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供給過剩、需求不足是現階段中國經濟最突出的結構性矛盾。6月2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6年中期論壇上，與會專家呼吁，從優化儲蓄消費結構、深化稅制改革、轉變政策重心三方面入手，恢復投資與消費活力。

1-5月，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產開發的固定資產投資下降1.2%。今年前5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4%，其中，5月轉為下降0.6%，為2023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中國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再次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務之急是要恢復投資活力，實現投資正增長。”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論壇上說。

他指出，我國長期存在的高儲蓄、低消費的失衡格局是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深層根源。“國民收入分為儲蓄和消費，儲蓄下不來，消費就上不去，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硬約束。”劉世錦說，如果不降低儲蓄率，用老辦法強行增加投資，將會加劇供強需弱的矛盾，把中國經濟引向另一個方面。

劉世錦表示，破解供強需弱格局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優化儲蓄與消費結構，盤活國有資本、倒逼企業分紅，力爭三年內完成儲蓄與消費結構的優化調整。對此，他提出了一系列量化目標，包括全社會儲蓄率降至40%以下、企業儲蓄率降至20%以下，推動全社會消費率提升至60%以上。

“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是提升企業分紅的關鍵路徑。”劉世錦說，當前A股上市國有資本總市值達120萬億元，其中國有持股比例約40%，可劃撥約20萬億國有資本進入社保基金。這一方案操作簡便、落地性強，無需變更國有資本隸屬部門與主管機構，僅需將部分國有資本劃轉形成養老專項基金，通過市場化運營產生的收益用于養老金兌付。從資本市場層面來看，此舉能夠為市場引入大量長期耐心資本，促進資本市場穩定發展。除國企外，還需同步推動民營企業提升分紅水平，全方位盤活企業儲蓄、撬動居民消費增長。

二是深化稅收制度改革，精準調控收入分配，遏制基尼系數攀升，逐步將全國基尼系數降至0.4及以下的合理區間。劉世錦說，從國際經驗來看，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其基尼系數普遍維持在0.3至0.4的水平，這也是我國收入分配優化的核心參考目標。國家統計局最新可得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62。

劉世錦表示，稅制改革的重點是優化個人所得稅，建立財產稅征收體系，從而實現收入分配的合理調控。針對“征稅會打擊高收入群體發展信心”的擔憂，劉世錦認為該影響總體可控。從長期邏輯來看，將部分私人財產納入合法稅源，會倒逼政府強化產權保護力度，通過保護稅源、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稅收調控與市場發展的良性循環。

三是轉變政府宏觀調控重心，聚焦消費側與民生短板建設。劉世錦提出，對政策投入要有明確的量化要求，比如將50%以上的宏觀刺激政策資金，用于破解“供強需弱”結構性問題，重點向中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傾斜。

他指出，聚焦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有三重核心價值：一是有效激活內需，為國內過剩產能拓展市場空間，暢通國內經濟循環；二是讓基層群體充分共享改革開放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公平；三是該群體的消費擴張以教育、醫療等發展型消費為主，本質是人力資本投資，能夠為創新驅動發展夯實人才基礎、提供內生動力。

劉世錦還表示，在消費刺激方式上，短期商品消費補貼效果有限、作用薄弱，長期需聚焦住房、社保兩大民生短板精準發力。當前城鄉資源錯配問題突出，大量農村居民常年在城市務工，卻面臨城市居住條件簡陋、農村住房閑置的困境。對此，需通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切實解決農民工等新市民的住房難題。此舉既能補齊民生保障短板、釋放新市民消費潛力，也能創造真實、可持續的住房需求，推動房地產行業企穩回暖、回歸良性發展軌道。

在當天的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表示，當前宏觀政策邊際效應持續遞減，僅靠財政、貨幣等總量政策難以徹底破解經濟結構性問題，要提升宏觀調控整體效率，核心突破口在于深化微觀層面改革。

楊瑞龍指出，當前經濟復蘇的核心是穩住企業、激活微觀主體。企業穩定才能提振投資意愿，企業投資能夠帶動就業崗位擴容，就業穩定才能實現居民增收，最終撬動消費復蘇、暢通經濟循環。而穩企業的關鍵在于深化市場化改革：一方面，持續深化國企改革，厘清產權邊界、理順政企權責，推動國企完全融入市場化競爭體系；另一方面，大力扶持民營經濟發展，核心是落實產權保護、平等競爭兩大原則，保障國企、民企等各類經營主體享有均等發展機會，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同時，需激活地方政府發展動能。楊瑞龍說，當前多數地方政府面臨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困境，履職任務繁重但財政承壓，導致地方政策多以收縮為主，難以放大中央宏觀調控成效。二十屆三中全會已明確部署財政體制改革，旨在破解地方權責失衡問題，但落地推進節奏偏慢。未來需完善地方政府正向激勵機制，堅持約束與激勵并重，扭轉地方發展被動局面，充分釋放基層治理與政策落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