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逸語道破》。今天我們來聊一聊日本與菲律賓在臺灣島東部海域操弄的所謂“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我們不妨從地緣政治，尤其是與海洋權益相關的法律戰、國際法律博弈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背后的意涵。

5月28日，日本與菲律賓在首腦會談后，宣布啟動兩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海洋邊界劃界的正式談判。其公開文件稱，將依據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參照國際司法實踐，以增強地區海洋秩序的法律確定性。而臺灣島內相關部門對此直接表示“樂見且肯定”。與此同時，日本方面還補充說明，日菲之間達成的任何海洋邊界協議，不會對第三方產生法律約束力。

2026年6月1日，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聲稱日菲劃界“不是對第三方的法律約束，在國際法上也沒有任何問題” 共同社

從形式上看，如果你相信了它說的這些鬼話，就會覺得其實沒什么大不了的，無非就是所謂畫一條線：在日菲之間劃定一條等距離線，以此等距離為基礎，在形式上去確定日本和菲律賓之間所謂的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以及海洋資源管轄范圍等技術性問題。但這實際上是一種博弈策略。日菲的做法是把實質性問題包裝、切割、定義為技術性問題，通過這種方式制造法律上的既成事實，為未來的圖謀不軌創造條件。

所以中國方面的反應非常明確：問題的本質在于，日菲擬劃界的海域，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臺灣島以東。所謂的劃界，涉及中國臺灣島，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其所衍生出的問題是中國在該區域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權益問題。如果日菲在排除中國參與的情況下擅自劃界，將為未來剝奪中國在該區域的權益奠定重要法律基礎。這并非意味著劃界后中國的權益會立刻被剝奪，而是一旦日菲達成劃界協議，并且中國未對此作任何表態，便可能構成一種法律上的事實。如此，從形式要件上看，相當于日菲達成一個重大的實質性成果，就是“中國在事實上放棄了對該區域的權益主張”。

屆時如果出現實際紛爭，比如日菲完成劃界后，包括中國臺灣地區在內的中國漁民，進入該區域進行傳統漁場作業時，對方就會以“這屬于我的專屬經濟區，你沒有權利在這捕魚”，用它們的國內法對中國漁民進行管轄。等到這個時候再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爭端，中國就要回答一個問題：你憑什么說這片區域是你的？如果中國以“自古以來”為由，不好意思，日菲不認。為什么？因為它們會認為它們已經把界線劃好了，并且依據的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而且當時中國沒有提出異議。屆時，中國在法理層面就會被徹底惡心到。

因此，中方給予了明確回應。首先，外交部在相關說明中已明確對此作出回應：日菲所劃界的區域位于中國臺灣島以東，依據中國的國內法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中國對該區域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權利。日方和菲方擅自啟動劃界談判并把中國排除在外，此舉嚴重侵犯了中國海洋法的權益，嚴重違反了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及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因此相關談判完全無效。

除外交層面的嚴正聲明外，中國海警執法力量也迅速開展行動。并且，交通運輸部的海上特別執法行動也開赴相關海域，以海上執法行動的實際舉措，行使對這片海域的主權管轄權利。這是基于中國對臺灣島及其衍生的專屬經濟區所享有的行政管轄權，通過海上執法力量的軌跡，清晰宣示了中國對該區域的管轄主張。

交通運輸部臺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和掃測行動示意圖 福建海事局

當然，從地緣政治視角來看，這一舉措顯然不能進行孤立化理解。臺灣島以東海域處于第一島鏈和西太平洋之間，是臺海、琉球群島、呂宋海峽和菲律賓海之間的戰略連接區域。對日本而言，它所謂的西南諸島、與那國島和宮古海峽，都直接瞄向臺海周邊態勢。對菲律賓而言，呂宋島北部的巴丹群島和巴士海峽則與美國在菲律賓的新軍事基地安排密切相關。如果日本和菲律賓在臺灣島以東的海域通過海上劃界協議這一形式，達成一種所謂的雙邊法律框架，還是在國際法上具有硬約束力的協定，客觀上就會讓日本的西南方向、臺灣東部外海及菲律賓北部海域串聯成一條具有戰略意義的海上帶狀空間。這一空間安排會影響到各方力量在該區域的存在，以及中國海警的維權執法行動，乃至人民解放軍艦船和戰機遠海進出時的行動環境。

從中國的角度而言，更敏感的核心在于：菲律賓與日本的這一行為制造了“法律事實先行”的效應。如果放任日菲兩國推進劃界文件談判、發表聯合聲明、簽署協定，并基于這些協定制定技術性文件、繪制海圖、落實漁業安排及海事海警合作，日本與菲律賓在該區域的存在將逐步轉化為實體性存在。即便相關協議聲稱“不約束第三方”，但在事實層面，相關海域可能被納入日菲雙邊合作框架下的海上合作區域，進行系統性經營。而這種建立在法律事實實體化基礎上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會被用于后續的外部敘事、外交表述及國際輿論混淆是非，甚至為日本、美國、菲律賓三方安全合作的介入提供借口。

中方當前的核心舉措，是在打斷這一進程的同時，彰顯中國在該地區的主權。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中國陸地領土延伸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權益，是中國整體海洋權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要開展此類劃界活動并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則需遵循公約第七十四條和第八十三條的規定：相向或相鄰國家間的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劃界，應由相關國家通過協議，在國際法基礎上達成公平解決。因此，任何涉及臺灣島以東海域的劃界，中國都必須作為必要當事方參與其中，絕不能被排除在外；更不存在讓臺灣地區的有心之人跳出來配合，聲稱“歡迎”或“樂見其成”，甚至宣揚“I don't care”。這是嚴肅的國際法理博弈，關乎中國領土主權權益的國際法維護。

