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王思思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特訓學校從來沒有消失。自2017年，“豫章書院”在全國范圍內曝光后，類似的特訓學校仍舊活躍在教育市場。

在過往的媒體報道中，面對青春期的叛逆孩子，父母管教無果后，會嘗試將其送入軍事化管理的學校進行“改造”。他們認為讓孩子“吃點苦”，便能聽話。

但近些年，所謂的“叛逆孩子”已逐漸向著大齡化發展——不少家長會將自己早已成年的子女送入此類學校。界面新聞已知的特訓學校里最大年齡學員為33歲。他們大多因“失業”“躺平”“不結婚”等原因，被父母認為需要“接受教育”“矯正思想”。

此類學校的慣用方式是以暴力解決問題，且收費高昂，有的半年高達3萬元。多位被送入重慶、廣西等特訓學校的受訪者向界面新聞表示，他們在學校接受的是高強度的體能訓練和體罰。甚至有人遭到教官毆打，落下病根。

長期關注特訓學校學員的志愿者認為，這種暴力管教帶來的只是恐懼和短暫性屈服。他們返回家后，與父母的關系依然緊張，不少人還會患上嚴重的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或其他心理疾病。

冒充身份抓人

在特訓學校，“時間”是個模糊的概念。林暢只能憑借教官的發號施令，推測當前時間節點。早上出了太陽，他和舍友一起整理內務、洗漱，隨后到樓下集合，“空腹跑上十幾圈”。飯后，他們通常練隊列，下午打拳。其中還夾雜著不同的體罰方式，例如數百個深蹲和俯臥撐。

林暢還提到，一次開班會，教官覺得屋里吵鬧，便使出了一個別樣的懲罰措施，“讓大家在1分30秒內按要求穿戴，里面穿一件體能服，再套一件保暖衣，最外面是校服。下身要先穿保暖褲，再穿體能褲。左腳不穿襪子，穿只迷彩鞋，右腳穿襪子，穿拖鞋。左手還要拿個接滿水的水杯，右手握著牙刷。”

這一懲罰，教官來來回回讓大家執行了3遍，之后又要求他們拿著行李箱下樓，“手舉箱子做深蹲”。

還有一些不可預見性的懲罰，例如半夜緊急集合。按照林暢的說法，“集合時，早到的（人）可以回去睡覺，后到的要接受深蹲、鴨子跳等體罰。”

2025年，林暢21歲，他是廣西省百色市人，長期沉迷于網絡游戲。林暢記得很清楚，那年10月18日，他剛剛買完早餐回家。自稱是某執法部門的3位男性突然進到他房間，以“上網的IP異常”為由，要帶他去市里接受調查。林暢跟著他們下樓。

在車上，他先發現行駛路線“不對勁”，后又瞥到駕駛員手機上的聊天對話框中隱約有自己母親的頭像及其發送的定位地址，“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情況了”。

幾個小時后，車子駛進一個偏僻村莊，又拐入幾條小巷，林暢看到帶有“學校”字樣的大門。那是位于廣西省南寧市的一所特訓學校。因已成年，辦理入校手續時，需林暢本人親自簽署協議。“他們騙我說，只要簽了這個合同，想什么時候走都可以。”事實上，每位學員的離校時間均無法由本人決定，而是看父母繳納多長時間的費用。林暢最終在那里共待了4個月，費用大約1.5萬元。

林暢所在學校的價目表，一年收費3.78萬元。受訪者供圖

一位志愿者告訴界面新聞，被送去的孩子大多會在里面待上3個月、6個月，甚至一年或更久的時間。

23歲的余斌與林暢的經歷大致相同，但他并沒有簽署協議。余斌至今都認為，他和弟弟簽署的托管協議為特訓學校偽造。

余斌為重慶人，家住墊江縣永平鎮。2026年2月26日的一個上午，3人冒充網警，先帶走了他的雙胞胎弟弟余哲。后又進到余斌房間，將他從床上搖醒。來人稱，他們是網監大隊，“說我因為信息泄露，要跟他們走一趟。”

余斌對來者的身份有所懷疑，提出“要報警”，但被人率先搶走了手機。一位李姓教官將他從床上薅起，余斌掙扎著想跑，被對方用拳頭砸腦袋，又砸胸口。之后，他們從5樓扭送他下樓。

