來，那些少年時代親歷的被濃縮又被選擇性遺忘的場景和細節故鬼重來，可是，除了那些讓人悲愴而又忘不了的人和事之外，仍舊有一些共享的來自日常生活的記憶，這些記憶同樣也構造了連思奇的生命底色：

“跟席德相比，他是街上長大的孩子。在義盛隆行度過少年時代（那里儲存了他和席德多少奇妙的記憶！），就像金線鲃屬、高原鰍屬這樣的洞穴魚類，早早適應了喀斯特地區的亂石疊生、潭深水幽的地貌，他對窗戶外鼎沸的市聲早就習以為常，也不會像席德那樣，對在城區、街道上晃蕩的時光念念不忘，并將其指認為最初的記憶和自由。街道就是家，洞開的鋪面和二樓探出的穿籠?戴，三世或四世同堂，濟濟然一起迎日出吃早飯、躲日頭吃午飯，茶缸子茶盅子里一家共用的‘母茶’兌點燒開的井水再倒進玻璃杯喝下肚去，太陽將落未落時從路過的菜販子手上收來的莧菜在猛火油鍋里跑圈再跳進白瓷盤子里跟軟糯的蒜子共浸一汪紫紅色的湯汁……這些物事，這些氣味，如梧桐樹下的光斑與陰影一樣難分難解，不僅點綴、填滿街道的框架，也完形填空般給予他日益加增、附著于骨、不可剝離的皮肉、血脈、記憶，直至構成他本身。”

這些敘述里的細節充滿了靈動而扎根的地方性，是從地方的肌理生長出來的有生命力的敘事，而這種敘事又并非為了迎合都市受眾獵奇趣味而自我降格的“媚俗”。就像連思奇在美國與娜塔莉為了搶救一個叫試圖自殺的寫詩的男孩比利，他輕輕撫摸后者半藏在帳篷里的胳膊，然后慢慢握住他的手掌。有節奏地，緩慢地，一次次耐心地，手掌貼著他的手掌，手指輕捏他的手指。此刻的思齊竟突然想起，在好友超毛曾經的家，那個依山傍水的古老村寨里，超毛的外公、他的“阿打”，是如何喊回自己的。阿打一遍遍地，耐心地溫暖地撫摸在河流驚悚中身心俱傷的連思奇的額頭、頭骨、肩膀、手臂、手指，喚醒他的身體，喊回他的心神。阿打有一雙世界上最溫柔、最慈悲的手。阿打的靈魂此刻在哪里？無論在哪里，看到思齊可以像他一樣安撫比利，一個同樣脆弱敏感的男孩，阿打會高興的吧？

03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起《四十自述》里的胡適和《從文自傳》里的沈從文，前者在上海報童公學工作時因為家境慘淡和前途茫然，也曾經有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喝花酒、賭博、打牌、無所事事地浪蕩等，跟一些狐朋狗友在一起過著無限下墜的生活，后來因為醉酒出事被弄到了巡捕房保釋出來后才痛定思痛，告別了過往的生活，潛心攻讀考取了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終成一代宗師。

而沈從文則從小就是一個頑劣少年，不愛學習，逃學成癮，喜歡在鳳凰大街小巷游來蕩去，又酷愛計數沱江對岸被砍下的人頭，后來母親看到他實在讀書讀不出來就送到部隊里。結果部隊里也是一樣的混亂不堪，爾虞我詐，既血腥又暴力。沈從文厭倦了這種看得到盡頭而看不到出路的日子，就毅然孤身一人在二十出頭的年齡去北京做一個文學北漂，要沒有那么截斷眾流破釜沉舟的決斷，文學史上少了一個大家，軍閥史上多一個可能的軍頭而已。

現代文學史上這兩位大家少年時代沒少走彎路，可這些人生的錯誤和彎道其實也是成就他們的養料。無論是《要有光》的“光”，還是《河上歌》的“河”，隱喻的都是支撐我們內在生命的根基。這個世界上既沒有完美純粹的光，也不可能存在一條筆直的河流。那些在人生中出現的錯誤、偶然、岔道、誤解、創痛、陰影等，都是在砥礪我們的成長，而那些讓我們痛恨命運的無情和殘酷的關節，往往隱含著人生的另一種走向。始于躁動，終于寧靜。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飽經世事的連思奇明白了何為接納與和解：

“未來的不確定與過去的傷痛仍舊存在，仍在平行宇宙種運行，但他允許它們存在就像允許天上的一朵云、雨中的一滴水、秋天樹枝上一片顫顫巍巍的樹葉，允許它們自行其是，也就是允許了自己，也就可以與本身、與身體緩慢相合，就可以專注于眼前微小卻不平凡的事物。”

連思奇對娜塔莉的這段話可謂其內心獨白和人生感悟的精華：

“簡單的生活，內心的安寧。這就是我想要的一生。當我慢慢明白，我掙扎了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對的、錯的事，只是為了獲得內心的平靜的時候，我不知道該大哭一場，還是該大笑起來。當然，正是因為做了那許許多多的事，許多試錯，我現在才有選擇的權利，選擇去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說，人生從來沒有如果。我不為自己做過的任何事后悔。畢竟我還活著。還活著，就已經是幸運。”

連思奇看透了算法和資本邏輯統治的世界，其實是在剝奪人最簡單的幸福，而娜塔莉所從事的人對人或者人對動物的直接溝通、交流，所呈現的救贖和援助的力量，是任何算法和技術都無法抵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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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從這樣一個意義上，我才會說郭爽的《河上歌》是對梁鴻《要有光》提出的問題的一個悠長而富有啟發性的回應。梁鴻在該書前言里寫道：

“我想尋找到那些少年，去傾聽他們的故事，去了解個體生命在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劇烈沖突，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孩子的心靈，孩子如何失去成長的土壤，失去父母、學校和社會的系統支撐，被‘懸置’起來。最終，我想尋找到：在我們的文化內部（傳統的和當代的），在集體無意識的深層，我們究竟是如何對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們的日常行為和社會觀念深層，到底隱藏了多少習焉不察的行為慣性，它們和我們對孩子的愛背道而馳并成為問題的源頭。”

人的一生是一個生命的敘事，自然包含了起承轉合的跌宕起伏，人也不可能不過著他們的生活而不表達出來，梁鴻關切生命，其實就是在關切愛的可能性：“我想追尋一個本質的問題：什么是愛？我們該如何去愛？為什么我們和我們最愛的人無法相處，以至于我們甚至無法和我們身處的時代，和這個世界相處？”正是從這樣一個立足點和大哉問出發，《要有光》和《河上歌》就像四手聯彈一樣激蕩出了生命的雙重奏，那悲愴、濃烈而哀婉的情感，那苦苦追問、回首探索與走向和解的心緒，那在一個過度技術化和政治化的時代確認生命本身價值的西西弗斯努力，何嘗不是我們對人生依戀之為依戀之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