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外合作辦學擴容，布局前沿學科；與此同時，低效項目被清理，辦學邏輯正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

文｜《財經》記者 魯偉

編輯 | 朱弢

202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公布了新一輪中外合作辦學審批名單：新批準設立86個合作辦學機構、133個合作辦學項目，其中本科項目100個、碩士項目28個、博士項目5個。

單從數字看，這是近年單次審批量的新高；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多了多少？”，而是“誰在進場、落在哪里、做什么？”

經梳理發現，新一批名單有明顯的“提質”信號：多所“985”高校牽手歐洲名校與港澳地區高校，落子腦機接口、數據科學、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同時，山東、湖北、四川等省份集中獲批，合作方也從傳統的英國進一步延伸到匈牙利、哈薩克斯坦等新伙伴。

整體而言，這不是一次簡單意義上的中外合作辦學擴容，更像是高等教育高水平開放的又一次加速——并且是有布局、有方向的加速。

這一動向早有伏筆。二十屆三中全會已明確“推進高水平教育開放，鼓勵國外高水平理工類大學來華合作辦學”；《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也提出“完善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策略，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2026年6月9日，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司長楊丹在國際教育政策通報會上表示，中國對中外合作辦學始終持支持態度，相關政策“不會急剎車”，審批流程已做到公開、透明、可預期。

楊丹同時透露，正在修訂《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并起草一份關于建立中外合作辦學合作關系的新指導性文件，預計近期出臺。

通報會同時傳達另一信號——下一階段中外合作辦學重心在質量而非規模，社會認可度低、缺乏實際需求的項目將有序退出，準入門檻正在實質性抬高。

這些舉措對每一個剛走出考場、研究志愿手冊的家庭來說，最核心的考量其實是同一個：這些新增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到底值不值得報？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發認為，中外合作辦學要真正發揮價值，“關鍵在于師資、專業設置、課程對接和學費定價多措并舉，最終還要落實到畢業生的就業出口，這才是檢驗質量最直接的標準。”

擴容無疑為學校和家長引入了源頭活水，在這一輪高水平開放的浪潮中，哪些學校能接住這波紅利，哪些考生能夠抓住報考機會？

新增項目有何特點？

此次新增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最突出的亮點是多所“985”高校的密集入場，這在過去相對少見。

具體而言，哈爾濱工業大學牽手法國里昂商學院共建“里昂數據科學學院”，北京理工大學與意大利都靈理工大學聯合設立“北理都靈理工學院”，四川大學與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合作成立“奧克蘭學院”，華南理工大學與意大利都靈理工大學共筑“未來人居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攜手新西蘭梅西大學成立“梅西學院”，天津大學則與香港理工大學在深圳共建“深圳未來技術學院”。

這批頂尖高校動作迅速，獲批后即開啟了實質性辦學進程。以深圳未來技術學院為例，其于2026年5月25日剛獲教育部正式批復，便隨即面向全國19個省市發布當年招生計劃，其開設學科全部錨定未來產業重點領域。

除設立實體機構，“985”高校在項目層面的參與度同樣可觀。統計顯示，在133個獲批項目中，有15個由“985”高校參與，涉及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同濟大學、重慶大學、吉林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多所高校。合作方向廣泛覆蓋商業分析、碳中和、生物醫學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學及數據科學等前沿領域。

綜合機構與項目來看，此次涉及“985”高校的中外合作辦學載體合計超過20個，其整體規格之高，引發關注。

同時，此次擴容呈現出明顯的區域下沉特征。中外合作辦學布局正從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延伸。數據顯示，山東以27個（含10家機構、17個項目）的獲批量領跑全國，湖北以21個緊隨其后，北京（16個）、江蘇（15個）、四川（14個）分列三至五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合作辦學不再局限于一線城市。贛州、湛江等非傳統高教中心城市亦首次躋身名單，顯示出優質教育資源正加速向內陸腹地延伸。

據前述國際教育政策通報會透露，教育部正積極引導海外優質教育資源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特別是面向人口基數大、產業需求旺盛的省份布局。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對引進海外辦學資源表現出熱情，不僅歡迎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辦學機構，更在政策層面為相關合作提供支撐。

丁長發指出，本輪大規模擴容背后存在雙重現實動因：一方面，國際人員流動成本攀升與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提升了學生群體在本土接受國際化教育的意愿；另一方面，面對就業新常態下的升學壓力，中外合作辦學也為學生開辟了更為多元的深造通道。他強調，若要確保這類資源真正惠及地方，關鍵在于嚴把外方師資質量關、精準對接市場需求設置專業，以及將學費調整至更具普惠性的區間。

更為深遠的變化在于，中外合作辦學的學科重心正朝著“高精尖”方向躍遷。過往合作多集中于商科領域，而近年來，隨著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合作重點已轉向前沿硬核理工科。以“985”高校為例，其新增合作項目中超過半數聚焦于人工智能、數據科學、智能制造及高端工程等前沿領域。這種全學段、高層次合作的涌現，不僅豐富了供給結構，更標志著學科布局的實質性躍遷。

從“唯排名”到“重匹配”

中外合作辦學的探索之路，始于40年前的一次破冰之舉。

1986年，中國大陸首家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在南京誕生——南京大學與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聯合成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在當時，這無疑是一次極具前瞻性的教育改革試驗，僅有少數頂尖高校具備試點的資格與底氣。

此后的十余年里，中外合作辦學多以點狀模式在各地零星布局，整體規模有限，尚未形成系統化的制度規范。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03年。這一年，國務院頒布《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首次以專門立法推動其從零散探索邁入規范化發展。在此背景下，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上海紐約大學、昆山杜克大學等一批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相繼落地，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版圖中的“新勢力”。

