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雖乘車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車揖；
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君當下。
——晉·周處《風土記》

1926年，時年30歲的戴春風，入學黃埔軍校第六期，自改其名為“戴笠”。

此后20年間，這個名字逐漸成為了使人聞之色變的存在。

戴笠，被稱為“蔣介石的佩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的人物”，就連羅斯福都曾向蔣介石提起，希望能夠見一見這位“中國的希姆萊”。

1946年，戴笠墜機而亡，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說道：“戴笠之死，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蔣介石敗走臺灣之后，亦曾在日記中留下如此哀嘆：“若雨農不死，不至失大陸。”

能使周總理、蔣介石的看法幾相一致，戴笠的能力不容小覷。

真實的戴笠，究竟又是怎樣一個人？

戴笠與母親

戴笠四歲喪父，其父戴士富，曾任衢州府衙巡警。

戴笠之母藍月喜，出身富貴，為浙江省江山縣貴族藍氏家族后代。

戴笠七歲的時候，母親將他送去了私塾，交由先生教讀《四書》，開始習作。

戴笠十一歲，在母親的教導與鼓勵下，他進入了當地的小學。

藍月喜有著顯赫家世，即便丈夫已故，她也下定決心，要拉扯戴笠成人成才，要使這個逐漸衰落的家庭，繼續維持著溫雅的外表。

藍月喜教導戴笠，希望他努力攻讀，希望他養成忠孝之心，同時也提醒他不要重蹈覆轍，不要像父親那樣做一個衙門巡警，只能軟弱地對上司們俯首貼耳。

故而，戴笠對母親極為尊重，事母甚孝。

即便日后戴笠成為了一個令人膽寒的人物，藍月喜也能在三言兩語之間，就能將他的怒火壓制住。

戴笠常對手下人說，要他們向他的母親學習，學習如何管理各類繁雜事務。

每當戴笠情緒失控，將手下人當做奴仆一樣虐待時，只要藍月喜出面勸說，他便立刻安靜下來。

戴笠的一眾心腹，亦知戴笠與其母感情深厚，在藍月喜面前也是畢恭畢敬。

1946年戴笠飛機失事，沒有人敢把這個事情告訴藍月喜，毛人鳳謊稱戴笠只是出國談判，并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模仿戴笠的語氣向藍月喜發電報祝賀，營造出戴笠尚在人間的假象。

故而，藍月喜自始至終不知戴笠已死的真相。

聰明與惡習

戴笠是聰明的，自少年時代起便看得出來。

當然，如此人物若是不聰明，也混不到日后的地位與聲望。

1909年，戴笠進入縣立文溪高小，并很快成為學校里宣傳衛生、提倡進步、反對裹小腳、反對大煙的“青年會”第一骨干。

1913年，戴笠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績，從文溪高小畢業。

1914年，戴笠考取浙江省一中，聰明的他得到了老師的賞識，同學們亦對他頗為喜歡。

但在不久之后，戴笠因偷竊而被開除，年近20歲的他，先是在杭州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時間，然后回到老家。

此時的戴笠，已染上了嗜賭的惡習。

為了贏錢，頭腦靈活的戴笠學會了在洗牌的時候“出千”，但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出千”被抓之后，戴笠被人打得鼻青臉腫，為了保命只能偷點東西賣錢，湊足路費跑路到杭州，并于杭州報名加入浙江陸軍一師。