余斌吼叫著，反復說自己“被綁架了”。二樓一家魚店的老板娘正拎著刀切菜，聽到他的呼喊，轉來目光。“我一直在那兒叫，她愣了一下，兩個教官就把我綁走了。”

一輛白色轎車停在樓下的馬路邊，余斌掙扎著不上車。教官便用車門夾他的雙腿。因拗不過三個人的力氣，余斌還是被塞進那輛車。此時，弟弟余哲已在車上。

向國道駛去的路上，余斌沒有停止呼救。他趁副駕駛位的車窗打開時，沖外面的人群喊叫。依然是李姓教官用拳頭砸向他腦袋，隨后用腿壓住余斌胸部和腹部。“我感覺沒辦法呼吸了，就求饒了。”

兩三個小時后，他們從墊江縣到達重慶市沙坪壩區一所特訓學校。入校后，余斌和弟弟經歷了“被搜身”，當天晚上，他們還被剃了寸頭。

常年與特訓學校受害者打交道的張茂告訴界面新聞，此類學校的慣用招數，就是假冒警察上門，“有的還會直接出示假警官證”。

有教官出示假的警官證。受訪者供圖

張茂和一些志愿者多次做過實驗，將社交賬號頭像和昵稱換成中老年人常用風格，“只需要交個定金，然后我們說個人名，告訴對方那人在哪。這個學校或機構不會要求你出示任何用以核實（家長）身份的證明，直接就上門抓人了。”

需要被“改造”

在那家特訓學校，余斌和弟弟住在同一樓層的不同宿舍。余斌的宿舍有7人，包括他在內共有5位成年人。

睡在余斌上鋪的男子年齡最大，33歲，此前是一家按摩店的老板。因店鋪倒閉，男子長期在家“躺平”，便被父母送進來“改造”。

其他幾個人，也都有著父母眼中“不堪的過去”。22歲的男孩曾在安徽一所大學讀書，因掛科，他沒拿到畢業證。做公務員的父親幫他找了份博物館解說員的工作。但男孩對工作沒有熱情，他經常遲到，最后丟掉了這份工作。

還有一位26歲的男孩為廠二代，同樣因不喜歡工作，被父母送進來“矯正思想”。

跨省被送來的阿龍，為福建人。阿龍在學校曾遭遇過霸凌，還患上了抑郁癥。幾個月前，父母以“去重慶旅游”的名義將阿龍騙至該學校。余斌向界面新聞透露，父母是想讓阿龍在這里“治好抑郁癥”。

但阿龍不適應這個地方，為出去，他“用頭撞墻壁，都撞出血了”。但阿龍只是被短暫地送進當地一家精神病院，之后又被送回該學校。

逃跑的想法，幾乎每個人都有，但學校四周是三四米高的圍墻，上面還有尖銳的防爬刺。林暢告訴界面新聞，他所在的學校曾有一個十多歲的男孩奇跡般地跑出了校門，但很快就被教官抓回。接下來，男孩受到了“示眾”的體罰。他先被打了13棍，然后當著全體學員的面“吃小米辣”。

一位同校女生告訴界面新聞，男孩吞下小米椒后，教官還讓人遞過去一杯水，“但他喝了一口就吐了，表情很痛苦，因為那是燙水。”

長期曝光特訓學校的志愿者張茂表示，這類學校一向貫徹的是“嚴苛的，且完全不科學的軍事訓練”。他所接觸的很多孩子都抱怨過學校的訓練強度，“而且很多人出來后，半月板就不行了，因為做了過量的體能訓練。”

余斌認定這是一種非法拘禁，他一直在嘗試逃離。入校第三天，他得知弟弟被踹傷，要求教官送弟弟看病。但教官反而以余斌“串寢”為由，用馬扎和竹板對他施以暴力。余斌向界面新聞展示的《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分局物證鑒定所》文件顯示，他的右手環指伸肌腱斷裂，被評定為輕微傷。