縱觀這一時期，呈現出鮮明的“英美主導”特征。英國和美國高校憑借其傳統教育優勢，幾乎占據了獨立法人大學的核心位置。

然而，近幾年的合作版圖正在重構，這一點在新獲批的名單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從合作地域看，英國雖仍占據重要地位，但合作方已顯著多元化。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參與度攀升；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首次亮相；俄羅斯、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頻繁亮相；法國、意大利等非英語國家也已入局。

隨地域多元化而來的，是合作邏輯的迭代。

過去，中方高校選擇伙伴往往更看重“世界排名”，QS榜單上的高名次是核心指標；而此次名單顯示，選校標準正從單純的“品牌光環”轉向“需求匹配”。合作對象既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頂尖名校，也不乏意大利設計學院、德國應用技術大學、匈牙利工程強校等專業特色型高校。

這種務實轉向直接體現在學科布局上：與俄羅斯的合作聚焦數學、物理及高端制造基礎學科；與東南亞合作側重電子技術及現代農業；與中東歐合作則鎖定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等前沿工科。

合作層級亦在深化，如齊齊哈爾大學中俄工業技術與設計學院、柳州職業技術大學與白俄羅斯國立技術大學共建聯合學院等實體機構相繼獲批，標志著雙方從短期的課程交換升格為長期的聯合實體辦學。

綜上所述，中外合作辦學已進入“提質增效”的新階段。海外院校若想進入中國市場，不僅需要具備過硬的辦學實力與品牌聲譽，更須精準契合國家戰略方向、區域產業發展與學生實際需求。

據最新統計，截至2026年5月31日，全國本科及以上層次獲批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已突破1700個，合作方覆蓋全球45個國家和地區，涉及海外高校逾1100所，一個更為均衡、多元的全球教育合作新格局已然形成。

“提質增效”新階段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一提到留學，腦海里立刻浮現的就是：學國際課程、出境生活、花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換一張海外文憑。而中外合作辦學提供了另外一種途徑——中國學生不用全程出國（部分項目有短期出境要求），在國內就能接軌國際教育資源。而且入讀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不僅能拿海外學位，還能同時取得國內高校的學歷證書。

不過，面對這種“不出國的留學”，很多人心里還是會糾結，到底值不值得報考？

當前中外合作辦學模式主要采用“國內就讀+海外就讀”的模式，主要分為四種：“4+0”（四年全在國內，課程全面對接外方標準，畢業可獲中外雙學位，最主流）、“3+1”（國內三年，第四年赴海外合作院校學習）、“2+2”（國內兩年，后兩年赴海外合作院校學習）、“1+3”（國內一年，后三年赴海外合作院校學習）。不同模式對應的授課標準、資金門檻與適配人群并不相同。

對于家庭決策而言，選對學校與模式固然重要，但守住“學歷合規性”這條底線才是關鍵。無論招生宣傳如何包裝，“計劃內統招”身份與“中留服認證”資質都是兩項核心準入門檻，這直接關系畢業生未來參加公務員考試及進入體制內重點單位的資格條件。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隱形風險：項目可能中途停辦。

事實上，中外合作辦學正處于“洗牌期”。數據顯示，2025年教育部對3家機構和78個項目作出停止招生處理；2026年初，又有5個機構、229個項目被依法終止。這些被淘汰的項目，大多是因為外方院校投入“放水”、課程體系“水土不服”，甚至是以辦學之名行留學中介之實。

好在法規層面已有“兜底”機制。根據《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終止辦學的機構必須制定詳細的學生安置方案。從實踐來看，絕大多數中方高校會通過退還學費、專業分流、課程延續等方式，保障在讀學生的權益。

一邊是舊項目的關停清理，另一邊是新機構的獲批設立，這“一增一減”表明：中外合作辦學正從“粗放擴張”轉向“精耕細作”。

這在招生端表現得尤為明顯。與那些被淘汰項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頭部院校的“馬太效應”愈發顯著。 以昆山杜克大學為例，2025年該校共收到來自全球144個國家的超過1.1萬份入學申請，申請人數連續三年創下新高，競爭烈度已超越多數海外名校。

楊丹此前撰文稱，著力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改革，構建公開、透明、可持續的審批制度，營造規范、寬松、靈活的辦學氛圍，促進中外合作辦學量質齊升。支持境外高水平理工類大學來華辦學，鼓勵中外雙方共同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和創新培養方式，在中國大地上辦出特色、辦出水平。

丁長發則從人口結構的底層邏輯出發，分析了這股提質浪潮的緊迫性。他提醒，中國高等教育學齡人口將于2032年前后達到峰值，此后將進入下行通道，這意味著高校依賴校區擴建、盲目增設專業的“鋪攤子”時代已一去不返。在即將到來的生源總量見頂的“存量博弈”中，高校單純追求招生規模的擴張將失去意義，唯有構建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生源下滑的背景下立于不敗之地。

丁長發進一步指出，雖然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自身的優質師資與專業設置是基本功，但最終的試金石在于區域就業生態的承載力——東部沿海地區擁有天然的就業蓄水池，而成渝、武漢等中西部中心城市雖也在發力，但區域間的梯度差距客觀存在。因此，中西部的中外合作辦學要想突圍，不能僅停留在引進課程的層面，必須證明自己能在當地的產業土壤中扎下根來，拿出經得起市場檢驗的就業成績單。

責編 | 要琢

題圖來源 | 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