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我今年82歲，算得上是個有些經歷的老煙民了。
我出生在常州鄉下，母親因生活所迫去上海當傭人，我被寄養在舅公家里。舅公是個瞎眼的窮秀才，只能捧著銅制的水煙袋打發時光，于是為他吹紙捻子點火，聽他咕嚕咕嚕地吸水煙，就成了我童年時責無旁貸的義務。他雖然在我喊餓的時候會摸索著用拐棍打我，但有時也會用手指蘸點水，教我認他寫在桌子上的字。
也許是有了秀才家族的基因，1962年我竟然考上了南京大學學習法語。1966年5月忽然“文革”爆發，造反派得勢掌權，我們被打得躲在地下室里，會吸煙的同學有時給我一支，我也漸漸地學會了借煙消愁。
大學畢業后先到軍墾農場勞動兩年，農場大多在荒郊野外，從春種秋收到冬天挖水溝，勞累之余無處可去，唯一的消遣就是到小賣部買煙抽。當時的大前門牌質量不錯，好在我煙癮不大，一盒能抽兩天。
1971年離開農場來到沈陽飛機廠，正逢沈陽實行配給制，每人每月三兩油，半斤肉，兩斤細糧。那種切膚之痛，根本無法想象。我白天當鉚工玩命苦干，下班回家往往無米下鍋。煙民是越苦越愁抽得越兇，所以盡管窘困之極，煙卻是戒不了的，只能越吸越差，從三角錢的大生產改成兩角六分的紅玫瑰，最后抽八分錢一盒的，好像是雙魚牌，里面看不到什么煙絲，幾乎只有木屑了。
在東北和工人農民一起摸爬滾打，1976年我被安排到遼中縣牛心坨公社老虎崗子大隊，名義上掛職副書記，實際上就是去照顧本廠下鄉到那里的青年學生。在大隊部開會的時候，我見識了東北人抽的蛤蟆煙，用報紙或白紙裁成小紙條，放上一些煙葉，卷起來用吐沫一粘，點上火就可以抽了。本地種的煙葉特別沖，冬天開會不能開窗，干部們擠在炕上噴云吐霧，滿屋子煙霧騰騰，以至于連身旁的人都看不清。大家還向炕對面的墻上吐痰，像是比賽誰吐得遠，天長日久，那一面墻壁都變黑了。
1978年我考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舍妻別子的兩地生活前后達十年之久。我常年獨自伏案寫作，左手夾煙右手握筆已積習難改。其間還到法國進修兩年，我不喜歡很兇的外國煙，在巴黎時經常買女性吸的有薄荷味的香煙。
1987年回國以后，我擔任了外文所科研處處長，后來晉升為研究員，在50歲的時候分到了一套小住房，生活終于有所改善。這時不用再借煙消愁，艱苦奮斗了半輩子，應該關心自己的健康了，何況先后擔任了法國文學研究會的副會長和會長，常有機會參加學術活動，在公眾和粉絲們面前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于是很自覺地戒掉了長達28年的煙癮。
2004年我從外文所退休，應聘到湘潭大學。2017年，母親和妻子相繼去世，兩個兒子早已成家立業，我在湘潭大學任教多年，還買了住房，所以來到湘潭大學定居，安度晚年。湖南人性格爽朗，聚會時免不了喝酒抽煙，我雖已戒煙，但架不住友人一再相勸，想想人生已到晚年，孔老夫子不是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嗎？何必過于苛求自己，想抽就抽一支吧，只要開心就好。于是我又恢復了吸煙的習慣，還是兩天一盒，不過也算是為了愛護身體，不抽便宜的雜牌煙，起初抽芙蓉王，后來抽中華牌。朋友們知道我抽煙了，有時還送我一百元一包的和天下。
不知不覺又吸了將近十年，雖然身體沒有什么問題，但近年來我還是覺得喉嚨不適和口腔有異味，特別是哪怕最好的煙抽起來也味同嚼蠟，毫無樂趣。抽了之后沒有提神醒腦的作用，我還以為是年紀大了感覺遲鈍的緣故，直到不久前看到新聞上說查了十家便利店，發現家家都在賣假煙，其中包括中華牌，我不禁頓悟：我花了許多錢買高價煙，不惜損害自己的健康，卻讓煙販子大賺黑心錢，真正是個冤大頭。這樣一想，我立刻停止抽煙，幾天之后就覺得口腔異味消失，呼吸順暢，頭腦清晰，更是堅定了永遠不再吸煙的決心。
戒煙之難在戒。凡是要像和尚受戒那樣痛苦，要靠意志去克服煙癮，肯定很難成功。我在50歲時的戒煙，以及現在的不再抽煙，都不是靠丟掉打火機、吃零食抵消煙癮等辦法去努力克制，而是真正認識到抽煙有百弊而無一利，煙對我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根本就不想再抽了。以前聚會時我抽煙，別人夸我活得瀟灑，都是出于對我的尊重和禮貌，其實誰會喜歡一個有煙味的老頭呢？現在我真正做到了無煙一身輕，不再是個會讓人討厭的老煙民，也算是從善如流，做一個身心健康的老人吧。
2026年3月24日
原標題：《82歲的我，這件事做了兩次 吳岳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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