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
作者：賴劍文
作者簡介：賴劍文博士（Harryanto Aryodiguno, Ph.D），印度尼西亞總統大學（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副教授。
當中國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東南亞上映后，有評論者將其形容為北京對 然而，這樣的觀點或許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離散族群的身份認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給阿嬤的情書》以潮汕僑鄉與東南亞華人移民的歷史為背景，講述后代透過僑批與家書追尋家族記憶的故事。從內容來看，電影并未涉及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出現任何政治口號或民族主義宣傳。它所呈現的，更多是一段關于家庭、鄉愁與歷史記憶的敘事。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并非電影是否具有政治意涵，而是文化記憶是否足以塑造一個人的政治認同。 以印尼華人的歷史經驗來看，答案恐怕沒有那么簡單。 在蘇哈托執政時期，印尼政府推行強烈的同化政策。華文學校被關閉，華文出版受到限制，許多華人家庭被迫放棄中文姓名與語言。若按照部分評論者的邏輯，經過數十年的文化斷裂后，印尼華人的華人認同理應逐漸消失。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原因在于，身份認同從來不只是文化問題，更是社會與政治問題。 當時許多印尼華人即使已不會說中文，也不熟悉中國文化，卻仍然被要求持有"印尼共和國國籍證明書"（SBKRI），以證明自己是印尼公民。換言之，國家一方面要求華人全面融入印尼社會，另一方面卻又透過制度安排不斷提醒他們與其他公民有所不同。 這種矛盾訊息所產生的結果，不是認同的消失，而是認同的再生產。 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日惹特區的土地政策上。許多出生于當地、以爪哇語為母語的華裔居民，至今仍被視為"非原住民"，無法享有與其他公民完全相同的土地權利。對這些人而言，使他們感受到自身"華人身份"的，不是來自中國的電影，也不是祖先的故事，而是現實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 從這個角度來看，將《給阿嬤的情書》視為一部足以喚醒海外華人政治忠誠的宣傳作品，或許高估了文化產品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力。 對許多年輕一代東南亞華裔而言，他們不會說中文，未曾長期居住中國，甚至對中國的歷史與政治缺乏深入了解。《給阿嬤的情書》所喚起的，更多是對祖父母一代移民經歷的好奇，以及對家族歷史的理解，而非某種政治上的歸屬感。 當然，文化從來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任何關于身份與歷史的敘事，都可能在不同情境下產生政治效果。然而，政治認同并不會因為一部電影而自動形成。真正影響一個人身份認同的，往往是他在現實社會中的生活經驗，以及國家如何看待和對待他。 因此，與其擔心《給阿嬤的情書》是否會讓海外華人重新認同中國，不如思考另一個問題：當一個社會長期將某些族群視為"外來者"時，究竟是電影在塑造認同，還是社會本身正在塑造認同？ 離散身份的形成，從來不只是血統的問題，也不只是文化的問題，而是關于承認（recognition）與歸屬（belonging）的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平等地對待所有公民，那么祖先的記憶往往只是文化記憶；但當某些群體持續被視為局外人時，原本只是家族歷史的記憶，也可能被賦予新的政治意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給阿嬤的情書》或許不是一部關于政治宣傳的電影，而是一面映照各國如何理解自身多元社會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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