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出分這天一早，閔行公安分局七寶派出所民警劉維平在調解室見到了小何。女孩在派出所住了一晚，此刻正和母親劍拔弩張。她是市重點中學的“學霸”，可考后沒等來放松，等來的卻是母親排得滿滿的面試和培訓。積壓已久的不滿突然爆發，她報了警，毅然留在派出所過夜。

劉維平沒有急著講道理。一個上午，他聽女孩哭訴，也聽母親辯解，讓這對母女把憋了許久的話都說出來。臨近中午，調解室里的火藥味總算淡了些。 “老劉，這起鄰里糾紛還要你出馬。”眼下的調解還沒結果，窗口民警又拿著一張接報回執單走進房間。有“疑難雜癥”就找老劉，似乎早已成為派出所調解工作的日常。

11年前，劉維平從社區調崗至“糾紛調處警組”，已累計調處各類矛盾糾紛5000余起，調解成功率達98%。數據背后，是老劉和同事們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今年，他榮獲“上海市公安局優秀共產黨員”稱號，而群眾一次次的“握手言和”則見證著這份榮譽的含金量。

調解的難在于抓住核心，往往矛盾雙方都被架在“高處”下不來臺，老劉稱自己就負責在關鍵時刻遞上“梯子”。

不久前，一輛網約車右轉時與直行的外賣騎手發生行車糾紛，司機出言不遜，騎手則認定對方“故意撞人”。面對這類“偶發性”的矛盾，老劉從不會站在法律制高點上指責某一方。他了解到騎手先前因“超時”被投訴，這才趕時間沖入轉彎盲區，進而激發了矛盾。找到緣由開展化解，矛盾自然化解。

派出所的矛盾糾紛調解工作是相對復雜困難的，作為一名老黨員，他主動請纓，扛下了這份職責。這些年，他總結出“察言觀色辨四象”工作法，通過傾聽訴求拉近距離，走入矛盾雙方的內心，進而解開當事人的“心結”。許多民警上來就急著用法條來“壓制”雙方，往往適得其反，調解時心里要有本“賬”，依據“法理”，更要顧及“情理”。

就像小何母女。外人看來，是母親“雞娃”過頭，而劉維平聽到的是母親對女兒前途的焦慮，也有孩子對家長缺乏“情緒價值”的控訴。他沒有評判對錯，而是為雙方搭建了一個溝通的平臺。調解結束了，事情還沒完，“后續我還得跟進。”老劉說。身為黨員，不僅要解開眼前這個結，更要為這個家庭系上一根長久的紐帶。

每到值班，他都要兼顧案事件“過濾”的職責，來到所里的群眾總帶著“稀奇古怪”的矛盾，有的是民事糾紛，有的是家庭矛盾，有的則上升到治安處罰的范疇，他們都會先來老劉這里“分揀”，這需要扎實的業務基礎。

“活到老、學到老。”老劉常說，曾經最讓他焦慮的是“業務不熟”，而黨員身份告訴他，應該持續學習、迎難而上。2007年，劉維平從部隊轉業后從警，為了更好適應公安工作，他參加了華東政法大學碩士研修班，兩年全面系統地在法律專業深造，為日后的執法工作夯實基礎。曾有一名當事人的律師評價，老劉擬寫的《治安調解協議》能做到滴水不漏。

除了完備的法律素養，他還自學社會學和心理學，有時還能蹦出諸如“小人畏威不畏德，庸人畏惡不畏善”的古詩詞。同時，他也和年輕人一樣不斷接受網絡上的新鮮事物和詞匯，并非為了“炫技”，而是通過講故事、擺事實的方式，促使雙方冷靜思考后打開自身“格局”，達到各退一步、推動矛盾化解的目的。

“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斷者是自己。”這一觀點是老劉在“家長里短”中不斷學習總結后得出的結論。民警為雙方提供建議，而非作出決定，讓他們自愿讓步達成利益平衡，民警的職責就是為平衡找到最穩固的支點。

為什么需要調解？調解的邊界在哪里？說到底，調解是在做通“人”的工作，而這最考驗一名黨員的耐心、智慧和擔當。

作為分局教官，老劉總會向學員重復一句話：“杜絕‘和稀泥’式調解，讓矛盾雙方心服口服。”調解過程中，民警心里要“門清”，絕不能“為了調解而調解”。

老劉曾調解過一起因“試駕”受傷產生的賠償糾紛。一名女子在購買電瓶車時操作不慎，導致失控摔傷。由于女子剛剛來滬，身上的錢所剩不多，新找到工作又遇到困難，于是情緒崩潰揚言要輕生。

面對女子“讓商家賠償”的無理要求，老劉在了解情況后選擇“自掏腰包”幫助女子渡過難關，而店家見狀也愿意以“捐助”的形式墊付500元醫藥費。 有人覺得老劉“幫過頭”。他卻說：“調解要公平，不能讓無責方承擔‘莫須有’的責任；但群眾有困難，作為黨員就該挺身而出。”既化解了矛盾，又讓身處困境的人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如今，“三所聯動”機制讓更多民事糾紛有了化解的渠道。老劉覺得，調解的本質應該是給社會平息一份戾氣、增加一份和諧，這也是一名黨員應該為基層治理作出的貢獻。

當晚，劉維平撥通了小何母親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好消息，小何取得了高分，正在和家人商量報志愿。聽罷，老劉由衷地為這個家庭感到高興。

從“浪花白”到“藏青藍”，身份變了，守護的初心從未改變。作為一名27年黨齡的老黨員，他始終認為，群眾的每一件小事，都是自己的“緊要事”。一聲“老劉”，就是信任；一次“握手言和”，就是最好的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