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已經惠及世界數十年的“和平紅利”正在走向終結嗎？在地緣政治沖突此起彼伏、其他諸多領域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趨勢愈發嚴重的大背景下，國際輿論場中類似的擔憂明顯多了起來。

共享“和平紅利”但理解不盡一致

就其概念而言，“和平紅利”是指一個國家、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層面戰爭威脅減小或敵對狀態結束，進而能夠大幅減少軍事備戰支出，將更多資源用于促進經濟、社會、科技等方面發展。

二戰結束之初，世界各國吸取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為基礎，建立起一整套秩序、制度和規則：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前身為關貿總協定）為“三駕馬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雖然戰后世界旋即進入冷戰時代，在美蘇爭霸和陣營對抗之下，一些“代理人”戰爭和各種國際武裝沖突時有發生，但總體上沒出現具有歷史性影響的大國熱戰。隨著冷戰逐漸走向終結，世界局勢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國際范圍內的軍費支出大幅減少，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要素更多流向科技創新、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和平紅利”得到更大程度釋放。

客觀而言，無論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都在二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秩序及其帶來的“和平紅利”中不同程度獲益，但對“和平”的內涵和意義，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二戰結束之初的國際秩序構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符合美國意愿的“規則”，并反映了美蘇兩大集團的戰略博弈。在隨后的秩序演進中，美國更是憑借自身超強實力長期發揮著主導性作用。

在國際金融和經濟領域，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霸權支柱。1944年，以西方國家為主的44國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小鎮布雷頓森林召開國際金融合作會議，探討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前身），并一致同意確立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始自這次會議的國際組織和相關規定，連同之后建立的關貿總協定，被統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該體系促進了戰后各國經濟復蘇和匯率穩定，有助于世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但同時也確立了美元霸權。

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美國將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和理念，異化為一種選擇性和集團式的安全，通過北約以及其他雙多邊條約協定搭建全球聯盟體系，在為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承諾的同時，也謀求美國自身的“絕對安全”。冷戰期間，“鐵幕”兩側分別以美蘇為首組成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在相互牽制和威懾中形成彼此制衡下的“和平”。1991年冷戰結束，世界進入單極時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亢奮于“歷史的終結”，一方面繼續維持北約和其他政治軍事“小圈子”“小集團”，另一方面試圖在全球推廣西方民主制度和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在政治、軍事等領域占據全球主導地位。

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美國近年來將“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潛臺詞卻是“美國主導下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或者“基于對美國有利的規則的國際秩序”。戰后美國主導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秩序的態勢，也被西方輿論稱為“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2002年，美國小布什政府更是毫不掩飾地將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目標。

根本上源于國際秩序“失序焦慮”

當前，國際上有關戰后世界“和平紅利”正在走向終結的擔憂，本質上源于對現行國際秩序面臨越來越大“失序”風險的焦慮。不過，因對戰后國際秩序的理解和期待不盡相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和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對于如何延續“和平紅利”看法也不一致。

如前所述，美國長期以來將戰后國際秩序視為“美國主導下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試圖在相關國際組織和規則體系中打上“美式霸權”烙印。但在世界格局加速演進之下，美國綜合實力和霸權地位相對下降，對國際秩序的主導能力相應有所下滑。在霸權護持的焦慮中，美國對外戰略和具體言行加速調整，愈發強調“美國優先”，頻繁訴諸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一邊對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難以為繼哀嘆連連，一邊又因對霸權主義和冷戰思維的路徑依賴而事實上加劇現行國際秩序遭受的破壞。

這種對于國際秩序“失序”甚至“終結”“坍塌”的焦慮，在西方世界蔓延。加拿大總理卡尼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稱，“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實質性終結；《2026年慕尼黑安全報告》寫道，戰后國際秩序“正進入被持續削弱甚至主動拆解的階段”；美歐一些政客公開宣揚“二戰后構建起來的舊秩序崩塌了”。在此背景下，有關國際秩序“新與舊”“破與立”的爭論更加熱絡起來。

雖然也感受到國際秩序面臨種種挑戰并因此多有擔憂，但與西方國家普遍的悲觀情緒甚至動輒要對戰后秩序“推倒重來”不同，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深知二戰結束以來80多年的“長和平”來之不易，堅定維護戰后國際秩序并使其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才是正確選擇。

二戰結束以來，在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多邊主義為基石的國際體系、秩序與規則中，南方國家普遍獲益，在總體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實現長足發展，逐漸形成群體性崛起勢頭。雖然現行國際秩序并不完美，但通過加強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現有秩序，才是國際社會唯一正確選擇。世界各國應該做的，不是奉行單邊主義和強權邏輯，那樣只會進一步沖擊現有國際共識和制度框架，而是應該順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歷史大勢，在維護國際法治、遵守國際規則的基礎上，推動國際秩序朝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致力于實現普遍安全和共同發展

歸根結底，當今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有鑒于此，延續世界“和平紅利”，根本出路在于堅定維護聯合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以此筑牢國際秩序根基。在經濟層面，需要堅決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在政治安全層面，需要堅決反對任何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團”，摒棄零和博弈、絕對安全、結盟對抗等陳舊觀念，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

回顧國際關系史不難發現，在17世紀中葉以來國際體系的歷次更迭與演進中，大規模戰爭往往都扮演了“催生婆”角色：歐洲“三十年戰爭”后，1648年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構建起第一個現代國際體系；1815年拿破侖戰爭后簽署的《維也納條約》，使維也納體系應運而生；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人類首次嘗試通過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和集體安全來構建全球秩序；二戰后的《雅爾塔協定》則為現行國際秩序確立了基本框架。

如今，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面臨復雜風險挑戰，但一方面，這不是西方一些輿論鼓噪的所謂戰后秩序“坍塌”“終結”，解決方式也不是拆解破壞和推倒重來，而是通過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增強現有制度和規則的代表性、包容性，使其契合世界格局演變與發展的最新現實。

另一方面，以零和博弈、陣營對抗甚至戰爭沖突“重塑秩序”的老路走不通了。從現實層面來看，當今世界已處于核武器時代，“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成為國際普遍共識。2022年，五核國領導人發表《關于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就特別重申了這一點。從文明發展角度來看，已經進入21世紀的人類也更清醒地認識到，世界亟需摒棄弱肉強食和“叢林法則”，向著合作共贏和命運與共大步邁進。

就此而言，世界要想延續“和平紅利”，就需圍繞維護戰后國際秩序凝聚共識，在此基礎上謀求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動國際秩序變革貢獻中國智慧，為世界注入難能可貴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