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深受大眾歡迎的網紅學者，振臂一呼“中國震撼著世界， 并觸動著全球”，“中國人沒有理由不自信”。

張維為霸氣稱：我們是要給美國人“立規矩”，讓他們習慣我們的強大。張維為還說過，我們要給西方啟蒙，而不是我們的公知要給中國啟蒙。

和張維為的觀點正好相反，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到現在仍然沒有經過真正的啟蒙，啟蒙在中國是一個“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個“夾生飯”。中國人對基本的權利，對自由這些東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也包括對民主的看法。

張維為是政治學者，張維為是經濟學家，這兩人的很多觀點是對立的，不管是啟蒙還是中國模式。

張維為最喜歡講中國模式，明確提出“崛起的中國”“正在重新界定著現代化的含義”，這是“對西方模式的超越”，“實現了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張維迎認為，中國出現了兩種錯誤思潮。第一種思潮認為，改革失敗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都是市場化的惡果。第二種思潮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由于“中國模式”。什么叫“中國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國有企業大。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突然之間發現自己這么重要，“中國模式”的說法流行起來了，開始教訓美國人。

張維迎判定，這兩個思潮都錯了。“改革失敗論”是否定過去的市場化，“中國模式論”是否認未來的市場化。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張維為著重強調中國模式的獨特性；張維迎卻認為，不應該迷信中國模式，“中國發展的方向和原則并沒有任何獨特之處”。

張維迎在北大2017年畢業演講中說，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過去300年發明創造所積累的技術的基礎上，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每一項重要技術和產品，都是別人發明的，不是中國自己發明的，中國只是套利者，不是創新者。從經濟和物質上，中國用3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300年才完成的現代化之路。

“中國模式論”不是張維為的理論創造，在學術界最早是由美國學者雷默提出的。當前學術界對中國模式的爭論還很多，至今為止也沒有形成一種共識。國內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主張，用“中國道路”而不用“中國模式”來概括中國過去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及經驗。

張維為強調中國的特殊性和有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具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和文化內源性，在人類主要知識領域都有自成體系的東西，如政治、哲學、宗教、語言、建筑、文學、美術、音樂、軍事、教育、體育、醫學、飲食等都是這樣。

張維迎正好相反，堅持共同的價值，強調中國不可能孤立進步 。“我們老在強調中國特色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 ?中國所有的進步都是合作導致的進步 。 什么是中國的 ，如果從起源講 ?很少有什么東西是純粹中國的”，“我們沒創造什么新的技術 ?沒創造什么新的管理方式 ?但我們的經濟成為世界第二 ?這就是全球化給我們帶來 的東西。”

張維為和張維迎屬于不同類型的學者，張維為的專業是國際政治，但是學術影響力相對渺小，主要貢獻是在普及大眾上。張維迎是知名經濟學家，其博弈論、產業經濟學、企業理論及有關企業改革方面的理論成果，在學術界、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著廣泛影響，在學術界是個相當的人物。

張維為的主要理論就是提出了文明型國家，張維為認為當代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征，分別為“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遼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簡稱為“四超”“四特”。

歷史學家葛兆光質疑張維為提出的“文明型國家”八大特征，“這八大特征都無法證明中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只能說明現在的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對“天下”的想象——一個烏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張維為的文明國家八大特征用在大清朝也很適合，完全不能解釋中國為什么發展到今天而強大？

張維為和張維迎的區別在于有沒有人文主義思想？

張維為的思想依舊停留在儒家上面，說什么過去2000多年大都是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主導。張維為不知道“陽儒陰法”是大一統的本質，光靠儒家是不可能一統天下的。

哈佛學者麥克法夸曾經說過，儒家文明的崛起，會對西方文明提出全面的挑戰。張維為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在題為《在全球比較中看“中國模式”》的演講中指出：“我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中國人善于學習和超越，這跟儒家的傳統有關，三人行必有我師，西方則是三人行我必為師，故步自封得厲害。”張維為是言必稱儒家啊。

新儒家要去拯救西方和人類，張維為則是要給西方啟蒙，本質是一樣的。

張維為不懂人文主義，更沒有思想深度。

張維迎卻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始終認為征服世界時思想的力量比利劍更強大。張維迎認為，我們之所以是人，是因為我們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啟蒙就是要認識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動物不一樣就是有自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有有了自由，我們才活得有尊嚴。

張維為認為，“人心向背”和“選賢任能”這兩個理念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

張維迎卻認為，儒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儒家沒有民主的制度架構，所以儒家提出來的社會秩序和理想制度，還是寄希望于“圣君賢相”，但這是不可靠的。儒家一直沒有找到制約君主的“倚天劍”。

早在1902年，梁啟超和許多現代啟蒙思想家就提出“新中國”的概念，所謂“新中國”即現代中國，以示與傳統的“舊中國”之決裂。

年輕的毛澤東很早就熟讀梁啟超和其他啟蒙學者的著作，立志改造社會，不做迂腐的學者。晚年毛澤東就給德國的施密特說過，自己世界觀的形成歸功于這四個人，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海克爾。

毛澤東的成功無疑證明，沒有人文主義，沒有啟蒙思想，就沒有中國革命的成功。當年無數熱血青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民主的精神鼓舞下，走上救國救民之路。

張維為批評西方中心論，為提高中國話語權而發聲，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你不能抱著三寸金蓮甘之如飴自以為是戰勝世界的秘密武器，你這是在嘲諷中國百年來的革命史。張維為應該好好讀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就知道自己多荒謬可笑。

所以張維迎堅持認為啟蒙還沒有結束，強調理念的力量，“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場，才能為我們的改革創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張維為津津樂道于傳統的良政善治， 他忘了鄧小平說的，“好的制度能讓壞人干不了壞事;不好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

張維迎一針見血，“人類需要有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可以避免因為少數人的無知或無恥導致社會的災難。目前來看，這個制度就是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就是民主。”

張維迎指出，學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眾投票的辦法評價誰是真正的學者。那些號稱自己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學者，實際上是最不獨立的學者，是典型的投機分子，是被學術界所不齒的。

有人說過，“人民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犧牲品。”

張維為還是張維迎，你相信誰？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