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聯邦政府試圖在整個公共服務體系內減少外包，但在技術領域，這一目標正面臨挑戰，承包商支出仍在持續上升。根據聯邦政府的《戰略采購框架》，各部門被要求在整個公共服務體系內降低對承包商的依賴。各機構負責人還需識別哪些核心職能不應外包，并為這些崗位回歸內部設置明確目標。
信息技術臨時人員的實際支出，無論是合同數量還是金額，都在上升。堪培拉時報對澳大利亞政府采購平臺AusTender數據的分析顯示，聯邦政府在信息技術臨時人員上的支出在3年內幾乎增至原來的3倍，從2022—2023財年的約2.89億澳元升至2025—2026財年的8.08億多澳元。
在此期間，外包安排的數量增長超過1.5倍，單項合同數從436份增至1104份。4個財年間，政府共登記了5444份此類外部技術服務與支持合同，總價值超過18.7億澳元。公共服務體系內部的信息與通信技術及數字崗位人數也在增加，從2022年6月的6896人增至2025年12月的9977人，增幅約45%。
自2023年以來，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委員會發布的《公共服務狀況報告》顯示，大多數聯邦機構都存在關鍵技能短缺問題。在這些機構中，數字和信息與通信技術能力不足是最普遍、增長最快的短板之一。報告這一具體短缺的部門占比，從2023年的76%升至2024年的81%，并在2025年達到85%的峰值。
在人員短缺的機構中，接近三分之二缺乏企業與技術架構師，難以管理內部數字化轉型；超過一半的機構則指出，在人工智能模型訓練和開發方面存在嚴重短板。為建立可持續的初級人才輸送渠道、緩解這些缺口，政府最初推出了旗艦項目“數字培訓生計劃”，擬將1000名來自代表性不足群體的候選人安排到技術崗位。這個耗資1400萬澳元的項目源于2022年的就業與技能峰會。
但在2026年預算審查期間的財政委員會會議上，外界獲悉該項目已被取消，因為整個公共服務體系內僅有73人報名。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委員會官員表示，雖然有不少申請者有意參與，但各機構并未提出用人需求，因為它們更專注于招聘現成的專業人才，而不是投入內部資源培養初級員工。財政與公共服務部長凱蒂·加拉格爾表示，這個項目“沒有奏效”。
她說：“這個項目并沒有帶來在各機構中的長期任用。因此你有兩個選擇：要么繼續推進一個似乎無法滿足機構需求的項目，要么重新思考做法，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對2023年至2025年《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公報》的AwardedTenders分析顯示，公開招聘的數字崗位明顯偏向職業中期人才，而且仍高度集中在首都地區。
其中，澳大利亞公共服務6級和執行級1級崗位合計占全部數字類職位空缺的53%，反映出用人需求明顯優先考慮那些能夠立即承擔技術和領導職責的人選。在這些公開招聘崗位中，約五分之四將澳大利亞首都領地列為主要工作地點，盡管該地區僅擁有全國技術人才庫的4.6%。
相關數據還追蹤了為填補關鍵缺口而投放市場的具體專業崗位。數據顯示，網絡安全崗位招聘在6年間增長了8倍，達到每年195個；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崗位空缺則基本停留在每年約40至55個。這種針對職業中期人才的招聘，與數字化轉型局的一項預測同時出現。該機構估計，到2030年，公共服務體系還需要新增8000名數字人才。
這一預測考慮了需求每年約7%的增長率，以及更廣泛的人口結構變化：當前公共部門技術人員中，每5人就有1人接近退休年齡。數字化轉型局首席執行官克里斯·費希納表示，相關工作正在推進，以應對這一缺口，而快速的技術變革并非堪培拉獨有。
費希納說：“在縮小這一缺口方面，已經取得進展。我還想指出，我們討論的問題并非澳大利亞公共服務體系所獨有，而是澳大利亞乃至全球都面臨的情況。”數字化轉型局副首席執行官露西·普爾表示，這項工作正由一項跨機構協同的人力規劃推動，其中包括將數字職業計劃轉入數字化轉型局，以更聚焦內部能力建設。
普爾說，該機構也在跟蹤人工智能等工具將如何改變公共服務體系，使員工能夠轉向“價值更高、戰略性更強的工作”。整體來看，聯邦政府一方面試圖減少技術外包，另一方面又持續面臨數字人才短缺、招聘結構失衡與內部培養受阻的多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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