余斌的傷情鑒定。受訪者供圖

之后的幾天，余斌曾吞下過肥皂、牙膏、紐扣和螺絲釘。他要求學校送他和弟弟回家。

反抗逐漸奏效。第9日，弟弟被送去當地一家醫院做檢查，他被診斷出患有腰椎間盤膨出，且“壓迫神經”。余斌稱，教官因怕擔責，當天就將其弟弟送出學校。

十日后，余斌也在不斷反抗下，得以成功離開該校。

近幾年的一個現象是，被送去特訓學校的成年人在逐步增多，這在該行業已成為一個新趨勢。據張茂了解，有些學校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比例幾乎持平”。

據他多年觀察，上述兩類受害者被送去特訓學校的原因各不相同。張茂稱，未成年人多因厭學被父母送入特訓學校，而成年人占比最高的是失業、不結婚等原因。他還提到近期接觸的一個成年人受害者的案例。一年前，一位男性因被公司裁員回老家生活，“期間他有跑滴滴和送外賣，但就在今年5月，他母親找了教官上門把他抓走了。”

在張茂看來，以上種種跡象，只是社會宏觀問題在個體身上的一種投影。究其本質，“應試教育是導致未成年人被抓進這些機構的主要原因。”

弱肉強食的環境

不少特訓學校的受害者都向界面新聞提到，在那樣的封閉環境下，學員之間存在霸凌現象，“年紀更小或身體有缺陷的人容易受到欺負”。林暢表示，他所在的學校有智商存在問題或經常自言自語的人，這些學員很容易成為被教官或其他學員打罵的對象。

余斌所在的學校，年紀最小的學員8歲，是被爺爺奶奶送來。余斌稱，那位8歲男孩“動不動就被教官踢一腳或用竹板打屁股，年紀比他大的學員也會用腳踢他屁股。”

據余斌介紹，他的學校共分為十幾個“部”，每“部”百余人，整個學校學員千人有余。余斌的直屬教官，就住在他們宿舍。通常兩個宿舍為一個“班”，約20人，歸同一個教官管。此外，教官之下還有助教。余斌表示，“有些助教是關在里面的未成年人，大多染著黃毛或者有紋身。”

在余斌看來，助教只是教官的“工具”。學校經常利用未成年的助教來鎮壓成年人學員，“比如讓他們故意來找茬，然后教官再出來當好人，實際上是為了立威。”

余斌所在班級的助教，是個17歲帶紋身的男孩。他提到，助教的身份讓那位男孩擁有一些特權，可以玩手機，還能讓人幫自己“辦事”。“有的助教吃了飯，讓別人洗碗，有時還讓人幫忙跑腿，去小賣部買東西。”

張茂對此并不陌生，據他透露，一些特訓學校還會設定學員管理制度，掌握最高權力的學員可以決定“今天誰受懲罰”。張茂認為，特訓學校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環境，“暴力的孩子在里面會生活得更好，因為里面本身使用的語言就是‘暴力’。”

界面新聞梳理發現，近些年常見的特訓學校大多含有“勵志教育”“特殊教育”“教育咨詢”“特訓營”“軍事特訓營”等字眼。其地理位置大多在偏遠郊區或村鎮。

這類學校為全封閉式軍事化管理，其簡介中常可看到“3-6個月見證孩子的變化”，承諾可解決孩子沉溺網絡游戲、早戀、叛逆、與家長吵架對抗等問題。

重慶一所特訓學校教官的社交賬號。

在張茂看來，絕大多數把孩子送進特訓學校的家長，“都是比較愛孩子的，他們其實是被學校騙了。”據他介紹，這類學校通常要價不菲，“大部分學校的收費是每半年3萬以上。”一些經濟條件不好的農村父母，甚至會借錢把孩子送進去。

多位志愿者向界面新聞表示，此類學校能長久辦下去，除了基層監管部門的缺位，還在于該行業有著巨大利潤。“不需要什么成本，也沒什么門檻，教官都是退伍的義務兵或社會無業人員。”一位知情者告訴界面新聞，有些學校還會拉攏孩子家長參與投資。據該知情者透露，一所位于重慶的特訓學校，此前在四川省開了分校，“那個分校就是一位家長投資建的。”

