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的互聯網，“浸豬籠”居然“復活”了？

6月25日，一則獵奇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湖南汨羅街頭，兩名女子和一條黑狗被關進不銹鋼籠子里，掛著“偷人的”紙牌，被人敲鑼開道、推籠游街，引來圍觀拍攝。

視頻的拍攝者，人稱“汨羅偉子哥”，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紅。6月26日，汨羅警方通報：男子何某為博取流量牟利，糾集多人在公共場所多次擺拍低俗場景，已被刑拘，其余參與的8人也被行政拘留。

水落石出，觀者不免情緒復雜：所幸，封建糟粕沒有真的“死而復生”。但有人利用這一博人眼球的情節，精準炮制短視頻劇本，只為了所謂“流量”，更讓人憎惡。

6月26日，汨羅警方發布的通報

人們因“擺拍”而感到被愚弄，不比真實惡性事件造成的影響少。博人眼球的劇情擺拍中，有一類“賣慘博同情”的互聯網表演被運用得最廣。網友們常常用這樣一句話，表達無數次同類事件下，自己被愚弄的心情：如果你的故事都是假的，那我希望它是真的。

這是因為，人們實在無法忍受自己的情緒、注意力，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戲弄”。

偏偏，這類擺拍鬧劇層出不窮。今年5月，視障博主“抱抱盲兔”發布視頻，稱自己在盲道遭電動車撞擊，對方態度惡劣，引起公眾義憤。結果，北京警方通報，此事為自導自演的擺拍，目的是“吸粉牟利”。網友一邊慶幸并沒有視障人士真的遭遇傷害，一邊又對這種行為有無法言說的煩悶。

此次汨羅“鐵籠游街”事件1人被刑拘、8人被行拘，展現了警方嚴厲的治理態度。盡管“游街”是預先構思的表演，但作為一種公開羞辱的“處刑”，在形式上，它已經完成了對女性的人格貶低，乃至對社會道德的沖擊。和通報相比，獵奇、低俗的視頻本身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這引發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對“擺拍”的矯正，只能在“擺拍”發生以后進行嗎？為什么網紅擺拍鬧劇，始終停不下來？

劇本與情緒

“鐵籠游街”的組織者，無疑深諳社會情緒。“浸豬籠”的出格刑罰，加上“懲罰偷情者”的編造情節，牽涉性與暴力，最容易激起大眾的好奇與義憤。

此類博人眼球的擺拍，常利用歷史素材拼接，或?劇本化擺拍視頻?，通過移花接木制造恐慌和憤怒。如今，這一拍攝多個惡劣情節的“偉子哥”賬號已無法在短視頻平臺搜索到。以“偉子哥”為代表的炒作型博主，是敏銳的情緒捕手，知道大眾哪些情緒容易被激發，進而轉化為關注。

這幾乎是所有自媒體“擺拍”的底層規律。從劇作角度分析自媒體博主們的“劇本”，會發現他們的視頻里，每個角色是唱紅臉還是唱黑臉、如何調動情緒，安排得極其明白。

比如，“抱抱盲兔”被撞事件，給大眾展現的劇本類型便是“恃強凌弱”，激起人們對弱者的同情、憐憫，和對蠻橫者的憤怒。

視障博主“抱抱盲兔”發布視頻，稱自己在盲道遭電動車撞擊/圖源：合肥警方

相似的苦情劇本里，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都是被選中的角色重災區。

6月26日，美團官方打假一個名叫“貴州小洪6868”的短視頻創作者。流傳較廣的視頻里，“小洪”穿著標志性的美團騎手服，背著嬰兒奔波，上演“帶娃送外賣”的悲情戲碼。但事實上，“小洪”注冊成為騎手三個月來，累計上線5天、送餐19單，卻更新了15條視頻，開通了櫥窗帶貨功能，還定期直播。

美團賬號發布的打假截圖

“騎手賣慘”劇本的策劃者，利用了這一職業的“刻板印象”。騎手職業的動蕩、不確定性，作為一種社會性隱喻而存在。一個艱難討生活的年輕單身父親，似乎一旦穿上那件騎手服，諸多辛酸立刻“盡在不言中”，視覺沖擊力陡增。

也因此，美團在聲明里“鄭重提醒”，一些企圖操縱流量的“做號黨”和背后MCN機構：不要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當引流道具，不要利用未成年人策劃或編造苦情劇本，也不要誘導“騎手”帶患病子女擺拍賣慘視頻，起號牟利。

“鐵籠游街”則代表另一種劇本類型。先以跌破底線的低俗、獵奇誘發關注，然后沖擊固有的道德秩序感，“怎么還能這樣”？大眾的義憤和對“被害者”的共情，淪為了工具。這是一種對人心的操縱。

