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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針對長江流域提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重要指示后，沿江11?。▍^、市）及相關部門協同發力，扎實推進長江生態保護修復與綠色轉型，構建起“法律＋規劃＋方案”的多層次制度體系，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實現重大轉折性變化，干流水質穩定向好，珍稀物種種群恢復，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推進。但從中長期看，長江流域仍面臨水環境改善成效不穩固、水生態保護修復任務艱巨、環境風險突出、產業轉型滯后、協同治理不足等現實挑戰，需要從污染防治、生態保護修復、風險防控、綠色低碳轉型、治理能力現代化五方面著手，長效推進長江大保護。

【關鍵詞】長江流域；水生態環境；水污染；水資源

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橫貫我國東中西部，串聯起眾多生態敏感區與經濟發展帶，不僅是維系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傳承中華優秀文明的核心載體。2016年1月5日,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提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明確要求，為長江生態環境保護與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來，沿江省（區、市）與相關部門凝心聚力、協同攻堅，在生態修復、污染治理、制度建設、綠色轉型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長江流域生態環境發生重大轉折性變化。與此同時，長江流域被納入美麗中國先行區，意味著其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從“達標”向“優質”升級，這對流域統籌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治理（“三水”治理）及綠色低碳發展提出了系統性的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系統梳理長江大保護十年以來的成效，深入剖析其面臨的突出挑戰，探索科學有效的應對策略，對于構建系統性、跨周期的長江生態保護戰略，筑牢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生態屏障，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成效

流域生態系統質量實現歷史性提升

一是水環境質量顯著改善。長江干流連續6年全線穩定達到Ⅱ類水質。國控斷面水質監測數據表明，2025年，長江經濟帶Ⅰ～Ⅲ類水質比例為96.5%，較2015年上升將近30個百分點。長江流域主要江河總磷和氨氮平均濃度較2015年分別下降44.0%和65.5%。重點湖庫治理成效顯著，富營養化狀態得到有效管控，其中太湖總磷、總氮濃度較2015年分別下降22.0%和45.3%；巢湖總磷、總氮濃度較2015年分別下降42.2%和29.7%；滇池總磷、化學需氧量（COD）濃度較2015年分別下降58.7%和42.4%。

二是水生態修復穩步推進，珍稀物種種群止跌回升。自2021年全面實施長江“十年禁漁”以來，2021—2024年，長江流域累計監測到原生魚類344種，較2017—2020年增加36種[1]；號稱“水中大熊貓” 的長江江豚種群數量上升至1426頭，實現歷史性止跌回升[2]；刀鱭時隔30年再次上溯到長江中游江段和洞庭湖區[3]。2023年，生態環境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農業農村部印發《長江流域水生態考核指標評分細則（試行）》，根據該文件，在長江干流、主要支流、重點湖庫的50個水體開展水生態監測評估，實施長江流域水生態考核試點，引導地方加大水生態保護修復力度?！敖啻道肆?、沙鳥得魚閑” 的生態美景在沿江省（區、市）頻頻出現。

三是攻堅任務全面落實，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穩固。自2018年《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行動計劃》印發以來，各部門聚焦關鍵領域，持續開展劣Ⅴ類水體整治、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綠盾”專項行動、“三磷”企業排查整治、“清廢”專項行動、飲用水水源地專項行動、城市黑臭水體整治、省級及以上工業園區污水處理設施整治8個專項行動。2022年，《深入打好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行動方案》印發，聚焦水環境、水生態、水資源、綠色發展四大重點問題深入攻堅。兩期攻堅戰接續實施，清理整治1361座非法碼頭，基本消除沿江地級及以上城市黑臭水體[4]。累計排查長江河湖岸線16萬多km，重要河湖排污口的排查整治率超過90%[5]；長江經濟帶完成1800余座尾礦庫治理[6]，全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生態保護和修復取得扎實成效。

綠色發展成為流域經濟主旋律

一是以制度機制為牽引，推動發展方式轉型。統籌開展長江流域督察和省域督察，將長江經濟帶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納入生態環境警示片拍攝范疇，推動解決一批“兩高”（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上馬、岸線生態破壞等突出問題。指導長江經濟帶共劃定1.7萬余個生態環境管控單元[7]，基本建立生態環境分區管控體系，因地制宜實施“一單元一策略”的精細化管控。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制，基本實現固定污染源排污許可管理全覆蓋，指導地方依法將各環境管理要素納入排污許可管理，推動多污染物協同控制。

