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漢口，我們經常驕傲地稱之為“東方芝加哥”。但這個稱呼是誰提出來的，是中國人，是英美人，還是日本人？是出于何種目的提出？大家卻很少探究。

最近翻看一些漢口的舊書籍，我發現了這個源頭，其提出者居然是當年漢口日本領事館領事。

上個世紀初，日俄戰爭后，在日本有一本書剛剛出版，即引起了日本有關部門的注意，那就是《中國中部事情·漢口》。這本書的作者是水野幸吉，1873年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隨后不久，即進入日本外交界。1901年，調任日本駐芝罘領事館領事，被譽為日本華北外交三杰。期間，他傳遞相關情況，配合日軍旅大登陸有功，被授予旭日章。

1905年9月，日俄戰爭后調任漢口領事館領事，在漢口廣泛勘察，寫下了《漢口》一書。1907年底，又調任日本駐紐約總領事館領事。1911年，再度來華，擔任日本駐中國公使館一等書記官。

明治四十年（1907）5月，在闡述寫作《漢口》一書緣由時，水野幸吉自述道，“對各方材料收集已一年有半，但由于公務繁雜，一直未得閑暇付諸于筆。是指京漢鐵路開通、長江航運日益發達，對于漢口之將來，常稱為本邦人不覺于口之話題。為此，日益感到撰寫此書之迫切和必要。正值此時，筆者患病，不得不回國養疴……在熱海之濱、箱根山中，違背醫囑，終成此書。”

也就是說，一條鐵路通南北、一條大河通東西使得漢口地位日趨重要，而日本國人重視之，是敏于洞察時勢的水野幸吉抓緊時間寫作的最大動機。當然，其前期一年半的資料搜集是寫作的基礎。而且，資料來源途徑亦是多樣，如領事館報告、清朝海關、通商匯撰及一些西洋書籍，可知日人情報搜集的嚴謹性（除了日本領事館，漢口“樂善堂”與“同文書院”也是著名的日本涉華情報機構）。

同時，此書并無多少文學性語言，而是完全以數據支撐的涉及漢口各個行業的調查報告，這甚至要超越清朝相關籠統性數據統計（令清代乃至后代奉行“假大空”原則的官員們汗顏）。畢竟要想對抗敵人，就要做到比對方自己還要了解對方，但從資料搜集角度來講，水野幸吉可以說做到了這一點。

正是在這本書中，水野幸吉第一次提出了“東方芝加哥”的概念。他寫道，“與武昌、漢陽鼎立之漢口者，貿易年額一億三千萬兩，夙超天津，近凌廣東，今也位于清國要港之二，將近而摩上海之壘，使觀察者艷稱為東方之芝加哥。”的確如此，不僅僅是水野幸吉這樣稱呼漢口，英國人所著的《海關十年報告》中對漢口也發出這一稱謂。

水野幸吉調查與夸贊大漢口之目的，并非像大唐時代的日本留學生傾慕華夏的美好，而是有著自己的動機。日俄戰爭，也被稱為零次世界大戰，東方小國首次擊敗西方強國，日本從俄國人手中取得了對中國東北的控制權，這是日本人繼甲午戰爭后的又一次“勝利”。他主張日本應進一步擴張，明治四十年（1907）他寫道，“值此之際，長驅直入、以圖擴大利權之范圍，乃是自不待言之事……滿洲只是支那問題之局部，并非全局。其最大且尚未完全解決的清國問題乃是爭奪中國腹地即揚子江流域的利權之問題。此對于帝國最終解決中國事情，宿命性地占有極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他認為，“漢口乃長江之眼目，清國之中樞，制中國中部于死命之地，由此，帝國必須要染指于此、經營于此；此乃帝國不可回避之使命。”

可以說，水野幸吉是將漢口視作日本軍國主義砧板上的“一塊肥肉”，是必須要奪取的。

事實上，在《漢口》一書即將出版前，水野幸吉已然推動實踐了他的設想，即擴大了日本在漢口的租界。1907年2月9日，江漢關監督桑寶與水野幸吉簽定了《日本添拓漢口租界條約》、《擴張漢口日本居留地決定書》），將日租界下移150丈，新增面積376.25畝，漢口日租界總面積擴大了一倍多，達到了622.75畝。兩年（水野幸吉已離開漢口）后，日本開始在漢口租界大規模建設，沿江修建了三菱碼頭、海軍碼頭、福安碼頭、日信碼頭，并按日本樣式建設市街，先后建成中街（勝利街一段）、山崎街（山海關路）、成忠街（張自忠路）、平和街（今中山大道一段）等。

后來日本侵華戰爭的路線，也印證了水野幸吉的說法，在淞滬會戰后，日本即開辟了第二戰場，即沿著長江逆流而上，從揚子江兩岸進軍武漢，引發了正面戰場規模最大的武漢會戰。但出乎日人意料的是，占據中國之“眼目”后，中國人并沒有放棄抵抗，反而將日軍拖入了持久戰，進入了蔣中正和蔣廷黻預演的“圈套”，由南而北改為了由東而西，繼而固守大西南，等待良機，正面與敵后戰場相互配合，最終贏得了抗戰勝利。而此時，著有《漢口》一書的水野幸吉早在1914年5月去世。

可以說，《漢口》與“東方芝加哥”是一個舊時代的記錄，也是我們可以此來警惕自我而不是爆出諸如“指鼠為鴨”等奇怪現狀要世人笑掉大牙。（舒懷）#頭條文章養成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