從策略角度而言，中國對日本與菲律賓此次動作高度敏感，是有深層原因的。因為它們采用了一種非常惡心的策略，就是先以“僅具形式效力，不影響第三方”為由進行安撫，聲稱“只是隨便談一談”。當然，這與臺灣島內分裂勢力忽悠臺灣民眾的手法如出一轍。然而，即便以最基本的生活常識判斷，也清楚這種所謂的不影響第三方的形式效力，在政治和戰略層面實則具有實質效果。

海洋劃界的直接法律約束力固然僅存在于締約方之間，但一旦將邊界線寫入政府文件并據此采取行動，便會對執法資源調配、科研安全合作等產生導向作用。國際法中的相對效力，無法掩蓋、替代或否定地緣政治層面的外溢效應。簡單來說，日菲兩國試圖通過這種形式化的國際法游戲，制造地緣政治層面的既成事實。

所以中國在這一點上明確表示反對，因為中國十分清楚日本和菲律賓想玩什么把戲。它們可以公開宣傳“并未要求中國接受這一邊界”，但是通過這份說明文件，事實上構建了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臺灣島東部海域秩序，從而影響中國在臺灣島以東海域主張和行使權利的環境。我們正常的執法行動，會被它們誣蔑為“破壞了環境”“入侵其所劃定的專屬經濟區”。一旦這種法律事實形成，再要推翻就會變得非常棘手。

其實，這本質上與2016年菲律賓依據其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的理解，單方面啟動仲裁的法律戰術高度相似。當時菲律賓的做法就是切割并重新包裝爭端，將主權議題與實體議題包裝成為所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與適用的問題。通過這種設計，利用程序和議題設計，繞開了中國在2006年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作出的排除性聲明。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二九八條 聯合國網站

當時中國明確表示，不接受公約第15部分第二節規定的任何程序，用于處理第298條第一款相關類別的爭端，包括海洋邊界劃界爭端、涉及歷史性海域及歷史性所有權的爭端、軍事活動爭端，以及部分與行使主權權利或管轄權有關的執法活動爭端，還有安理會正在行使職能的爭端。結果，相關方就繞開了這些訴求，在合作的情況下，通過這種措辭和法律文字上的游戲，對菲律賓的要求進行所謂的非主權化和非劃界化的解釋，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不具備真正合法性的結果，并且直至今天仍在炒作。

從這個意義上看，2026年的日本和菲律賓在臺灣以東劃界海域的劃界談判，可以視為菲律賓“南海仲裁案”戰術的延伸和變體。兩者的相同之處在于，均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話語體系，強調規則、法律的確定性以及所謂“和平解決爭端”，試圖將涉及中國主權與海洋權益的復雜問題，簡化為看似技術性的所謂海洋法事項。2026年的做法就是通過所謂雙邊劃界，將涉及臺灣島相關海域權利的問題，表述為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邊界的問題。

當然兩者的區別也很重要：2016年菲律賓采取的是訴訟化的法律戰，目的是通過所謂第三方裁決，借助裁決結果制造國際輿論與外交層面的壓力；而2026年采取的是協定化的法律戰，其目的是通過兩國談判和后續邊界文件，先制定雙邊法律框架，然后再把這套框架嵌入兩國海警合作、海洋資源安排和安全合作等領域，通過國家間的協議逐漸形成所謂的海域秩序。在此基礎上，日菲試圖在臺灣島以東海域預設規則，形成繞開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安排。這種法律變體在地緣政治戰略層面更具備擴張性，或者說擴散性。

2026年的協定牽動了日本西南諸島、菲律賓北部呂宋海峽、巴士海峽等第一島鏈關鍵節點和西太平洋的通道。這一協定不僅影響相關海域的海洋資源開發和執法管轄，還可能在危機時期對所謂的軍事行動路線、后勤支援線以及外部力量介入該區域的行動路徑產生影響。

中方對此非常清楚，不但在外交層面進行了嚴正交涉，還通過海警力量在臺灣島以東海域開展執法巡查行動予以回應。6月1日，中國海警在臺灣島以東海域開展執法巡查，這一行動明確表示就是針對日本和菲律賓單方面宣布啟動中國臺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的回應。交通運輸部也組織了專項執法，6月6日，交通運輸部組織福建海事局、廣東海事局、東海航海保障中心、東海救助局在臺灣島東部海域開展了海上交通專項執法和掃測行動。根據新華社的報道，該行動旨在全面履行中國海上行政執法管轄權，增強深遠海巡航執法和重點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維護國家權益，同樣是針對日菲單方面宣布啟動中國臺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的必要行動。6月9日，相關報道指出，上述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中，執法人員對從臺灣島方向駛出的船舶詢問其來源與目的地，在此過程中行使中方管轄權。

6月7日，臺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進行中 新華社

中國海警的行動突出了海上執法維權的屬性，直接指向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而交通運輸部組織的海事專項執法，則突出海上交通秩序維護與行政管轄屬性，通過船舶詢問、通航秩序維護、航海保障、救助力量聯動等方式，將“臺灣島以東海域屬于中國可依法行使行政管轄的海域”這一法理立場轉化為具體執法實踐。兩者中，海警行動具有更顯著的對外維權和海上管控意味，而交通運輸部的專項執法行動則帶有更強的民事行政執法和航運安全管理色彩。兩者相結合，形成了維權、海事監管、航保支撐、救助聯動等多主體協同的海上存在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