二是筑牢保護根基，厚植綠色發展底色。十年來，長江經濟帶地區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國生產總值比重從42.2%提升到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3萬元提高到4.4萬元、增長了91%[8]。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污染物排放量持續削減，2024年長江經濟帶廢水中主要污染物氨氮排放量較2015年減少50.7%[9]。全流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持續提高，2024年，長江流域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當年價）用水量為42.0m3，較2015年下降51.1%[10]。在清潔能源替代方面，2024年長江岸電使用量達1.9億kW·h，同比增長54%，增速連續兩年超過50%[11]。與此同時，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設取得積極進展，重慶市廣陽島、江蘇省南通市五山、安徽省馬鞍山市薛家洼等生態修復項目實現了從“工業銹帶”到“生態秀帶”的轉變，成為熱門旅游景區；江西省撫州市“林權抵押貸款”、浙江省麗水市“兩山合作社”等創新模式，有效推動了生態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化。

長江大保護制度體系日趨完善

一是政策制度不斷完善，依法保護格局形成。“法律＋規劃＋方案”的多層次制度體系為長江大保護提供了制度遵循。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對涉及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30余項行政法規、86項部門規章進行清理，為依法懲治環境污染犯罪提供有力法律保障。深入貫徹《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推動形成以《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為統領，《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等10個專項規劃、實施方案為支撐的“1＋N”規劃政策體系，建立健全長江大保護制度的“四梁八柱”。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將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列為標志性戰役。其后，《深入打好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行動方案》《關于進一步抓實抓好長江大保護工作三年行動計劃》等文件相繼出臺，進一步明確長江大保護各項任務的時間表、路線圖，形成“立法引領、規劃統籌、方案落地”的制度運行機制。

二是協同機制高效運轉，保護合力全面形成。“部門聯動、流域協調、區域協同”的治理機制推動流域一體化保護治理能力持續增強。各部門圍繞長江大保護核心任務精準發力、緊密配合：發展改革部門牽頭抓總，強力推進“4＋1”工程及突出問題整改；自然資源部門完善空間規劃，強化生態紅線管控；科技部門聚焦關鍵技術研發，提供治理支撐；工業和信息化、農業農村部門分別攻堅工業污染退江與農業面源治理；住房和城鄉建設、交通運輸、水利、應急管理及林業和草原等部門協同開展城鄉垃圾清理、航運污染防治、生態流量保障、尾礦庫閉庫及國土綠化等重點任務；三峽集團、國家電網等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深度參與治污設施與綠色岸電建設。設置長江流域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機構，強化重點領域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統籌協調能力。全流域聯防聯控機制全面建立，沿江各?。▍^、市）簽訂14份跨省級流域突發水污染環境事件聯防聯控協議，實現上下游、左右岸協同應急。區域協同實踐亮點紛呈，如川渝銅缽河流域聯防聯治、九江“一江三省四警”聯合執法，長三角及湘粵桂黔滇等區域也簽訂司法協作、執法合作協議。

三是支撐體系全面強化，保障能力全面升級。“資金保障＋科技賦能＋智慧監管”全方位賦能，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顯著提升。在資金保障方面，中央財政持續安排專項資金支持流域水污染防治；通過中央財政引導獎勵等方式，長江流域率先建立并全面推行跨省域生態補償機制，在干流及重要支流推動建立了16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此項工作走在全國前列。在科技賦能方面，踐行生態環境科技創新舉國體制理念，組織實施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聯合研究，建立國內最高水平、規模最大的聯合攻關平臺，創新“1＋X”模式，匯聚全國305家單位5000余名科技人員，開展“科技創新—管理決策—治理實踐”協同攻關，集成研發關鍵技術與裝備200余項，開展66個駐點城市“一市一策”科技幫扶。智慧監管方面，整合衛星遙感、無人機、5G＋物聯網等技術，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水質異?！?4h快速溯源”和智能調度，形成浙江“生態環境大腦”、重慶市“巴渝治水”、上海市“數字孿生河口”等一系列數智化治理典型案例。

長江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挑戰

水環境改善成效有待鞏固深化

在水環境質量方面，長江干流穩定保持Ⅱ類水質壓力較大，湖北省、江蘇省、上海市等江段部分國控斷面月度水質不能穩定達標；主要支流輸入對長江干流總磷貢獻較大，如岷江、沱江存在入江口斷面總磷濃度高于長江干流濃度情況，長江中下游通江支流水質較差。此外，汛期水質下降態勢突出，旱季“藏污納垢”、雨季“零存整取”現象依然比較普遍；長江流域汛期（每年5—9 月）總磷、氨氮等重點污染物超標斷面數量較非汛期平均增加30%～50%，嘉陵江、漢江、沱江等流域呈現顯著的汛期污染特征。在水環境治理方面，長江流域上、中游地區城鎮污水收集效能不高，截至2023年末，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73.6%）[12]。鄉鎮污水處理設施進水濃度低、運行負荷低的問題普遍存在，長效運維機制缺失，部分地區污水處理費長期拖欠，影響治理設施正常運維。洪湖、洞庭湖、鄱陽湖、岷江、沱江等流域農業面源污染突出，規模以下畜禽養殖點多面廣、管控難度大，規模以上水產養殖尾水治理覆蓋度不高、管控力度不足，農田退水未得到有效控制。

