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我的治學經(jīng)過

王仲犖

我原籍是浙江余姚人，從小生長在上海，在上海讀的小學、中學、大學。

我讀的學校，都不算好學校，盡管聽了不少名教授的課，但進入我腦子里的，都代表一家之言，學有專長，各有一套治學方法，我不能把它搬過來，我得找出自己應走的路子。

我二十歲前，決定學文科了，當時聽課之余，接觸我國古典文學，也喜歡李商隱、溫庭筠這一流派的詩，要學溫、李的詩，首先要多記典故，世人謂之“獺祭魚”，高誘《呂氏春秋》注里說：“獺，水禽也，取貍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談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我當時向山陰任堇叔先生請教，他教導我先揀擇一部使用典故多而卷數(shù)卻又較少的集子，拿來加以注釋，因此我就選中了《西昆酬唱集》，來加以箋注。

在箋注的過程中，我體會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一口一口地啃，一步一步地走，經(jīng)過不到兩年的時間，終于把《西昆酬唱集》注成，當然那時候年紀輕，涉世閱歷淺，對集中牽涉到歷史事實和作詩本意，都無法領會了解，如果當時急于出書，必然失之膚淺。所以這部《西昆酬唱集注》藏在箱底有數(shù)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臥病家居，開啟舊篋，又把這部稿子拿出來，加以整理補充。經(jīng)過這一次的整理，自己覺得對楊億、劉筠諸人的作詩本意，在某些方面，領會較深。我這部《西昆酬唱集注》是四十多年前寫的，印刷成書卻在四十多年之后。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就印成書，到今天來翻閱，一定看出這條注也錯了，那條注也出了紕漏，現(xiàn)在成書，錯誤的地方雖還難免，究竟少得多了，我這里得到一條經(jīng)驗，年輕的同志，不要太急于出書，良工不示人以璞，一定要雕琢得很完整，才把東西拿出來，供人們批評指正。

拙著《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都是我二十多歲的時候著手搞的，《北周六典》原名《北周職官志》，后來加以擴充，把西魏北周兩朝的典章制度穿插進去，才改名《北周六典》。這兩部稿子開始編寫的時候，也是極不成熟的，我記得抗日戰(zhàn)爭開始，《制言》在上海復刊，向我征稿，不交吧，壓力很大；交吧，不夠成熟。我還是從《北周地理志》材料中加以提煉，稍加組織，寫成了一篇《北周總管府隸州考》，結果挑剔多于贊譽。但對我卻是一種推動力，要求自己把這兩部書進一步的充實，我在一九四八年去北京翻閱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圖書館的南北朝唐初墓志等金石拓片，《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的材料基本收全了，但那時出版條件不具備，只有再繼續(xù)整理，等待出版時機的到來。我有一個特點，每處逆境，遇到不稱心的時候，我的要訣，就是“沉下心來”，整理這兩部書，爬梳材料，加以謄清。和著作接近一點，和外面疏遠一點，心就平靜下來了，寫作也就推進一步了，《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這兩部姊妹作，都累積起來費了五六年的時間和精力，才寫定稿，從初起稿到寫定，前后的距離也有四十多年了。

我現(xiàn)在來講講寫作《北周六典》的經(jīng)過吧！寫《北周六典》，不僅要搜集有關北周的資料，因為北周是仿《周禮》六官的，《周禮》的研究，幸虧有一部孫詒讓的《周禮正義》，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但是《周禮》以外，《左傳》、《國語》等著作，有關周官部分，都得搜集，除了周官以外，北周還采用漢魏官制很多，還得找出它的娘家來，看看四十萬字一部小書，觸及面非常廣，這就不得不投入很多的勞動進去了。