從軍之后的戴笠依然嗜賭，常于夜間休息之后，翻越圍墻柵欄溜出兵營，到外邊與地痞流氓們打牌。

戴笠贏多輸少，但他并不吝嗇，贏回的錢財多用于請戰友們吃喝、與地痞流氓們結交。

被戴笠“出千”坑慘了的地痞們，不僅不自知，反覺受了戴笠好處，久而久之關系愈佳，又將他介紹給了青幫。

1921年，戴笠通過青幫的關系，離開杭州去往上海，并結識了黃金榮。

有了這些關系，在張嘯林、劉志陸、向海潛、唐紹武、范紹增等人橫行上海的年代，戴笠左右逢源，混得頗為風生水起。

這段經歷，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日后的人生鋪平了一些道路。

漂泊與發跡

與一般的地痞流氓有所不同，戴笠頗為注重個人形象。

盡管剛到上海時，戴笠是靠著表弟張冠夫的供養過生活的，甚至有一段時間，他就是睡在張冠夫夫婦床邊的地板上。

但正所謂“頭可斷發型不可亂”，戴笠每晚都會洗干凈他唯一的一套西服，夜間晾干了第二天又能穿上，因而在別人眼里，戴笠很是得體。

張冠夫每日去商務印書館上班，戴笠則是經常光顧上海小東門的十六鋪。

彼時的十六鋪，是個混亂的商業地帶，而顯赫一時的杜月笙，就是從這里混出來的。

戴笠在十六鋪混得小有名氣，杜月笙對其頗為賞識，但也僅此而已，至多只是點頭之交，兩人真正成為結拜兄弟，得是到了戴笠發跡之后。

在上海的日子，由于“打流”，戴笠時常回鄉躲避。

1922年，戴笠設法在仙霞鄉搞到了“學務委員”的職位。

1924年，戴笠在保安村建立了以地主力量組成的“團兵隊”，主要以“清鄉”為目的，打擊地方土匪，戴笠是其中的主力打手。

不得不說，戴笠身上有一股狠勁，他時常自告奮勇，在漆黑的夜里親自帶隊爬越荊棘叢生的山坡尋匪。

由于“團兵隊”參加江浙戰爭，襲擊了孟昭月的部隊，但其力量自然不足與正規軍相抗衡，權衡利弊之后的戴笠又再離開老家。

1926年，戴笠入學黃埔軍校第六期。

1927年開始，戴笠開始從事情報工作。

戴笠沒有任何軍職，屬于“編外情報員”，每天自主搜集情報，然后向負責情報工作的侍從室高參胡靖安傳遞消息。

最開始的時候，戴笠搜集的情報質量極低，一是不了解高層的意圖，找不對方向；二是缺乏經費，甚至還需要找母親借錢；三是缺乏經驗，搞的大多都是社會花邊新聞。

故而，初時的戴笠并不起眼。

但不得不說，有的人天生就是在某一方面有天賦，就如戴笠之于情報，他進步得極快。

寧漢合流之后，蔣介石遇到嚴重政治危機，決定加強情報工作，以便隨時掌握新桂系及各方反蔣勢力的動向，以及嫡系部隊諸多將領的忠誠情況。

1927年7月，蔣介石授意成立密查組，委派胡靖安為組長，這是最早的一個準特務組織。

經胡靖安推薦，戴笠迎來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在密查組，戴笠很快脫穎而出，他的情報不僅來的多，而且來得快，并且質量高，基本每隔兩三天就有一份新材料呈上。

為了獲取蔣介石的賞識，戴笠開始動起了心思。

每每有較為重要的情報，戴笠都想方設法親自送到蔣介石的手中，希望能夠引起蔣介石的注意。

為此，戴笠時常守候在司令部或是官邸門口，每當看到蔣介石的汽車出現，戴笠遠遠敬禮，然后快步上前，雙手將情報遞呈。

戴笠這樣的小手段，不經過常規的傳遞手續，屬于越級上送。

戴笠的小心思，自然也是瞞不過蔣介石這樣的老江湖，因而起初蔣介石對其并不感冒，覺得戴笠是個企圖一步登天、沽名釣譽之徒罷了。

但耐不住戴笠老是這么恭敬有禮啊，關鍵是他的情報還很有用。

蔣介石對于戴笠的精神給予了贊許，逐漸對其上了些心，關注了起來。

尤其是“二次北伐”之時，戴笠自山東潛入，經濟南、保定、天津、北平等，一路北上，利用舊軍閥們重江湖義氣、缺乏政治頭腦、愛貪小便宜等特點，搜集到了大量的極具價值的情報，使得蔣介石對其頗為器重。