水生態保護修復任務依然艱巨

雅礱江、嘉陵江、烏江等流域水電開發強度大，閘壩聯合生態調度覆蓋范圍有限，難以從根本上緩解梯級開發對水生生態系統的累積影響[13]。中下游部分湖泊水生態失衡問題突出，三峽庫區消落帶生態系統脆弱，庫區消落帶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岸坡失穩、塌岸及地質災害頻發等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14]。洪湖、梁子湖、巢湖等湖泊沉水植物生境受損，2005—2024年，長江中下游湖泊水生植被覆蓋率年均萎縮1.4km2[15]。傳統富營養化湖庫（如太湖、巢湖等）水華發生強度有所反彈，2025年巢湖最大水華面積較2024年增加了2.2倍，2025年太湖最大水華面積較2024年增加了1.1倍，長江部分支流（如贛江南昌段）也存在水華情況[16]。洞庭湖、鄱陽湖等通江湖泊生態水位保障困難，受上游梯級水庫調度、閘壩建設及極端天氣影響，湖區出現枯水位降低、枯水期提前等現象。2022年7—8月，長江流域持續高溫少雨，鄱陽湖、洞庭湖水體面積近1個月內縮減約3/4。

水環境風險防控壓力尚未緩解

歷史遺留污染隱患尚未根除，長江上游云南、貴州等省份尾礦庫數量集中，部分尾礦庫依然存在雨污分流不徹底、滲濾液直排外環境等問題。丹江口庫區及上游、湘江、資江、贛江等流域重金屬污染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2023年湖南省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反饋顯示，資江流域銻污染問題依然突出。中下游化工產業累積性環境風險較高，湖北省等沿江地區化工園區雖經“關改搬轉”，但布局性風險猶存，部分園區雨污管網錯接破損、應急設施不完善等問題仍存在。新污染物治理基礎薄弱，長江干流、沱江、洞庭湖、鄱陽湖等河湖新污染物問題逐步顯現，長江水體非靶向篩查共識別出100多種新污染物，涉及殺蟲劑、抗生素、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塑化劑等多種類別[17]。目前，新污染物監測體系尚未建立，監測評價標準和限值控制標準缺乏。

產業綠色轉型升級任務艱巨

沿江?。▍^、市）依托長江黃金水道集中布局能源、化工、冶金等重工業，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優化調整進展相對緩慢，長江經濟帶化工企業多數仍以石化原材料等通用產品為主，精細化工占比不高。沿江省（區、市）在產業準入標準、清潔生產水平、污染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部分行業污染物排放強度依然較高。從污染物排放看，長江經濟帶省（市）排放總量大、管控壓力突出，如2024年石油類排放量占全國比重高達54%（見表1）。水資源供需矛盾與可持續利用問題尚未得到緩解，流域取用水規模大，水資源利用效率較低，與“綠色長江”要求有差距，2024年，流域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為40.7m3，高于全國平均值（24.0m3）；人均、畝均用水量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見表2）。

治理能力仍然存在諸多短板

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在產業準入、污染治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跨界水環境糾紛時有發生。例如，2022年江西省錦江流域（宜豐→高安）與2025年湖南省耒水流域（郴州→耒陽）發生兩起鉈污染事件，均為上游城市工業企業違法排放導致下游城市飲用水水源地遭到污染，反映出上下游、左右岸環境監管聯動還不到位。流域精細化管理缺乏基礎數據支撐，水文、水質、污染源等關鍵數據仍以行政區為主進行管理，未能有效整合至流域維度，難以系統反映全流域生態環境狀況，制約了治理能力的提升。在權益調節方面，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尚不完善，現有的補償實踐多集中于資金補償，在產業扶持、技術援助、人才支持等多元化補償方式方面探索不足，且覆蓋的流域范圍和參與主體有限，難以全面激發上游地區的積極性。