《北周地理志》寫作時，困難更多，當然我主要依靠的是《魏書·地形志》和楊守敬的《隋書地理志考證》，但是魏收寫《魏書》時，是根據(jù)東魏的版圖來寫的，關西的郡縣，只據(jù)孝武帝永熙舊籍，西魏添置的郡縣，一概不錄，資料殘缺太多了，《隋書·地理志》呢？本名《五代史志》，但對梁、陳、周、齊的州郡廢置，還是非常忽略，《北魏·地形志》里記載的北方州郡縣在《隋書·地理志》里消失不見了，在什么時間廢掉的呢？無材料作依據(jù)來加以說明，我還是采用螞蟻啃骨頭的辦法，一個郡一個郡的解決，一個縣一個縣的解決，郡縣次第解決，州也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北周六典》，一九七九年中華書局出版，《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出版，這三部書的出版，實在有點出乎我的意望之外。我平常對孩子說，“要自己掌握命運”。我前后用四十年的時間，時斷時續(xù)，終于把三部書寫定了，我意志終算還堅定，但是否能出版，這是另一回事。我的老友管雄，他早年也寫了很多著作，后來從南京大學調往江西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wèi)兵把他的著作一火燒了，有啥辦法，后來他又回到南京大學，人家說他沒有著作，其實當年在柏溪，他的著作稿子比我和蔣禮鴻都多，只是我們保存了下來，他卻都丟失，火燒咸陽，三月不滅，唉！人真是有幸有不幸。

現(xiàn)在談談我的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吧！

二十四史點校工作，要全面講范圍太大了，我也講不全，只講山東大學主持標點的南朝五史——《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和《南史》吧。當時是這樣分工的，南朝由我們擔任，北朝由武漢大學擔任，武漢大學主持北朝史點校工作的是唐長孺教授，南朝由我負責，當時中華書局內部開玩笑，稱為“南王北唐”，為什么王在前，唐在后呢？一方面，南應在前，北應在后，只有南北史，沒有北南史，另一方面，從聲律方面來講，稱王唐順口，稱唐王不順口，實際唐長孺教授的學問勝犖百倍。

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教師參加點校的有張維華教授、盧振華教授和我。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已出版，對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職官地理，我比較熟悉，所以中華書局指定我點校《宋書》和《南齊書》，也就是說有“志”的史書，叫我負責。張維華教授負責點校《陳書》，《陳書》部頭比較薄，點校完畢，再參加《南史》的點校工作。當時編輯部的計劃，準備將來《南史》點校工作的重任，落在張維華教授的頭上，盧振華教授擔任《梁書》點校工作。《梁書》完成之后，中華書局還要請盧振華教授參加另一書的點校。唐長孺教授和我在會上提議用《冊府元龜》校南北十史，陳援庵先生在會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順利地通過了。我們校了宋本、三朝遞修本、南監(jiān)本、北監(jiān)本、殿本、局本，還采用了張森楷的校記、張元濟的校記，又增加了用《冊府元龜》來參校，盡管標點上還可能會發(fā)現(xiàn)一些小錯誤，校勘的質量卻是較有保證的。

第一次點校工作，從一九六二年冬開始，到一九六六年結束。我點校的《南齊書》和張維華教授點校的《陳書》都已經(jīng)定稿，《梁書》也快結束，六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們由學校電召回校了。

第二次點校工作，是在一九六七年，北京來電話并派人招我們，系里的臨時負責人，說我和張維華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嚴重，不準前去，只準盧振華一人前往，不到幾個月，盧振華也回來了。

第三次點校工作，從一九七一年七月開始，到我一九七六年回來。盧振華教授大腿骨折，臥床不能行動，張維華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個人前去，我和中華書局編輯部商量，把《南史》點校工作委托盧振華教授在濟南進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點校的《宋書》工作，則在北京進行，到一九七五年，《宋書》點校工作基本完成，一九七六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三月末，我因病住進同仁醫(yī)院（當時改名工農兵醫(yī)院），四月五日，天安門爆發(fā)了人民悼念周總理的大會，人心之激動，場面之壯闊，盡管被四人幫鎮(zhèn)壓下去了，但感人已深。我病臥在醫(yī)院里，那么想，有這么多好樣子的人民，中國的政治局面是不會壞下去的，中國是不會亡的。住院近兩月，出院后，又住中華書局兩月，我負責的工作基本結束了，我也就回濟南了。

現(xiàn)在談談拙著《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吧。

我從一九五二年起，在山東大學歷史系擔任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課程，由于我一口南方音，北方同學聽課感到困難，于是開始編寫一部講義，來補救這方面的缺憾。但不盡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開手，寫成《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這一部斷代史。它的上冊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下冊也已經(jīng)定稿，一九六六年將要付排，因“文化大革命”開始，暫時停止排印。