經營與上位

然，此時的戴笠是很苦逼的。

為什么？

因為他沒地位，蔣介石雖是器重他的能力，但他的工作仍是苦差。

按戴笠的回憶，他稱這段日子為“跑單干”，通俗點說就是“情報個體戶”。

他的能力足以單干，但他經常不能及時將情報送達，或是說經常被別人搶功。

由于地位太低，別說是面見蔣介石，就是蔣介石的官邸與辦公室，他都是沒法進去的。

再加上，蔣介石身邊的許多侍從與將官大多都是黃埔一、二、三期的，資歷擺在那里，他這個六期未畢業的不入流，都要時常被那些警衛、司機、勤務等，戲稱“小鱉三又來了”。

由于經常“攔車”，戴笠時常都會挨揍，被蔣介石的侍從們打了很多次。

為了鋪路，戴笠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去經營關系。

很多時候，戴笠都是口袋空空，錢財要么是被蔣介石的隨從們大敲竹杠，要么是他自己豁了出去用以巴結。

戴笠精通人情世故之道，每每與人交往，必先對其全面了解，掌握他們的家庭、社會關系、個人經歷、作風嗜好、弱點隱私等等，然后根據需要有的放矢。

譬如遇到山東籍的，戴笠就喜歡以“二哥”稱呼，因為按當時的社會風俗，山東大漢較為喜歡以武松武二郎“二哥”自居。

譬如每每到了侍從室，戴笠都以“老哥”、“老兄”等尊稱以示尊敬，逢年過節時更是不忘給蔣介石、宋子文等人的身邊隨從送禮，上至副官秘書，下至男仆女傭，都會送到。

久而久之，在戴笠的刻意經營下，他與蔣介石身邊的人關系有所緩解，也沒太多人再去過分刁難他。

戴笠在南京的時候，每天清晨出去，時常半夜三更回家，然后連夜將各類情報進行整理，并請同為黃埔六期的同學徐亮用正楷字謄寫，經自己校閱之后定稿，然后睡個囫圇覺，天剛亮即往官邸送情報。

風霜雨雪，日日如此，窮則徒步前往，囊中寬裕也會租個車。

由于戴笠的情報價值高，加上長期地堅持，蔣介石特意召見了他，在仔細詢問工作之后，又給他寫了“艱苦卓絕”四個字作為贈言。

蔣介石對侍從毛慶祥說：“你向警衛人員打個招呼，今后若是戴笠來見我，必須盡快通報，不得拖延。倘若確有緊急情報，可帶他隨時晉見。”

自此，戴笠總算是看到了眼前的一片光明。

1932年，蔣介石籌備成立復興社。

在整個復興社的組織架構中，蔣介石最重視的是特務處長，這是復興社的核心職位。

人事安排上，在鄧文儀、鄭介民等六個候選人中，蔣介石最終選擇了資歷較低的戴笠，這個選擇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鏡。

當然，蔣介石有自己的考量。

由于戴笠在黃埔系中資歷淺，在政治上難以形成新勢力，從而對蔣介石構不成威脅。

這也就意味著，除了完全效忠于蔣介石之外，戴笠這個特務處長幾乎別無出路。

同時，為防止特務在政治上坐大，蔣介石另外采取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可給大權，不給高位”，因而戴笠自此之后十幾年，干來干去也不過是個軍統局的副局長，少將軍銜直到1945年才給予公布。

但不可否認的是，戴笠已經上位了。

掌權與行事

事實上，我們從戴笠的發跡史與上位史，就很輕易看得出來，此人極為工于心計。

對蔣介石的心理、性格，戴笠研究得極為精細入微，這也是他十余年縱橫不倒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特務是個涉及到暗殺、分化、勾結等方面的工作，很必要，也很臟。

既然是涉及到臟活，蔣介石自然也是諱莫如深，是不可能通過手令等公文形式進行安排的，以免授人口實。

因而，戴笠在許多涉及政治的話題上，就從來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頭報告。

對于蔣介石的諸多指示，戴笠就是強行心記、腦記，也基本不作任何筆錄。

在給軍統局傳達指令的時候，戴笠說得最多的，就是“奉諭”兩個字，至于奉誰的“諭”，他從不作解釋，大家心知肚明就行，反正就是不能留下痕跡。

如此做法，自然深得蔣介石的贊許。

久而久之，戴笠所掌的權柄，自然也是越來越大，同時不排除他有借刀殺人式的“奉諭”，黑的白的就是靠著一張嘴說，難保他不會以此清除政敵。

由于干的大多都是臟活，戴笠自然也是深知其中風險。

伴君如伴虎，自古名言啊！

軍統的勢力越來越大，戴笠每有空閑時也會開始讀書，由秘書周念行給他講解《史記》、《資治通鑒》等史書。

每每說到皇帝誅殺寵臣，或是提及武則天誅殺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時，戴笠總會憂心忡忡地說道：“將來如不死在共軍手里，也早晚死在委員長手里。”

為了籠絡人心，使得日后多條退路，戴笠對人出手極闊，包括手下大大小小的特務。

但凡被接見的手下，戴笠都會贈予他們現金，或多或少都有，全憑戴笠與他們談話時候的心情而定，給的最少的，至少也相當于一名少校軍官兩個月的薪餉。

當然，作為軍統的當家人，戴笠對于手下的管理也是極為嚴苛。

籠絡歸籠絡，罵起來也是絲毫不留情面，并且態度極為粗暴，手段甚是殘忍，有的特務甚至受不了戴笠的痛罵而自裁。

譬如曾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的王克全，因為其保管的100支左輪手槍被日軍炸毀，使得戴笠大發雷霆，在電話中就是一頓痛罵，王克全在掛了電話之后開槍自殺。