推進長江大保護的策略

加強重點領域污染防治

以岷江等支流為重點開展總磷污染治理，推動長三角地區主要河流總氮源頭防控，探索開展長江干流相關省（區、市）總氮污染聯防聯控聯治。持續推進云南省、湖北省、貴州省、四川省、安徽省、重慶市開展磷石膏庫環境風險隱患排查治理。建立排污口監測數據與斷面水質響應關聯分析機制，實現精準溯源、快速處置。建立農村污水治理“縣域統籌、以效付費”運維機制，解決農村污水處理設施“曬太陽”問題。針對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借鑒“千萬工程”經驗，加快在洪湖、巢湖等流域重點水域及上游重要匯水區建設農田退水收集系統、生態緩沖帶及生態溝渠，構建“生態溝渠—塘系統—緩沖帶”立體防線，促進農田水資源循環利用與氮、磷削減。

持續加大生態保護力度

聚焦流域內重點生態敏感區域，加強三峽庫區、丹江口庫區等關鍵區域消落帶的綜合治理與生態修復，在三峽庫區消落帶推廣耐淹耐旱植被恢復技術，減少水土流失，改善消落區生態環境。加強鄱陽湖、洞庭湖、長江口等重點濕地保護與修復，實施濕地常態化補水，有序退垸還湖，增加沿江蓄滯洪區生態緩沖區面積，提升流域防洪與生態承載能力。加強長江江豚等珍稀物種關鍵棲息地保護與修復，擴大棲息地面積，改善棲息地環境質量。系統評估干支流已建閘壩的累積生態影響，優化流域水利工程聯合調度，有序拆除或改造阻礙魚類洄游的無效小水電及涵洞，提升干流與通江湖泊的連通性。建立禁漁生態效益跟蹤評估體系，科學評估魚類資源自然恢復效果，優化禁漁管理措施，嚴禁違背科學規律的盲目增殖放流。提升極端天氣應對處置能力，完善流域干旱、洪水預警與應急調度預案，加強應急物資儲備和應急隊伍建設。

防范生態環境風險

針對上游川滇黔峽谷區等重點區域，開展地質災害次生生態環境風險全面排查與科學評估，建立風險臺賬，落實防控舉措。聚焦烏江、湘江、漢江等重點支流，深入推進重金屬環境安全隱患排查整治，鞏固提升湘渝黔“錳三角”污染治理成效，針對江西省、四川省等鋰電新能源產業集聚區，開展涉鋰工業廢渣（如鋰渣）環境風險專項排查與處置技術攻關，加快構建新污染物環境風險管控體系，健全風險防控與治理協同機制。開展化工、醫藥等重點行業新污染物排放源篩查與風險評估。開展長江水體抗生素、微塑料、內分泌干擾物等新污染物調查監測，結合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保護需求，制定并動態更新新污染物優先控制清單。強化跨區域、跨部門聯防聯控聯動，完善上游跨界流域突發水污染事件協同防范、應急處置與聯動響應機制，提升流域協同防控效能。

推進產業綠色低碳轉型

以美麗中國先行區建設為戰略牽引，著力破解“重化圍江”歷史難題，依托長江黃金水道，優化沿江重化工業空間布局，引導產業向環境承載力富余的沿海、沿灣及專業園區轉移集聚。通過嚴格落實環境準入與“散亂污”企業退出倒逼機制，推動沿江化工園區向新材料、精細化工等價值鏈高端延伸，在長江上游地區培育動力電池、晶硅光伏等綠色低碳產業集群，在中下游地區打造沿江綠色制造廊道，降低單位產出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如石油類污染物）。結合長江黃金水道綠色高質量發展要求，加快淘汰老舊高污染船舶，依托長江沿線重點港口推廣液化天然氣（LNG）等清潔能源船舶試點，逐步擴大清潔能源船舶應用范圍。

推動流域生態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

推動長江干流建立統一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加快推進一級支流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設，探索“水質對賭”“水量對賭”等補償模式，促進生態補償方式從單一資金補償向產業補償、技術補償、人才補償等多元化補償轉變。完善法治保障體系，加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配套法規、規章，完善流域特色污染物排放標準，細化監管要求。提升治理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整合氣象、水文、環境、航運等各類監測數據，助力完善長江流域“天—空—地—水—工”立體監測網絡。建設長江生態環境智慧決策平臺，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實現風險預警智能化、應急處置高效化、監管執法規范化。實施長江生態環境保護重大科技專項，重點攻關新污染物去除、湖泊藍藻長效控制、生態清淤及底泥資源化利用等關鍵技術。培育“長江哨兵”等公眾參與機制，暢通公眾監督渠道，公開生態環境信息，鼓勵公眾參與長江保護。

作者

徐 敏：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

楊晶晶：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聯合研究中心工程師

殷炳超：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聯合研究中心工程師

巨文慧：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聯合研究中心工程師

續衍雪：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聯合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

韋大明：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聯合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

楊晶晶系本文通訊作者

本文刊載于《環境保護》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