崩掉的親子關系

被送進特訓學校前，余斌認為自己過著相對穩定的生活，“能獨立養活自己”。

據余斌表述，其母親患有精神疾病，父親為聽障人士。基于此家庭原因，他和弟弟在讀書期間受到同齡人排擠，“所以我讀到高中，弟弟讀到職高就不讀了。”

輟學后，余斌憑借網上教程自學了修手機技能。他在社交平臺承接各種修理工作，“別人寄過來，我給修好，再給人家寄回去。”每個月，余斌修手機的收入大約有兩三千元。同時，他也喜歡網絡游戲，通過“幫人打游戲”也能賺到一些錢。

因沒有固定工作時間，余斌和弟弟每天睡到自然醒。但這種相對自由的生活狀態，在父親眼里“屬于不務正業”。余斌猜測，父親大約是在短視頻平臺刷到此類學校，才給他和弟弟報了名。

界面新聞拿到的西南醫院江北院區（陸軍第九五八醫院）MR影像報告單顯示，2026年4月16日，余哲被診斷為腦椎間盤變性、脫出，胸腰椎多發許莫氏結節。余斌稱，為治療弟弟的病，他們已花費3萬元左右。“現在他上廁所都需要人幫忙，脊椎上打了4個釘子。”

5月22日，余斌針對自己在特訓學校被毆打一事向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分局報警。最終，涉事李姓教官被處以10天行政拘留的處罰。

余斌收到的立案告知書。受訪者供圖

余斌還提出，他與弟弟作為成年人被一紙偽造的協議關進特訓學校，“屬于非法拘禁”。但當地警方并未對余斌的這一訴求予以立案，“警察說，這件事無法構成非法拘禁，說這是家庭矛盾，是我父親把我們抓進去的。”

豫章書院案的代理律師尚滿慶在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表示，受害者在維權時普遍會面臨舉證難、立案難的問題。“手機、身份證件全被沒收，在里面被限制人身自由，很難留存下全面的證據。”

他認為，要解決此類問題，“亟須通過立法或制定政策規范，在明確和降低報案立案門檻的同時，督促地方司法機關積極主動作為核查機構內的各種隱秘犯罪，切實保護受害者人身權利。”尚滿慶還提到跨地域、跨部門聯合執法的重要性，他說：“只有多地、多部門聯動查處，才能最大程度減少監管的空白區。”

而在志愿者張茂看來，目前最好的一個解法是建立社會共識，“當社會共識建立到一定程度，就會有一些認可這個社會共識的人走到能改變這些事情的位置上。”

日前，四川省教育廳等十五部門聯合印發了《四川省加強未成年人不良行為教育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該《辦法》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不良行為進行教育管理屬于各級人民政府履行未成年人保護職責的范疇，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以夏（冬）令營、特訓營、校外培訓等任何形式或者名義開展未成年人不良行為教育矯治（矯正）類活動。

張茂認為，這已經是官方對此類特訓學校進行打擊的一個階段性成果。他相信這一問題終將得到解決，“只是需要些時間”。

張茂還告訴界面新聞，從特訓學校走出的孩子通常存在著某種共性，“他們幾乎都會患上嚴重的PTSD或其他心理疾病。”他認為，此類學校是在以一種暴力手段在解決“問題孩子”，但“暴力不是教育，暴力帶來的只有恐懼”。

事實上，這些抓人、救人拉鋸戰過后，子女非但沒有得到“治療”，他們與父母的關系也會變得更加糟糕。

余斌和林暢都提到，他們從特訓學校出來后，從未與父母提起此事。他們的家長也默契般地選擇避而不談。但這些受害者知道，他們與父母之間已產生微妙的變化。

一位去年被送進特訓學校的廣西女孩告訴界面新聞，她在被接回家4個月后，與母親發生爭執。那是2026年春節期間的一個下午，母親沖她吼道，“之后我再把你送進去。”女孩既害怕又憤怒，第二天便收拾東西離家出走。

現在，她在廣東一家電視機組裝廠打工，每天7點半上班，9點半下班，“一天要站上十來個小時”。雖然辛苦，但至少自己是安全的。女孩說，她已經把父母和親戚的聯系方式都拉黑，只有一個“站在她這邊”的表姐能與她說得上話。

（林暢、余斌、余哲、阿龍、張茂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