我費了五六年時間，寫成上下冊，上冊的命運，一九六一年七月出版，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就成為放毒的史書，它的壽命只有五歲就天折了，我當時很泄氣。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把我寶貴的青春和精力白白浪費了，真是感慨萬端，決心不再搞它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把這部稿子，放在木箱底里，從沒有去觸動它，由于沒有觸動，所以推崇武周女皇的議論，儒法斗爭等等奇談怪說，沒有傾注到我的著作里來。

一九七六年冬，“四人幫”粉碎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即來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并且出版《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冊，我覺得很為難。因為這部書是在一九五二年著手編寫的，實際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二十五個年頭。在這二十五年之間，歷史學界對有關這段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爭論甚烈，進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著手編寫的舊作，原封不動地重新印出來，勢必大加修訂。于是我征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決意抽出六七年的時間，重新寫定，并決定把原書改寫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寫定了《魏晉南北朝史》交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書就印成出版了。《隋唐五代史》也費了四年半時間，在一九八三年七月寫定，已交給出版社，準備出版。

關于《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寫作宗旨，我已在兩書的《序言》里，詳細加以說明了，這里只講兩個問題。

中國的古史，如《尚書》除《禹貢》篇外，大多是政治史，《左傳》前人名為“相斫書”，當然近乎一種誣蔑，但它專講政治和戰(zhàn)爭經(jīng)過，卻是實情。司馬遷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學家，他寫了很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的列傳，寫得栩栩如生以外，他的八書都是和經(jīng)濟、文化有密切關聯(lián)的，《貨殖列傳》、《游俠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除了文化、經(jīng)濟以外，還介紹了當時的風尚習俗。班固《漢書》的十志，《食貨志》重經(jīng)濟，《地理志》、《溝洫志》重地理沿革也牽涉州郡物產，《藝文志》記錄了文化的積累，《儒林傳》著重學術的傳授，《貨殖傳》、《游俠傳》也繼承了司馬遷《史記》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有所發(fā)展。班、馬的優(yōu)點，就是全面介紹當時社會。不管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都全面介紹，才看到祖國的偉大。我們今天寫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我認為應該繼承我國史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全面地介紹出偉大祖國風貌，不但要把政治史、經(jīng)濟史講清楚，也要把祖國優(yōu)秀的文化，介紹出來。

在解放前，有人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看作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認為它一團漆黑，社會經(jīng)濟停滯不前，我本人也曾受到過這個看法的影響，后來我這個看法改變了。誠然，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jīng)濟占絕對統(tǒng)治地位，貨幣近于廢棄，這是由于封建依附關系的加強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說這個社會的進展就裹足不前了，這個社會的文化就不再向前發(fā)展了。相反，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經(jīng)學思想，哲學思想、宗教思想，史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繪畫、書法、雕塑、音樂、舞蹈、雜伎等等，以及科學技術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拙著《魏晉南北朝史》，文化部分，字數(shù)幾占全書文字的四分之一篇；拙著《隋唐五代史》共一百二十萬字，文化部分，幾達五十萬字。重點寫經(jīng)濟部分，強調農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尤其強調文化的發(fā)展，借此來沖淡政治、軍事方面黑暗面的影響，我想有此必要的，當然由于我的水平低，文化部分內容不但還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代學人研究的成果來作一般性敘述，寫來也浮光掠影，不夠深入，這是應該深自譴責的。

其次，是內容的凈化問題，過去對這方面也注意不夠，造成不良影響。這次改寫，凡是太恐怖、太野蠻的行為，一概不寫，如隋末的朱粲，如唐末的秦權、孫儒，這一類人的暴行，這記述戰(zhàn)爭的經(jīng)過，太恐怖、太野蠻的行動，我都把它略去了。有關黃色的故事，如隋煬帝戲陳夫人等事，也接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責任編輯林燁卿同志提出的有質量的意見，一概從刪，不再提及了。

有人問：“你以后還準備寫哪些書？”我告訴他：“我準備把這些年的另篇論文搜集成個集子，集名《?華山館叢稿》，計劃一年之內編成。此后視我的健康好壞，還預備寫幾部書。生命不息，寫作不止。”

本文原載《文史知識》1985年第9期，第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