戴笠的性情難以捉摸，有時頗顯平和，有時滿臉殺機，令人捉摸不透，令人不寒而栗。

戴笠喜歡豪宅，公開的不公開的，包括重慶、上海、武漢、天津等多個大中城市，都有他的各類公館。

共計多少個，大抵除了親信秘書王漢光之外，就連戴笠本人也說不清楚。

同時，戴笠極愛洗澡，每日早晚都要洗，有時甚至是中午也要洗，因而其公館內的洗澡間，裝修極為講究。

沈醉于成都金河街公館，替戴笠解決了洗澡間的一副腳踏板，戴笠極為高興，一下子就將沈醉破格提升為軍統最年輕的少將處長。

此外，戴笠喜飲酒，并且酒量極大，茅臺、白蘭地之類，每次可飲兩瓶左右。

在對待女人方面，戴笠極有手段，花錢甚是慷慨，送的東西都考慮得很是仔細，戒指鉆石、內衣內褲，送得極為妥帖。

由于有極嚴重的鼻炎，長年流鼻涕，戴笠時常在很多重要場合斯文盡失，因而他身上有兩樣東西是必備的，一個是灑滿香水的手帕，一個是從美國進口的洗鼻工具。

出于安全考慮，戴笠從不輕易照相，不管是哪個訓練班的畢業典禮，也都不準合影，不準有同學錄，戴笠也從不會把照片送人，故而許多沒有見過戴笠本人的大小特務，即便擦肩而過也都不認識他。

1940年，華北日本特務機關發布通告，宣稱緝獲戴笠者即賞二十萬元，通風報信而緝獲戴笠者即賞五萬元，然而沒有照片，誰都說不出戴笠長什么樣，這也使得日本特務機關極為惱火郁悶。

忠仆與崩盤

說到對蔣介石的忠誠，縱觀整個國民黨內部，罕有如戴笠者。

在戰爭年代，特工變節、見異思遷的極多，但即便是在抗日最為渺茫之際，抑或是蔣介石處于最危難之時，戴笠對其的忠誠也未有動搖過。

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有兩次下野之虞，然在眾人都取觀望態度之際，戴笠從南京乘機往西安救駕。

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遺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查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因而也有人說，蔣介石有三大命根子，其一是經濟上的孔祥熙，其二是外交上的宋美齡，其三是內務上的戴笠。

可以說，戴笠不是什么好人。

但從能力上講，戴笠絕對是個干才。

在抗戰這一點上，戴笠也沒有汪精衛那樣的軟骨。

淞滬抗戰前夕，國民黨在南京的一次會議上，戴笠很堅定地說，這是一定要打的：“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

這一句話，后來也成為了軍統的經典論調。

1944年，軍統進入了鼎盛時期，其共有內外勤共709個單位，擁有電臺569座，工作人員超過五萬余人，這還不包括由軍統直接領導的、龐大的特務武裝，以及那些由軍統所控制的外圍組織。

而隨著抗戰勝利，戴笠的巨大能量，也已引起了國際上的廣泛關注，美國陸軍、海軍的兩大特工系統，甚至還因此展開激烈爭奪，爭奪與戴笠的特工技術合作權。

然到了此刻，戴笠“尾大不掉”又或是“難以遏制”的危害也已完全展現出來。

1946年3月，在重慶的一次會議上，國民黨諸多派系，紛紛擯棄前嫌聯合起來，幾乎形成了一個反對特務的統一戰線，向戴笠開戰，喊出了“打倒特務”的口號。

而蔣介石對此的態度，也是頗為認同的。

這次大會的最后一天，戴笠幾乎是被“十二道金牌”的方式，被催著從平津一帶起身趕回重慶。

飛機途徑南京上空時失事，機上人員無一幸免，一代“特工之王”命歸黃泉。

戴笠這一死，軍統四分五裂。

戴笠所留下的龐大家業，短時間內十去八九，其下屬的中美合作所、“忠義救國軍”等20余萬眾，在失去絕對的主心骨之后，也只余待人宰割、整編重組的份。

不出一個月，“忠義救國軍”被杜聿明、陳誠等整編為交警總隊。

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自此脫離，自領全國警察總署。

軍統的崩盤，幾乎可稱之為“樹倒猢猻散”。

如何評價戴笠

戴笠此人，向來極具爭議。

一者，此人心狠手辣，殺人如麻。

二者，也有人形容他是大節不虧，抵御外辱。

因而在戴笠死后，章士釗為其寫下：

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
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評。

僅以能力來講，戴笠是個絕對的干才。

正如周總理所說的：“戴笠之死，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盡管在搞情報這一塊，戴笠并不是那個時代的No.1。