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講述了一位潮汕阿嬤守候南洋丈夫半生，最后發現是陌生女子替夫寫信的感人故事。88歲的潮汕阿嬤葉淑柔，一輩子守著老屋和一箱丈夫鄭木生從南洋寄來的“僑批”（匯款和書信），獨自拉扯大三個孩子。這些歷經滄桑、跨越山海的“僑批”，可謂“紙短情長，伏惟珍重。”由此形成了“僑批熱現象”。

由華僑當年維系家用的“僑批”，使我想到南洋華僑當年對辛亥革命大量的“僑捐”。在辛亥革命全部的革命經費中，有80%來自“僑捐”，而其中南洋的“僑捐”占了60%，彰顯了可貴的愛國精神與永恒的華夏情結。

文丨王琪森

從“僑批”到“僑捐”

▲《給阿嫲的情書》劇照

當年的紅頭船載著無數個青年木生遠赴南洋，至今在南洋街頭的墻壁上還留有阿嬤的話語：“沒吃會想念，吃了會懷念，想吃就來馬馬廣式粥。”由華僑當年維系家用的“僑批”，使我想到南洋華僑當年對辛亥革命大量的“僑捐”。清末民初，全世界華僑近百分之八十在南洋。據統計，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全世界的華僑捐款達到700萬—800萬元，而其中南洋華僑捐款達到500萬—600萬元。孫中山先生曾感慨地講，“慷慨助餉，多為華僑。”從“僑批”到“僑捐”，凸顯了南洋華僑的家國情懷與道義襟懷。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紀念，我來到了位于馬來西亞檳城打銅仔街120號的“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

▲南洋僑批

從馬來西亞檳城網紅的本頭公巷壁畫街出來，那“姐弟共騎自行車”的歡聲笑語還在耳邊回響，隨后走過一條不長的小馬路，就是典型的南洋騎樓老街打銅仔街了。這里綠樹成蔭、蒼翠染衣，不經意間過濾了市井煙火的喧囂，將一處歷史名勝安寧靜謐地隱匿于檳榔嶼的一隅，似封存呵護著往昔歲月珍貴的記憶與熱血命運的敘事。

▲《給阿嫲的情書》劇照

走進兩層高的聯排騎樓長廊，那些斑駁的墻面已褪去了原色，在氤氳的肌理褶皺中，藏魂隱魄里蘊含著南洋百年來的風云際會。這里的120號即是“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是孫中山先生當年領導的同盟會南洋總機關的駐地，系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海外策源地及集中的“僑捐”收納處。紀念館雕花木門的上方懸掛著“莊榮裕”的金匾，雖然歷經百年滄桑，但依然在陽光的映照下泛出了熠熠生輝的光澤，似閃爍著革命先驅者不滅的理想。

▲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

步入前廳，是一堂典雅古樸的鑲螺酸枝木家具及精雕細刻的雕花隔扇木屏，已呈現出溫潤瑩然的包漿。廳堂正上方是“堂開富貴”的橫匾，下面是孫中山手書的“天下為公”橫幅，在長條幾閣上供奉著孫中山先生遺像。遺像的下面是先生的遺囑，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的諄諄教誨，曾激勵著無數革命志士、愛國華僑前赴后繼、不懈奮斗而拋頭顱灑熱血。

前廳四周的墻壁上正在舉辦《孫中山與檳榔嶼（檳城）》圖文展。那些泛黃的照片，將百年前激情燃燒的歲月又展示在了在人們的眼前。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創立了中國同盟會，提出了三民主義。由于清政府謀促日本政府驅逐他，于是，他便把革命中心轉移到華僑眾多的南洋。對于孫中山首次來馬來西亞究竟是1905年還是1906年，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但據我考證及查閱《孫中山年譜長編》，應該是在1906年8月7日，自新加坡抵達馬來西亞吉隆坡。據《南洋與創立民國》一書載，此日先生與“李竹癡、陳楚楠、林義順往吉隆坡青年益智社居住。”第二天早晨就搭船前往檳城，會見了實業家吳世榮及黃金慶，他們對孫中山十分敬佩，一見如故，招待孫在小蘭亭居住。同時成立了檳城同盟會，吳任會長，黃為財政員。《華僑與辛亥革命》一書中曾有記載，“吳君本是檳城的殷戶，人極豪爽，在商界上占有很高的位置。”他們二人在圖文展中均有照片，并稱其為大量捐款，“毀家紓難，傾其所有支持革命。”可見他們是“僑捐”的領頭人。

1907年，孫中山再次來到了檳城，并與胡漢民、黃興等在平章公館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募集“僑捐”，播撒革命的種子。1908年，孫中山又到檳城，在小蘭亭俱樂部發表了“清廷不倒，中國勢必再亡”的著名演說。1909年1月，孫中山在檳城柑子園94號創辦了閱書報社，以推廣與策劃一系列的革命活動與文化宣傳。同年5月，閱書報社搬遷至打銅仔街120號，以商號的名義掩護革命。后來還用“僑捐”在這里創刊了《光華日報》，以筆為刃，宣傳共和，喚醒民眾，團結僑胞，成為影響廣泛的同盟會喉舌。如今，看著這些老照片、老報紙及老刊物，如漫步在時光隧道，還能聞到報紙的墨香與閱讀的書香，匯聚著南洋革命波瀾壯闊的傳奇史詩。