“鐵籠游街”視頻截圖

1962年，美國學者丹尼爾·布爾斯廷在電視昌盛的時代，提出“偽事件”理論。“偽事件”是“經過設計而刻意制造出來的新聞”，并非現實里自然發生的，其目的就是為了被報道、傳播，而非事件本身有內在的意義。

“偽事件”的存在，是媒介時代的諷刺。它意味著，“人工劇本”比真實更能得到傳播，也讓傳播生產鏈條上的人獲益。媒介與現實出現顛倒，甚至操縱現實。

擺拍短視頻的生產機制，讓“偽事件”更加大行其道。流量不按照社會貢獻來獎勵人，卻只看點擊率、轉發率等數據。誰有關注度，誰就能變現。許多社會新聞的親歷者，也進行了直播帶貨的“轉型”，更何況本就挖空心思炮制話題的人？

在“擺拍”視頻里，“人”被異化為商品。“鐵籠游街”是假的，但參與劇本的兩名女子“游街”，是真的。即便能從中獲益，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又能剩下幾分？

傳播的悖論

層出不窮的“擺拍”里，我們似乎在經歷一種循環：被“震碎三觀”的畫面擊中，關注、轉發、聲援，結果，事件突然反轉，原來是“擺拍”。始作俑者得到法律的處理，鬧劇平息。

但是，事情就此結束了嗎？

至少對汨羅的“鐵籠游街”來說，“擺拍”的官方定性，遠不足以消弭其負面影響。這件事的惡劣，并不因為“現實沒有發生”而抵消。它恰恰說明，有人為了流量，主動去“復刻”一種已經被現代法治淘汰的、羞辱性懲罰的景觀。

鬧市街頭，敲鑼、游街，把兩名年輕女子和黑狗關在鐵籠里，刻意標明“偷人的”，這些元素，都在堆砌供人觀看的視覺符號。事件里，暴露與圍觀的形式，本身就是構成羞辱性懲罰的核心。在社會性層面，表演既已開場，對于兩個人的剝削已經完成。是否真的存在“懲罰偷情者”的事實，反而退居次位。

這些視覺符號的堆砌固然粗劣、刻意，但恰好符合了短視頻時代的語法——表面的“景觀”凌駕于事實之上，通過碎片化的傳播，得到了更深遠的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即便已知“鐵籠游街”事件屬于“擺拍”，但通過網友的層層討論轉發，兩個女子關在鐵籠里被公開羞辱的形象，反而被擴散、深化。

對汨羅的“鐵籠游街”來說，“擺拍”的官方定性，遠不足以消弭其負面影響/AI創意圖（依一 制圖）

“鐵籠游街”的起因是無中生有的，但當這種表演行為實施后，無數圍觀、拍攝、轉發一擁而上。輿論的反應作為一種事實性存在，是真實的。

這種錯位，也可以解釋“擺拍”的治理為什么如此困難。在算法推薦的機制里，具有沖突性的畫面，天然具有更高的推薦權重。這些劇本，容易激起人們的情緒，得到傳播。“傳播”的行為本身，就在無意制造一種無序。

這導致，“擺拍”視頻的傳播要比通報跑得更快。對于“擺拍”事件的核查，總是發生在事情鬧大以后，而這其中的時間差，給了“擺拍”者寄生利益的空間。

有關部門的打擊案例表明，“擺拍”早已不是網紅個體的失范行為。2025年7月，中央網信辦“清朗”行動將擺拍作為持續性的治理重點。2026年1月以來（截至5月），已經指導平臺清理虛假擺拍等違規短視頻52萬余個，嚴懲違規賬號6.8萬余個。

這個數字，說明了“擺拍”違規的規模之龐大。MCN的產業化運作，已經讓“擺拍”內容生產形成了一套被驗證有效、持續復制的商業模式。“擺拍”治理在力度上日趨嚴厲，但在現行的傳播分發機制下，和始作俑者的策劃生產相比，存在著難解的時間差。

圖源：Unsplash

提出“偽事件”的布爾斯廷曾警告，“偽事件”的泛濫是一種現代文化的退化。它導致人們逐漸滿足于消費“形象”，而非關心“真相”。

生活在電視時代的布爾斯廷或許沒有料到，60年后的信息傳播環境，會讓辨別真偽變得越來越困難。今年5月，北京警方通報了一起典型的造假案例：男子楊某利用AI工具，生成“北京郊區超萬噸垃圾堆放”的信息，形成謠言傳播。AI的加入，讓一切變得更錯綜復雜。

當辨別信息真偽的成本增加，再次刷到新聞事件時，人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是防御：是“擺拍”“起號”的吧？

互聯網寶貴的信任，禁不起一次次的“擺拍”反轉。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速棠

編輯 | 張來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