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周純全早早從軍隊一線退居二線，可回溯到1935年的沙窩會議，他卻一躍成為政治局委員，那會兒他的職務還低于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呢，為啥他能躋身核心決策層？他的人生又為啥會經歷這么劇烈的大起大落？

時間回到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順利會師。此時四方面軍剛從川陜蘇區轉戰而來，足足擁兵8萬余人，兵強馬壯底氣十足；而一方面軍歷經湘江血戰、雪山草地的連續磨難，只剩萬余人，隊伍疲憊不堪。

張國燾盯著雙方懸殊的兵力差距，依仗手里的重兵直接向中央要權，提出要增補9位四方面軍干部進入中央政治局，想以此擴大己方在核心決策層的話語權。

中央沒同意他這個過分訴求，最后只敲定增補陳昌浩、周純全兩人為政治局委員。

一來是為了顧全紅一、四方面軍團結的大局，總得給四方面軍留夠核心層的位置，避免雙方因權力分配鬧僵，影響后續行軍。

二來黨指揮槍是根本原則，得讓政工干部進入核心決策層，保證軍隊政治方向不出偏差，周純全長期做政工工作，剛好符合這個需求。

再者就是張國燾的硬推，他一直想擴大四方面軍在核心層的話語權，周純全是他倚重的人，自然要使勁把他往上提。

剛在沙窩會議躋身政治局核心的周純全，成了張國燾最堅定的支持者。他頂著川陜省委書記的名頭，參與批判堅持北上的部隊，當眾表態支持張國燾南下的主張，甚至跟著附和“另立中央”的決定。

那會兒他完全沒顧上之前中央強調的團結大局，一門心思跟著張國燾在川西折騰，想靠著四方面軍的兵力打出一塊新根據地。

可百丈關戰役打砸了，四方面軍死傷過半，再也沒法在川西立足，周純全沒了別的辦法，只能跟著殘部，灰頭土臉地踏上北上的路。

等隊伍抵達陜北，張國燾的路線很快被中央批判，周純全作為曾經的堅定支持者，自然也受到了沖擊。他被調離核心作戰崗位，原本的政治局委員職務名存實亡，再也沒參與過重大軍事決策。

抗戰爆發后，他先是被派到陜北公學當政治部主任，天天圍著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打轉，和之前在四方面軍手握實權的日子完全兩樣。沒過兩年，又被調到抗大第一分校任副校長，跟著分校輾轉到晉東南辦學，操心的全是學員的吃住、課程安排這些瑣碎事，徹底遠離了權力中心。

那些年他很少接觸一線作戰部隊，手里沒了指揮權，身邊也不再是之前圍著他轉的老部下，連參加中央重要會議的機會都少得可憐，就這么在邊緣崗位上耗著，日子平淡得掀不起一點波瀾。

轉眼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周純全迎來轉機。他被重新啟用，擔任四野后勤部部長。跟著四野從東北一路打到華南，負責籌集糧食、彈藥，調度運輸隊伍，為遼沈、平津戰役的幾十萬大軍攢夠補給，南下時還提前籌備好防暑藥品、渡江船只，解決了后勤保障里的不少棘手事兒。

解放后沒幾年，周純全就從軍隊一線退居二線，回望他這輩子，沙窩會議躋身政治局是高光，站錯隊跌進低谷，又靠四野后勤功勞翻身，這起起落落，可不就是個人選擇跟著時代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