走進前廳，即是灑滿南洋明媚陽光的中庭花園，綠葉扶蘇，鮮花盛開，生機盎然，使人仿佛重又踏入那段難忘的崢嶸歲月。與中庭相連的是后廳，正面的上方掛著“榮新公司”的橫匾，下面是孫中山的畫像。1910年7月19日，遭清政府通緝的孫中山來到檳城，他當時正面臨著險峻的形勢及至暗的時刻。先生決定將同盟會南洋支部總機關搬到這里，以運籌帷幄、奔赴大義，從而使這里成為海外革命的堡壘及“僑捐”的中心。1905年至1910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九次失敗，犧牲了不少忠誠的戰友。這血的慘痛教訓，使他認為這種分散而互不呼應、弱小而不具實力的軍事起義，不能給清王朝以致命的打擊。為此，他曾痛心地講，“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而今應當需要集中全黨力量，做強有力的準備工作，策劃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才有可能撼動清王朝的統治。于是，他電召黃興、胡漢民等來到檳城，“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后一搏。”

1910年11月14日，在中國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檳城會議、史稱庇能會議在這后廳召開。其時，孫中山與黃興、胡漢民、吳世榮、黃金慶等人就黃花崗起義舉行了動員大會。后廳復原了當年的會場情景，一條樸素的長桌圍著幾把簡陋的木椅，靜默地凸顯著當時會議氣氛的凝重。而今佇立在此，依稀能聽到先生當年聲淚俱下、激昂鏗鏘的發言：“海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共肩救國之責任。”盡管此前起義的經費還是一分沒有，但先生那動情的話音剛落下，全場為之動容，有的華僑雖然經濟上也不富裕，需定時“僑批”匯款，但他們在“海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的感召下還是紛紛慷慨解囊，當場籌得八千多元，為起義提供了經濟保障與財力支持。這挾帶著體溫的每一筆“僑捐”義款，傳導了僑胞們心系祖國的憧憬與希望。整個黃花崗起義“僑捐”達到18.7萬港元。館內至今保存著收納起義“僑捐”用的一臺英式老保險箱。

▲館內陳列的當年收納僑捐的保險箱

檳城會議結束后，黃興、胡漢民等分赴新加坡、泰國、印尼、緬甸“僑捐”籌款。孫中山在緊急“僑捐”籌款的信函中真誠而急迫地說，“內地革命風潮亦已普及，軍心民心皆同歸向；加以吾黨久困奇窮，不能稍待……有惟力是視，能籌足十萬元固佳，否則少亦望速速電匯，以應急需，是為至禱。中國興亡，在此一舉，革命軍亦盡此一役也。”此時的打銅仔街120號儼然成了黃花崗起義的指揮中樞，那一筆筆“僑捐”見證了無數“過番謀生”的華僑們，在辛亥革命中慷慨解囊的大義與不屈奮起的壯舉。

1911年4月27日，震驚中外的黃花崗起義爆發了。雖然以72烈士走向刑場而留下血色的記憶，但英雄們驚天地泣鬼神的犧牲，卻直接敲響了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的喪鐘，從而為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孫中山評價黃花崗起義為“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遇抑，不半載而武昌，大革命已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

值得一提的是，黃花崗起義的四分之一烈士來自南洋，其中有四人就是檳城義士。望著這些百年前靜默無語的桌椅，聯想到其中有的烈士也許就是在這里聆聽了先生的發言，捐出了身上所有的錢幣后，即遠行廣州，共赴國難而高舉義旗。

一座中山紀念館，一部南洋辛亥史。雖然檳城這座英雄的騎樓遠在異國他鄉，卻承載了光明與理想的向往，那些志士仁人當年熱血奔赴的赤子之心，無私“僑捐”的奉獻之舉，彰顯了可貴的愛國精神與永恒的華夏情結。辛亥革命史證明，在辛亥革命全部的革命經費中，有80%來自“僑捐”，而其中南洋的“僑捐”占了60%。

▲館內陳列的當年僑捐的賬目

辛亥革命勝利后的1926年，檳城的華商莊長水購得此座騎樓，其外孫女邱思妮是位富有歷史意識與辛亥情結的作家與古跡保護學者。她深知這座騎樓在整個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歷史價值，于1993年啟動立面及屋頂等修復工程，還請來中國閩南泉州的工匠運用彩繪及嵌瓷藝術，重新融入原已破壞的立面，并于2001年由馬來西亞時任首相馬哈迪主持開幕。200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參觀了該館。而這里也是反映孫中山在檳城革命生涯的電影《夜明》的主要取景地，2008年，該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區，讓這段歷史與山海共存，華僑的“僑捐”與日月同輝。

作者介紹

王琪森

學者、作家、書畫篆刻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國家一級文藝編輯。蘭亭書會顧問、上海中國書法院副院長。中華藝術宮（上海美術館）“海上明月—紀念吳昌碩誕辰180周年藝術大展”學術總策劃。

編者按：

本欄目來源于1994年2月8日創刊的《靜安報》副刊《百樂門》。在微信平臺，“百樂門”將以全新形式向讀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換個角度閱讀靜安。投稿可發至：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王琪森

圖片：由作者提供，《給阿嫲的情書》劇照

編輯：施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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