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大歌劇院官宣，即將于10月17日，與第二十五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攜手啟幕。

上海已經有“大劇院”——上海大劇院自1998年8月27日開幕以來，奠定了中國對于“大劇院”的規制。上海早就有“歌劇院”——脫胎于新安旅行團的上海歌劇院自1956年成立以來，始終占據中國歌劇界的領先地位并在中外歌劇聯合制作的創新機制上一騎絕塵。如今，上海為什么還需要——上海大歌劇院？被業內昵稱為“大歌”的大歌劇院會成為歌劇界、劇場界的新“大哥”嗎？

上海大歌劇院 王凱 攝

答案要分三層。第一層，扎根藝術軟硬件，大致回答“大歌”是否是“大哥”的疑問。第二層，立足上海城市、擁抱中國原創。第三層，探討的是城市建筑如何擁抱市民觀眾，是對“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生動實踐。正如上海大歌劇院的定位，是“世界歌劇的藝術殿堂、中國原創的首演舞臺、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廳”——這三點仿佛是一個同心圓，外延逐漸拓展。上海大歌劇院的創辦宗旨，是十分清晰的9個字：人民性、藝術性、國際性——人民性放在第一，不可撼動。至此，可以看出，上海大歌劇院是讓藝術走近人民的公共審美空間。

上海大歌劇院 王凱 攝

上海大歌劇院毗鄰世博文化公園——多年前，對于上海是否需要世博文化公園都有專家提出質疑。當時還沒進入AI時代，但面對社會發展優先板塊的抉擇時，經濟回報更高的項目總是得到更高票數。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大關鍵要素，二者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投入經濟回報更高的項目的目的之一，就是建設精神文明。公共審美空間，就是精神文明的“容器”——換言之，就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廳”?！按蟾琛备舯诘氖啦┪幕珗@，就是“人民城市的戶外樂園”。

因而，因造型仿佛扇面而被稱之為“中國扇”的上海大歌劇院，并不僅僅聚焦中外頂級歌劇演出，而是一個超級“大劇院”，在2000座紅廳、1200座申廳和1000座鏡廳的三個劇場內，將匯聚所有舞臺表演藝術形式。8月起的內測階段，以及跨年、新春等時節，18家市屬國有院團將帶來各自拿手好戲。京劇院上演《龍鳳呈祥》；昆團帶來精華版《長生殿》；愛樂樂團呈現音樂會版《風流寡婦》；民樂團創新表演音樂會《云之上》等。而在三個劇場之外更廣闊的“大歌”空間內，還將舉行以“go Grand Opera”為主題的藝術教育活動“goGo 踏歌行”，寓意“走進大歌劇院、走近歌劇藝術”，包括歌永言（論壇、講堂等）、放歌游（劇院開放日、導覽等）、弦歌外（演前談、工作坊等）、歌且搖（終身教育、親子活動等）……僅到年底就將開展100場藝術教育分享活動?！按蟾琛边€歡迎從未聽過歌劇的市民游客入場感受藝術的風。

上海大歌劇院 王凱 攝

“歌劇”這個詞兒，不僅僅是指舞臺藝術門類，更因被比喻為“藝術皇冠上的明珠”而成為頂級舞臺藝術品質的代名詞。“首演、唯一、全集、駐演”是自10月17日“開幕日”至12月31日“開幕季”閉幕其間的關鍵詞。開幕日，將上演《上海大歌劇院和她的朋友們》，由余隆、張國勇、許忠擔綱指揮，集結上交、歌劇院、愛樂三大院團，以歌劇GALA的形式，打造30分鐘戶外暖場、10分鐘儀式開篇、80分鐘演出實力展現和15分鐘余韻悠長中送客的沉浸式開幕演出。

此后的開幕季演出更是名家名團薈萃，節目光芒耀眼。蒂勒曼與柏林國家歌劇院歌劇《玫瑰騎士》、威尼斯鳳凰歌劇院新版《托斯卡》、馬林斯基劇院新版《阿依達》將以“亞洲首演”之姿亮相。近年來口碑火爆的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團一口氣帶來《奧涅金》《罪與罰》《安娜·卡列尼娜》等3部劇目形成首個頂尖芭蕾舞團的“駐演”。馬林斯基交響樂團演繹《肖斯塔科維奇交響曲全集》；柏林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演繹《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構成“兩大全集”。美國芭蕾舞劇院《天鵝湖》、楊麗萍舞劇《三星堆》、沈偉現代舞《心境》等構成“上海首演”……

上海大歌劇院 王凱 攝

一座歌劇院的建筑風格及其承載的演出品質，折射的其實是一座城市軟硬實力的總和，或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齊輝的亮度。以上海為入境第一站的海內外游客，在Citywalk過程中通常會選擇去看一場歌劇——迅速在兩小時的夜色里深諳這座城市的歷史人文藝術的成色。審美，是一個人乃至一座城的終極追求。

審美，到了一定階段會因其“稀缺”而“昂貴”。網上音樂會可以吸引數百萬人次同時在線，劇場乃至體育場座位數再多也不會超過5位數。因此，網上看音樂會可以只花費1元錢，但是劇場票價絕不會低于80元。室內劇場格局，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初具規模。這也是伴隨當時科技的突飛猛進，人們對于幾何原理乃至“透視”的理解，運用到藝術繪畫乃至劇院建造的成果。也是因為透視效果，劇場觀眾席里有了位于中軸線的“國王位”。直至1637年2月，第一座向公眾開放的劇院在威尼斯建成。這座名為圣卡西諾的劇院首演劇目就是歌劇《安德洛美達》，標志著觀劇從貴族的獨享藝術娛樂，轉為面向大眾的公共文化活動。

上海大歌劇院 王凱 攝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在其代表作《廣場與高塔》一書中，闡釋了廣場代表的民眾與高塔代表的層級，這兩大組織形式的互動與博弈。誕生于古希臘城邦中的磚石廣場——亦即市民平等交流思想的狀態，抑或當前網民身處“扁平化”的“網絡”廣場，都處在一個橫向的平面上。而高塔則代表層級分明的垂直化組織，如西方貴族的爵位。劇場，其實就是高塔組織結構的“平面”體現，直至1637年才開放兩個組織的“混搭”。而莎士比亞所在的英國倫敦，則以敘事性戲劇為主，故而劇院以半戶外方式搭建，貴族或富豪可以直接買最貴的座位，坐在舞臺上看，平民則還有站票可買。換言之，劇院反映的還是社會生態。

綜上所述，“大歌”遠不止于做“大哥”，而是在構建一種融合高塔與廣場的美好生活新生態，是在構建中國式現代文明社會中劇場關系的新常態，是在為上海、為中國、為我們孕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兼具的城市美學新形態。

原標題：《新民藝評｜朱光：上海為什么需要上海大歌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